中美日经济走向和亚洲的未来

郑磊 原创 | 2011-05-17 06:18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郑磊

如果资本流只能带来超过生产能力的消费,那么,这个经济就已经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英】琼·罗宾逊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中,国家整体经济实力是决定性因素。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彻底摘下了穷国的帽子,成为经济大国和全球主要消费市场,从单一国家排名看,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成为第二大经济实体。中国和美国成为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经过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政治与经济秩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必将对中美两国政府决策产生深远影响。

 

美国经济的病灶

经济结构失衡,并非只是中国才有。作为世界经济第一强的美国,也存在这个问题,而且非常严重。有分析师将美国经济的特点归纳为失衡、收入不足、负债过度、储蓄缺失和易生泡沫(斯蒂芬·罗奇,2010)。美国经济的病症表现为以金融为主体的虚拟经济过度扩张和过度消费,对应表现为虚拟经济规模与实体经济不对称、储蓄和投资与消费不对称的矛盾。消费占经济增长总量的70%以上,糟糕的是,这部分消费并不是出自居民储蓄,在2004-2007年间国内储蓄率仅为GDP1%,而是来自财产泡沫的增值和国际信贷,换言之,美国经济多年来的增长实际是建立在资产价格泡沫和成为世界第一债务国的基础之上的。严重的经常账户赤字、国内储蓄率极度低下、创纪录的家庭负债比例早已无法支持美国的消费狂潮,正是美元独大的惯性维系着这种没有坚实基础的经济扩张。

罗奇指出,美国政府未能及早认识到资产市场和实体经济错配的现状,导致了糟糕透顶的政策失误。因此,当2000年股市泡沫破灭时,美国进入了衰退;而当2007年次贷危机引发了资产泡沫破灭时,美国掉下了悬崖。与此同时,美国的国力和国家信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损害,无力支撑超过10万亿美元的联邦债务,面临货币贬值和经济陷入滞胀的危险。美国就像被娇惯坏了的孩子,只知道一味索取,而全世界都在顺着她的愿望,自我膨胀到极点,必然破灭。美国每年至少需要8000亿美元的外资(相当于每个工作日需要30亿美元),而亚洲正是充当着“溺爱”美国的那位“长者”。好在美国人不信奉“阴谋论”,否则也会得出亚洲是在图谋美国的基础上崛起的结论。任何事物都会遵循“物极必反,盛极必衰”的规律,美国也逃脱不掉这种宿命。只有改变依靠借贷而非国民储蓄的过度消费的增长模式,才是走出困境的唯一可行出路。

回顾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历次经济复苏中的产业变化,在以往的经济复苏首先应体现在工业生产,在典型的复苏阶段,工业生产增速在前两年往往应该达到15%左右。而在美国标榜进入“信息经济时代”以后,每次经济调整和复苏都是以商业和金融业为主,被视为传统经济推动力的工业生产几乎没有任何变化。如1998年以来美国丧失了300万个工作岗位,在2001年初互联网泡沫后的复苏中,被裁掉的工作岗位达到240万个,高收入的生产制造业岗位正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低收入为主的消费行业。根据美国劳动署的统计数据,自2001年底开始,工作岗位的减少主要发生在制造业、批发业、电信业、IT业和航空服务业,其中制造业占了近80%;增加的工作岗位主要是在健康护理和社会救助、临时家政服务、住宿和食品服务、政府公务员、建筑业、商业银行和房地产,其中第一项占比高达60%左右。

高科技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可能被人为夸大了,如2002年第一季度到2003年第三季度,销售收入3903亿美元,名义增长率高达49%,但如去除通货膨胀影响,实际增长仅23%左右。美国经济分析署(BEA)已经宣布不再公布按通货膨胀率调整后的计算机行业投资数据。而按照“美国收入和产品账户”(NIPA)口径计算,则企业利润超过了万亿美元,其中最大一块来自金融业。如果将金融业的收入剔除,1997年实体经济的利润额为5047亿美元,而到了2001年税前利润仅有3337亿美元,降幅超过三分之一。尽管2003NIPA缓慢增长,企业利润依旧停滞不前。制造业的企业利润和10前相比几乎没有任何增长,收益主要来自零售贸易。以上数据说明,美国的制造业升级和转型,在销售额、就业和已实现利润等方面贡献甚少。

美国经济近20年的总体表现是制造业生产的日趋下滑和支出的不断扩张。美国国民收入表现为收入驱动型支出大幅下跌,而负债驱动型支出急剧上涨。次贷危机爆发前,住房价格不断上涨,住宅的消费者实际上是用大量借款来补偿其收入的下降。不仅美国人在借债消费,美国政府也如此,而这正是高度全球化的世界经济和美元垄断地位带来的结果,美国不断印着代表IOU(我欠你)借据的“绿背钞票”,购买世界各国的商品用于消费,全世界为美国提供债务融资,利润主要来自信贷而非真正的财富创造过程,即使没有金融危机这样的突发事件,美国的双赤字也无法永久支撑这样的经济模式,泡沫最终会被吹爆[1]

如果说虚拟经济的增长等同于虚拟的增长,这显然过度贬损了美国经济的基体。但是,美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出现的制造业与金融业发展比例失衡现象,现在已经到了必须回调的时刻。认识到了制造业仍是国民财富创造和偿还国外债务的收入来源,以及虚拟经济无法替代实体经济,两者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协调发展,美国政府所应采取的对策只有一个,那就是重建和夯实实体经济基础。这一政策的出发点必然是从找回制造业的就业机会开始,美国无需为选择贸易保护主义寻找更多的理由。无论谁主政,都不得不采取相应对策,当然,民主党政府更倾向于采取更强力的举措。

美国要想重新回头,说来容易做起难。消费是一种社会习惯和文化,转变相对缓慢。要让在华尔街赚惯了快钱的资本转向实业投资,必须对过热的金融市场适当加以抑制,这一过程必然损害美元的信用基础,美国处于骑虎难下的困局。事实上,在过去的8年中,美元总体上呈贬值趋势。美元作为二战后的国际硬通货,已经走过了其生命周期最辉煌的顶峰。在全球化世界里,自由流通的货币的汇率根本上取决于该国的政治和经济实力以及国际影响力。这是一条隐藏在古典经济学理论背后的简单道理。回顾国际贸易结算和储备货币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信用货币从英镑变为美元,也是美国实力取代英国这一过程的必然产物。从每一个较短的时间间隔来看,美元的波动起伏会是明显的,并不会轻易被取代,但是,相对和持续的贬值必然是常态。欧盟作为第二大经济体,欧元和美元之间的博弈和此生彼落的角力将会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国际货币体系逐渐出现多个全球性寡头和地区性强势货币并存的局面,英镑、日元、澳元等属于后者,而随着人民币的逐渐国际化,也将加入这一行列。在亚洲是否会出现区域性国际货币,暂时还不具备条件。

金融危机之后,美元贬值将不仅仅是美国国力转弱的原因造成,也是美国经济必然的应激性反应,美国需要弱美元以减低外债压力、提高出口竞争力,未来仍需要印钞票创造更大的流动性,刺激经济活力,给自己恢复和振兴经济留出时间和空间。表面上看,酿成这一危机的导火索是金融体系的脆弱、华尔街的贪婪和过度投机,实质上是美国经济结构中存在的严重不平衡和高风险。支撑美国巨额消费和赤字的根基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实体经济已经被虚拟经济取代,后者的规模远大于前者,虚拟经济中存在过多不可控制的风险因素,一旦被引爆,由于缺乏实体经济的支撑,产生的连锁反应必然使国家经济陷入困局。这种打击是致命性的,尽管美国既往的软硬实力雄厚,内伤仍无法避免。中国有句俗语“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美国固然不至于一夜衰落,但独霸全球已经是昨日旧事了。

日本需要重建

在国人眼中,20世纪后半叶的日本是富裕进步的经济超级大国,这个印象是中国改革开放前十年的印象,日本曾是中国学习赶超战略的榜样。实际上,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一直被看做是发展成功的典范,经济增长的楷模。世人给予日本民族“勤奋、好学”的评价,日本制造具有“高效率、高质量”的口碑。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已不再是以前的那个积极进取的国家了。

日本曾经落后于中国,先是向中国学习农业和封建政治制度,明治维新启动了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浪潮,在二战前已经完成了工业化,成为和欧美并立的列强之一。二战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以日新月异、一日千里,赶上并迅速超过其它国家而吸引着世界的目光。人们在关注传统教育和文化如何使日本一跃成为一个成功的,甚或是世界上是最成功而典范的现代化国家。

日本的经济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达到顶峰,之后经历了近20年的停滞。即使今天,日本仍没有回到发展的正轨。学界将日本的衰落归咎于迫使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其实这只是主因之一,日本从社会文化形态和经济制度层面,都蕴藏着深刻的危机,并在各种外因的推动下演变成如今的状况。

日本的开放缺乏坚实的社会文化基础。日本仍归属于儒文化圈,从根本上讲,讲究的是等级、集中控制和内敛而不是开放、自由和外向。日本二战后的高速发展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即依附于美国冷战政策,在援助和支持下,依靠官僚体制取得的经济成就。这种经济体制与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差别甚远,即使在高速增长的六、七十年代[2],仍没有建成机制良好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在企业结构和公司治理上通过关联持股、产融结合形成了复杂纠葛不清的利益关系。政府、官员、财阀三位一体既促成了冷战时代高效率建设的需要,也形成了腐败的社会基础,最终成为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阻力。日本式的市场经济无法走出自己的路,当经济总量达到与欧美并驾齐驱的时候,也就失去了学习的榜样和前进的动力。在七十年代美国放弃金本位之后,日元升值以及之后的两次石油危机,日本经济的脆弱已经露出了苗头,日美贸易冲突不断激化,在美国的胁迫和操纵下,最终陷入了泥沼。

        日本的体制性问题以及缺乏新的学习榜样,造成了社会和经济发展进入了一段漫长的相对迟滞阶段。相信日本最近几年在反思并采取了一些刺激经济增长的措施。但是,日本的重新崛起,恐怕需要的是重造而不是小修小补。日本近期受到强震影响,可能由此进入地震和火山多发时期,有人认为日本在沉重的财政赤字压迫下,重建将更加恶化这一状况,很难再度赶上中国。这一判断可能言之过早。毋庸讳言的是,日本的财政赤字势必继续恶化,但从另一方面看,日本确实需要打破在经济和社会层面形成的束缚,震后重建有可能产生足够强的应激反应,至少在短期,为日本经济注入活力。我们也许能够看到,跌落在灾难中的日本再一次重新爬起的情形。但在宏观经济层面上讲,日本已经不再和中国站在同一竞争层面上了。

信息时代的全球化是双刃剑

除了消费文化造成了国民低储蓄率之外,全球化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发达国家作为全球化的鼓吹者,终于尝到了苦头。进入信息时代的全球化带来的冲击出人意料。一个世纪前的全球化还只是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而本轮全球化则不仅包括了实体商品的交易,同时也囊括了知识型员工提供的服务,是实体经济与知识经济的融合。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并没有遵循比较优势的贸易理论不断提升而是在下降,同时,制造业的雇员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例也降到10%-15%,而在此期间,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却提升了一倍。罗奇对此现象的解释很有新意,他提出了“全球劳动力套利”的概念。

公众已经接受了世界正在逐渐变平的看法,全球化降低了横在各国之间的物理界限和门槛,资金、商品的流动几乎没有障碍,而传统上认为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力流动是比较困难的,在信息时代似乎也变得不再那么难了。根据理查德·佛里德曼的测算中国、印度和前苏联国家为全球经济注入了约15亿新兴劳动力,这个数字基本相当于世界其他国家现有劳动力的总和。这使得发达国家的企业通过将生产链转移到这些低成本国家而得以提升利润率并降低成本。更糟糕的是,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在转向服务业为主的过程中,也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狙击”。如今,服务业的跨境贸易热火朝天,借助互联网和通信技术,很多知识型的服务可以由较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通过在线方式提供,进一步降低了西方白领员工的收入和工资水平。这就是罗奇所指的“劳动力套利”的实质,劳动力通过网络管道实现了流动,这和服务业本身的特点不无关系。在扩大就业与增加实际工资的双重压力下,富裕国家越来越感受到了全球化带来的威胁。这种看似已经失控了的全球化进程也并非全是害处,西方企业借此获得了更大的利润,但是这部分财富并没有得到很平均的分配,因此,西方企业是受惠者,而劳动者阶层并未受益,因此也加剧了其贫富分化程度。

罗奇归纳本轮全球化的三大关键点是在融资模式、涉及范围和发展速度,这三方面的差异表现为以信息技术为动力的全球化则甚增长力对于全球贸易的推动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任何多边贸易协议所起的作用。任何一国都很难借助贸易保护政策达到从根本上改善贸易赤字的目的。

日本值得中国借鉴

与日本相比,中国也取得了辉煌的经济成就。现在也有“中国模式”的说法,而且随着欧美经济受到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中国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似乎变得更有吸引力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和日本在起飞阶段有何异同。中国经济引擎主要是两个:投资与出口,而日本当时依靠的主要是出口,在出口受到压制之后,公用事业投资成为另一个重要的拉动力量。中日两国的投资都是以政府为主,而欧美是主要的出口国。中国与当初日本的弱势是相似的,总体经济容易受到石油等资源的价格冲击和本币升值的打击。在日元被迫升值的过程中,也存在低工资、倾销、政府补贴、过度劳动、市场封闭、非关税壁垒等问题,而在通货膨胀之下,中产阶级的购买力持续下降,国内需求更见收缩。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从1975年开始积极推进公共事业发展,财政支出显著增加。这部分资金主要靠发行国债来筹措,不仅用于建造桥梁、堤坝、公路等,还用来支付工资、津贴等费用,政府陷入了为还本付息而不断举债的恶性循环。而公用事业的投标主要落在了与政治权利勾结的团体手中。银行的会计制度也有助于掩盖巨大的坏账,日本的经济在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间循环,来维持虚假的增长,这是日本至今无法推动实质性的改革,经济无法重振的主要根源所在。

人民币如果被逼升值,在能源价格高涨,产业结构尚未转型,内需不振的情况下,很可能重走日本的覆辙。本质上看,日本当时的经济结构与当前的中国具有相似性。不同之处在于,中国的内地市场容量巨大,只是尚未开发,当外向型经济受到外部冲击时,并不是只有加强出口一条路。另一个需要特别重视的是,避免走靠政府投资拉动经济之路。日本式的资本主义也未能解决政府投资的低效和腐败问题,事实证明中国的体制同样无法克服这一弊端。

中日都具有高储蓄率的特点,但是中国的储蓄率(储蓄占收人的比例)虽为世界第一,储蓄率高的背后,其实是收人低、社会保障能力低。据央行披露的信息,截至2008年底,中国居民储蓄总额达到21万亿元,摊到13亿人头上,人均不过1.6万元。政府资金应该落力于解决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另一方是提升民众收入水平。拉动内需是硬币的一个面,另一个面必然是活跃的私营部门投资,只有发挥高效的民营经济造血机制,才能造富于民,藏富于民,并提升民间的消费需求。政府应该是规管者,保证市场能够公平有效地运作,平衡贫富差距,提供私营经济缺位的公共产品和服务。

解决经济结构性问题,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中日两国在如何获得长期竞争力上存在同样的误区。这就需要追溯到文化和教育层面。日本被视为最会学习的民族,但却从来不是具有创新性的民族。这注定了日本只是一个好学生,而在失去引导时无法独立发展。这一缺陷可能与深受传统文化禁锢的教育体制有关。日本虽然是发达国家,但对于信息的态度确实相当封闭的,日本文部省等机构有意识地限制国外人员在高校的影响,社会对于信息的容纳性不大,只选择有限范围(如制造业)的信息,另外,国内统计虚假和信息不透明度高。日本社会已经僵化,坚持规则和一致性削弱了日本的活力。日本人无论在家庭和集体接受的教育以服从集体、遵从规则为核心价值观,等级观念和行为方式存在于社会生活各个角落,学生在学校受到的是训练式和填鸭式教学,擅长死记硬背和套公式的机械式考试,分析和创造性思维严重不足。在中学受到艰苦训练和压抑日本学生,在大学则处于放羊状态,而日本的大学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缺乏投入,变得日益落后和僵化。大学教育看上去和社会需求完全没有关系。上述情况在中国也普遍存在。与经济结构问题相比,社会文化基因的转变更为困难和艰巨。中国如果不能放弃传统文化中的糟粕,不放松思想控制和学术自由,即便今日可以避免重蹈日本的覆辙,他日也仍不得不自食发展缺乏内力的苦果。这个问题远高于党派政治利益,而是事关民族的生死存亡,唯有勇敢面对,未来才有出路。

日本已经进入老年社会,中国的人口红利已经在减少,刘易斯拐点可能会更早到来。中国如果不能尽快解决人均财富水平还较低的问题,届时将出现“未富先衰”,这种情况远比日本更糟糕。印度时报发表的一篇预测文章称,到2020年,中国将开始变老,遭遇劳动力的减少,并被迫重估自己的货币。因此,中国的增长将会减速,就像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的减速那样。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的发展曾经看起来永远也不会停止。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模式将会大大削弱——世界将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吸收它的产品了。这个看法尽管出自于印度,仍然是相当客观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迫使中国必须尽快启动深度改革进程。30年改革开放,中国取得的是效率,也损失了均衡,当宏观经济总量已经替代了日本世界第二的位置时,世界各国必然要求中国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而中国却依然和当初的日本一样,问题多多,不堪重负。有句古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已经渡河,看到了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也目睹了美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巨无霸,被金融危机折磨得奄奄一息。尽管引爆原因不同,美国实际也走了日本的老路,站在日、美之间,中国既不能再走权贵或者封建的市场经济之路,也不能盲目地照搬欧美放任的市场经济,更不是印度低效的市场经济,教训在前,我们应该能够避免很多错误。

中美关系是解决世界经济问题的钥匙

无论美国是否心甘情愿,21世纪必然是亚洲的世纪。放眼望去,世界经济的重要支柱无非是美国[3]、欧盟、中国、印度、俄罗斯,美国如能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便会减小,与亚洲和欧洲共同支撑起全球经济。在全球经济重心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中美、中日以及中、日、韩、印三个关系组合,其核心就是美国与亚洲的关系。

美国是亚洲第一位的贸易出口国,亚洲各国普遍存在内需不足、依赖出口的经济结构,而美国则储蓄不足,需求过大,依赖进口和借贷。中美两国互为对方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既有大量的盈余储蓄美国国债,又可向美国出口廉价而质优的商品满足其强大的消费需求。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中国这个穷亲戚,让美国一直过着衣食无忧的奢侈生活。中国的外向型经济和汇率政策,有助于使美国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物美价廉的商品降低了其通货膨胀的机会。美国如果对中国展开贸易保护的大幕,固然对中国的出口造成阻碍,也将造成美国国民的福利损失,即有可能提升其利率水平,导致美元贬值和通货膨胀,使得陷于金融危机的美国经济进入衰退和滞胀。这还只是从消费端看到的弊病,不是事情的全部。从产业链条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国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制造业供应链,中国是生产的最后一环。据刘遵义教授的估计,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价值中只有约20%是完全由中国生产的,中国企业更多地是对来自亚洲各国的中间部件进行组装,对中国的打击有可能在纵向联系的泛亚地区生产平台中形成共振,导致全球制造链瘫痪。另有数据显示,中国的外商投资企业占了过去10年中中国总出口增长的60%以上份额。很明显,美国和亚洲各国都需要为解决全球经济失衡做出贡献,但是,各国首先应该从内部下手,而不是考虑如何遏制对方,否则必然得到双输的结局。

美国的贸易失衡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国内储蓄率,而不是行使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这是因为,美国的贸易逆差对象有近一百个国家,如果不减少过度的消费,即便降低来自中国的商品,却需要增加来自别国的商品,而那些替代物甚至比中国商品价格更高,等同于向国内消费者征税。而中国因为自身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暂时仍需要依靠对美出口,如果遭到美国的抵制,作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中国很可能抛售美元资产或者在贸易上采取反制措施,导致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曾有一个提法-G2,表示中美在国际政治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当然,世界将不会是两极的,中、美、欧和发展最快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将是世界经济的稳定器。中美都需要转型,但首先必须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和共识,面对美国国会不断出台的贸易保护主义对策,相对而言,中国政府更为理智,在初步稳定了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将大力推行以提升内需为主要目标的可持续发展,解决“不稳定、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改变过度依赖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形成以内需、出口和投资三方面并重的发展局面。而美国也正在着手解决金融业过度发展,实体经济相对较弱,转变消费观念,缩减财政赤字等问题。

在未来10-20年,会出现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心落在亚洲和环太平洋地区,中美在太平洋的两岸,这是世界经济的核心,而印度、俄罗斯、欧盟、巴西等国家和地区环绕在外围,在各自的地域范围内发挥分中心的作用。这样的情形发生在中美两国社会稳定的前提之下,对于后者而言,该假设的确定性较高,而中国由于政治体制和社会变革相对滞后,仍存在较多的变数。中国的稳定发展已经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全球的经济福祉。

 (本文完成于2010年,最近更新了日本的情况,发表于中国市场杂志2011年第5期)prophd@126.com

 

参考文献:

【美】安迪森?维京:《美元的坠落》,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5

【日】土界宪一:战后日本经济,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美】史蒂芬?罗奇:《未来的亚洲-新全球化时代的机遇和挑战》,北京:中信出版社,2010



[1]巴菲特认为,政府加印货币,未来美元将继续贬值,现在持有现金是最大的浪费,意指美元犹如废纸,斥资400多亿美元收购BNSF,做了他一生中最大一笔实业投资;罗杰斯认为,大宗商品必然价格上涨,每盎司黄金价格可能会达到2000美元,预测未来两年美元会持续贬值。当然,这些洞悉美国经济和国情的金融巨头并非是彻底失去了信心,美国仍是世界第一强国,但是,手中的美元资产仍需要审慎的管理。

[2] 1955-1973年,日本GNP实际增长率达到年均9.4%1955年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1968年超过了西德GNP,跃居资本主义国家第二大经济体,1970年前后的恩格尔系数低于35%,进入“小康社会”。(土界宪一:战后日本经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

[3] 日本从经济和地缘政治上被归入美国为首的政治经济集团。

个人简介
首席经济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SFI客座教授,行为经济学者,创新发展,金融投资专家,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荷兰maastricht管理学院mba,兰州大学数学学士 email:prophd@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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