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观察者本身就在所观察的对象——合作体系中。我们可以做思想试验,如罗尔斯的原初状体下的无知之幕假设。更隐蔽地,我们用以观察的理论和用以思考的理性本身也镶嵌于一个理性河流和(广义的)理论传统之中。也就是说,一旦假设观察者不使用人类语言、绝缘于人类文明历史、置身于分工和交易网络之外,试图做一个完全“客观”的观察,那么这种研究实际上通过干净的假设舍弃了研究对象本身。
那么,如何可能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合作秩序呢?一种有效的补救办法是放宽时空的视界。受制于个体寿命限度的约束,理性的日常关切为都是短视的。但是理论研究则需要放宽研究者的视界,看到超越个体寿命的限制起作用的变量(因素)。此外,我们还有一种便利条件,就是把地理上分立的各个民族国家看作是天然的实验室。在这些共时空的实验室里,不同的制度和文化传统在接受选择压力的检验。
一旦把人、国家、民族、经济体遵从的基本制度框架、文化传统放在一个时间之流和实验室空间来观察,一些一般的可检验规律就会呈现出来。这些基本的规律,在我看来就是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更多不是他的道德和伦理含义,而是其在生物和文化双重环境下的适应含义。普世价值,更一般地,应被称为普世框架,至少不能排除以下几项:多样性及竞争、消极自由、竞争性经济和政治机会、以财产权利和契约自由为核心特征的市场经济、对民主的底线共识、“在科学、政治和日常生活诸领域的批判理性主义立场”、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权力对抗权力为特征的权力制衡框架(可简称宪政框架)。这个清单可能有遗漏不能一一列出,但有这么几项足可以让大众做出明智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