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见《中国金融》第8期
顺差的根由及其合理性
傅勇/文
国际收支平衡虽然一直位列四大宏观经济目标之一，但实际上并没有受到同等重视，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是如此。在现代经济学产生之前，重商主义的终极目标是扩大国际收支顺差：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在当时充当货币的贵金属才是财富，顺差就是别国的财富流入到本国，这也是一国财富增加的唯一来源。现代经济经济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清算重商主义这种学说。但长期以来，对顺差而不是收支平衡的追求，还是被或多或少地保留了下来。特别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逆差和外债被认为是经济风险来源之一，缺少外汇也是一些国家被迫接受附加很多条件的国际援助的原因之一，此后以出口和顺差为导向的政策更是大行其道起来。2008年金融爆发危机以来，国际收支不平衡成为众矢之的，要求盈余国家放弃追求顺差的呼声很多。但全球失衡在危机后的经济复苏中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总的来说，大多数人还是认为顺差是好事。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一个解释顺差的理论框架，这也使得对顺差的争论难以避免。贸易经济学家一直在解释国际分工和交换的好处及其依据，但一国是顺差还是逆差，以及顺差或逆差的规模则是在讨论之外的。在标准的宏观经济学中，顺差或逆差也不是重点所在。不过，归纳起来，宏观经济学还是提供了两种看待顺差的视角。
一种是结构说。结构说来自宏观经济恒等式，在这个等式中，贸易顺差等于私人部门储蓄超过投资的盈余，加上政府收入超过政府购买的盈余。这个恒等式告诉我们，外部失衡（顺差）源于国内经济的不平衡（盈余），主要是国内储蓄超过投资的结果。因而，要减少顺差，根本之计在于减少内部失衡，因而扩大消费的药方被广泛接受。类似地，这类观点认为，顺差大是因为国内的消费落后于生产扩张，只要消费上来了，就不必要再依赖国际市场，顺差也就会减少。从恒等式看，扩大投资也能够缓解内部失衡，但这个建议不太容易被人接受，因为看上去中国的投资率已经够高的了。最近也有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之所以通过顺差积累其这么多的外汇储备，并通过购买债券等形式借给别的国家使用，就是因为这些钱这国内使用不了，因为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偏向国有部门的，而国有部门所占比重是逐渐缩小的，结果导致银行的钱在国内花不了。这个看法是说，中国的内部失衡不仅限于商品供给的相对过剩，还在于资金供给的相对过剩。
另一种看待顺差的视角可概括为汇率说。一般来说，出口决定于汇率水平和国外经济增长，而进口决定于汇率和国内经济增长。不考虑短期情况（也就是J曲线效应），本币升值能够降低出口，增加进口；本国经济增长会增加进口需求，国外经济增长会增加对本国商品的需求。通货膨胀、用工成本以及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当然也有影响，但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包含在汇率了，因为它们都会在实际有效汇率中得到反映。这个视角当然非常看重汇率对顺差的作用。如果一国持续出现顺差，那么很可能说明汇率被低估了，即便很难证明汇率被人为压低了，但汇率也会是一个有效的工具，即只要让汇率升值到足够的程度，顺差总会掉下来的。
这两个看法都有其道理，都能找到排他性证据，因而也都难以说服对方。结构论者会说，升值解决不了顺差问题，因为只要内部失衡这个原因存在，就一定会有顺差这个结果。但汇率论者认为，如果升值无助于减少顺差，那为什么出口部门还这么反对升值呢？反对就表示升值有作用。有关汇率的争论有点像宏观经济学家对货币的看法——印多少钞票理论上不会改变老百姓的实际财富，但货币供应是多是少的确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
应该注意，过于强调两者的对立是有失偏颇的，这两个看法其实并不矛盾。一方面，经济结构的调整，特别是国内消费的增加会让一部分出口转为内销，同时也会增加进口需求。经济结构的调整，通常还伴随着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产权保护的加强、资源环境成本的增加等等。这些变化都会削减出口部门的国际竞争力，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有效汇率也是上升的。另一方面，汇率的上升也会引导经济结构调整，企业由出口低附加值的产品转而生产高附加值的产品，一些企业会迁移到成本较低的内地国外，甚至关门。此外，出口下降，进口增加，会减少国内企业在银行的存款，国内储蓄投资的缺口也会缩小。
更重要的是，上面两个理解顺差的视角，都在某种程度上把争论引向了歧途，因为从中我们难以分辨顺差是否合理性。这里，我们可以想象两个实施相同政策的国家，并且两国的汇率也都是浮动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国家都不存在出口导向的政策，以及对汇率的干预。这是，这两国还是可能产生顺差或者逆差。这一点是两国的文化、人口结构、资源禀赋等外生因素决定了的。这就像两个都手艺一样的木匠，一个木匠勤俭节约，年富力强，而且碰巧继承了一大片树林；另一个木匠大鱼大肉，暮气见长，而且木材都需要从别人那买，结果第一个木匠会存下很多钱，而第二个木匠可能入不敷出。笔者认为，在不存在政策扭曲的情况下，仍可能会有顺差的产生，这时的顺差是合理的顺差，是符合效率的顺差。在上面的例子中，让两个木匠攒下一样多的钱是不可理的。
在这些背景下，该如何认识中国的贸易顺差呢？显然，中国贸易顺差以及由此积累起来的高额外汇储备与上面提及的多种因素有关，一方面与文化资源禀赋以及经济正处在快速增长时期有关，另一方面与我们鼓励出口创汇的政策导向有关。这两方面都可以归结为内部结构失衡，同时由于顺差的存在也会有人说汇率是被低估的。尽管如此，对这两方面做出区分对政策分析来说，还是至关重要的。前一方面的顺差原因有其合理性，但后一方面的顺差原因则是扭曲性的。消除后一方面的这些扭曲有助于外贸顺差的缩减，并且这些顺差的积累并不是最优的选择。这些扭曲所带来顺差，是以压低资源环境成本、压低资金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同时增加人民银行对冲成本等方式实现的，它们成为中国商品竞争力的部分来源，这些成本的存在其实也就是在补贴外国消费者。
中国已经积累起了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改变鼓励顺差的扭曲性政策有着很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而在消除这些政策之后，中国还有可能会有一定量的顺差，但此时的顺差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内部结构决定的，因而是合理的顺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