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预计中国GDP在2011~2015年翻一番，至2015年接近高收入国家的水平。然而，随着收入快速上升，中国在低端制造业的竞争力很可能被迅速侵蚀，这将会在2016~2020年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如果未能处理好这个问题,“中国危机”可能会在2020年之前被引爆。
在过去30年中，中国实现了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然而，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长期预期，乐观派和悲观派的两大阵营向来是各执一词，水火不容。乐观派认为中国正在崛起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而悲观者则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其经济发展的奇迹最终会演变成泡沫。
虽然这两个阵营都提出过有力的论证，但是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绩应该说是对乐观派预期的有力支持。但历史未必会重演。
我们认为，奇迹的诞生抑或泡沫的破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决策者如何在未来的十年（2011~2020）引导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国决策者已经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2011~2015）中明确，当务之急是推行经济模式转型。若成功推行，中国可能在2020年成为一个超级经济大国。对乐观派来说，这是个值得庆幸的开局。
不过，我们认为中国在未来十年将面临更多的挑战，悲观派在2016~2020年赢得辩论的机会似乎更高。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超过30年的“中国奇迹”可能最终在2016~2020年演变成一个中国危机。在未来十年，中国会遇到什么挑战呢？
1.中等收入陷阱：即将来临
根据世界银行的定义，中等收入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现象，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了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 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
中国的人均GDP在2010年达到4400美元，已经是一个中等收入的经济体，尽管仍处于中等收入的低端。目前，在全球供应链中，中国作为一个加工装配中心，不仅拥有相对廉价的劳动力，而且还有相对有效的基础设施和完备的国内供应链。即使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已经高于亚洲的邻国，如印尼、菲律宾、印度和越南，中国在基础设施和供应链方面的竞争优势，足以抵消了劳动成本的劣势。
如果一切进展顺利，根据第一部分描述的情景，中国的人均名义GDP将在2015年和2020年分别达到8600美元和15500美元。我们认为，对中国来说把人均GDP从2010年的4400美元提高到2015年的8600美元应该是相对容易的，因为中国可以把低端制造业从东部转移到中部和西部，继续享有廉价的劳动力，保持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事实上，这一产业转移已经在过去几年发生，并且将在未来数年继续进行。
然而，随着收入的迅速增加，政府试图缩小各地区的收入差距，中国中西部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可能很快被侵蚀。即使在中国最贫困的省份贵州，人均GDP 在2010年达到1787美元（相当于菲律宾），到2020年也将达到6300美元，接近2009年的保加利亚。届时，中国的低端劳动密集型企业可能难以抵御其他低收入国家的竞争，因为基础设施和供应链的优势可能已不足以抵消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因此，2016~2020年的五年对于中国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将是至关重要的五年。在此期间，中国需要尽快发展高端制造业。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政府已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决定了优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然而，由于中国过去几十年在这一领域相对薄弱的基础，较少的科研投入，未来的挑战将是，中国的高端制造业是否能迅速扩张来弥补低端制造业的快速萎缩。
2.就业问题：最大的挑战
即使以高端制造业非常迅速的扩张来维持中国制造业的整体竞争力，但制造业的结构转变仍然会带来一个令中国决策者头疼的问题――创造就业机会，尤其是在2016~2020年期间。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将会是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在过去三十年中，为快速增加的城市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一直是中国决策者最大的挑战。中国的城市化比率从1981年的20.2%上升到2010年的47.5%，其中城市人口增加4.45亿，城镇就业人口增加2.15亿。即便如此，中国现在的就业结构仍然极不平衡。截至2009年底，第一产业（即农业）占全部就业人口的38%，但是只创造10%的GDP。在这些农业就业人口中（总共大约3亿），我们判断接近1亿的人口在未来十年将需要寻找非农就业机会。
如果中国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失去了竞争力，这些行业将不再能够吸收新的城市化人口，更有甚者，部分已经在这些行业就业的工人可能会被解雇，需要在高端制造业或服务行业寻找工作。但是，在我们看来，在这两个行业寻找工作并不容易。
高端制造业创造就业的能力是有限的，因为这些行业是资本或技术密集型而不是劳动密集型。事实上，即使我们做出最乐观的假设，即中国在未来十年能够成功发展高端制造业，抢占日本、德国、美国、韩国和英国所有的市场份额，所能够创造的就业总数也仅为3800万。对中国来说，这些就业机会不足以吸收任何新的移民工人和那些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解雇的工人。
服务行业的确有很大的潜力来创造就业机会。截至2009年底，服务业就业占中国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只有34%，远低于发达经济体70%~80%的水平。
然而，真正的挑战是，中国的服务业是否可以发展得足够快，为新移民工和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被解雇的工人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政府致力把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2010年的43%提高至2015年的47%。采用线性推断，到2020年服务行业占GDP的比重可能达51%。同时，我们假设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在2015年和2020年将分别降至7.5%和 5%，而第二产业将分别降至45.5%和44%。同时，我们保守地假设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服务）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速放缓，以此创造更多的就业；但由于制造业从劳动密集型转向高端技术型，第二产业（采矿业、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速在未来十年将会加快。
基于这些目标和假设，我们估计：第二产业将在2011~2015年期间创造110万个就业机会，但在整个2011~2020年期间将减少1570万个就业机会；而第一产业在2011~2015年期间将转移出3630万个农民工，在整个2011~2020年期间转移出1.06亿个农民工。与此同时，根据我们的估计，服务业在2011~2015年和2011~2020年期间将分别创造4470万和7140万个就业机会。
总体而言，我们估计就业总人数在五年内将增加约950万，但在十年内减少约5040万。换言之，就业在2011~2015年期间不应该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但将在2016~2020年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3.收入不平衡：进退两难
从理论上讲，有一种既能越过中等收入陷阱又不会造成过大就业压力的方法， 就是拉大收入差距。中国拥有31个省份，覆盖广阔的地理区域。拉大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收入差距可以让中国在享有较高的人均GDP的同时，保持中西部的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
然而，这种解决办法不仅不会得到社会的认可，在政治上也是不能接受的。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网站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一个国家收入不平等的状况）于2007年位列世界的第53位（总共136位），这说明中国的收入不平等情况比世界的中位数更严重。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将与中国政府在过去数年减少收入差距的努力背道而驰。事实上自2003年以来中西部的人均GDP增长速度比东部更快。因此，拉大收入差距似乎不是一个可行的办法。
关于未来10年中国经济会遇到的挑战，我们已经论及：中等收入陷阱、就业问题、收入不平衡问题。而在这三个挑战之外，其实还有很多。
自然资源: 越来越紧的约束
如果中国到20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也应该成为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最大消费国。
中国现在已经是一个自然资源的消费大国。例如，2010年中国占全球铝消费量的37%，锌消费量的46%，铜消费量的38%，尽管中国占全球GDP的比重仅为10%。
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电力消费国（仅次于美国），尽管中国的人均用电量仅是美国的六分之一。由于中国的人口庞大，即使中国的人均用电量仅上升到英国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一半，中国对电力的需求也将大于美国现在的用电量。
如果中国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需求如此迅速地增加，在未来10年很可能会推动全球商品价格上升到比今天高得多的水平。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能源和资源密集的投资和制造业，不断攀升的自然资源价格将会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
为了减少对能源的需求同时兼顾经济增长，中国政府已在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规定，单位GDP能源消耗将在未来五年内累计下降16%。如果中国能在未来10年内实现这一目标（假设中国的实际GDP在2011~2015年每年增长8%，2016~2020年每年增长6%），根据我们的估计，到2015年和2020年，中国的能源消费量仍将从2010年的水平分别增加25%和40%。
由于中国庞大的能源消耗基数，即便是这25%~40%的能源需求增加，都可能对全球能源价格造成显著的影响。因为，中国25%的能源消费增长相当于2009年日本的能源总消耗量，而40％的增幅相当于2009年日本和加拿大的能源消耗总和。
环境成本: 越来越重的负担
众所周知，中国过去30年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环境（包括土地、空气和水）的恶化为代价的。我们认为，环境成本可能会在未来10年或20年间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
二氧化碳排放的成本是潜在的环境成本之一。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经是世界最高，但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如果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1~2020年增加一倍、达到日本的水平，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将会超过美国目前的水平。由于中国的增长模式是依靠能源和资源密集的投资和制造业，如果在未来10年全球引入二氧化碳排放的收费机制，中国的生产成本将会激增，从而削弱中国的竞争优势。
投资: 潜在的危机导火索
中国的投资总额和增速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这是长期以来中国最受诟病的增长驱动器，也是多数悲观派认为的泡沫源头之一。我们认为，投资会是中国在未来10年最有可能触发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众所周知，中国的经济增长是投资驱动的。从绝对数值上看，中国的投资（以资本形成总额作为衡量）是世界上最高的。资本形成总额在2009年达到2.4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万亿美元，仅低于整个欧盟0.5万亿美元。从其占GDP的份额来看，投资占中国GDP的48%，而投资仅占日本GDP的20%、欧盟的18%、美国的14%。在过去的10年中，投资对中国实际GDP增长平均贡献了5.5个百分点。
高速投资增长在未来10年是否能持续？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产业从东部转移到中西部，对公共住房和农村灌溉系统的投资将加大，对公共基础设施尤其是交通的投资会持续，外国直接投资会持续大量流入，我们预计以上因素将支持投资增长在“十二五”期间保持强劲。
但是，强劲的投资增速在2016~2020年将难以维持。一方面，届时中国的投资基数（到2015年我们预计投资从目前的2.4万亿美元水平增长超过一倍）将变得过大，而难以实现高速增长。同时，随着中国的低端制造业逐渐失去国际竞争力，企业家将不会继续对中国投资，并把工厂迁移出中国。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2016~2020年发生的机会远高于在2011~2015年。随着低端制造业开始迁移出中国，对更好的供应链的需求，也就是基础设施投资，也将随之下降。因此，制造业和基础设施投资（2010年占中国近60%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将同时开始放缓，甚至可能变为负数。
由于投资占近一半的GDP，到2016~2020年如果实际投资增速由目前的约10%放缓至0，中国的实际GDP增长将会失去相当重要的5个百分点，从目前的近10%下降到不足5%。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由于低端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失去竞争力而造成的严重的就业问题就会雪上加霜。失业率上升将对消费产生负面影响，这将会使GDP增长放缓得更快。多米诺骨牌效应可能会发生，从而影响资产价格、银行体系、人民币汇率，甚至社会的稳定。
资产价格: 泡沫似乎不可避免
在许多人看来，中国的资产价格已经有泡沫，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我们认为，它很可能在2011~2015年进一步膨胀，增加它在2016~2020年破裂的风险。
过去两年房地产价格急剧上升，尤其是在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居民住房支付能力因此被大大削弱。例如，全国平均房价收入比在2009年达到8.1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3~5倍）。在北京，平均房价收入比已经超过13倍，而上海超过14倍。
虽然这些比率已被作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迹象而引用，但我们并不是特别担心。我们认为，如果从一个动态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增长（名义收入每年以两位数的百分点上升）比发达经济体快得多（多数以较低的个位数百分点增长），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的高房价收入比。
事实上，在中国房价最昂贵的城市――北京和上海的房价，仍远低于亚洲其他大城市。如果未来5年北京和上海的家庭收入增加一倍，在10年内增加两倍或甚至三倍，这两个城市的房价将进一步上升。
尽管我们预期楼价由于政府紧缩政策将进行短期调整，但我们认为未来10年有五大因素将可能驱动资产价格进一步攀升。这包括：
大规模的城市化：我们预计城市人口在未来10年增加约1.55亿，这将为住房带来持续强劲的需求；
快速的收入增长：从现在起到2020年，人均收入可能增加一倍以上，甚至两倍，这将很大程度地提高家庭购买力，并且为资产配置及多样化创造更多的需求；
货币状况：中国的M2货币供应量在2010年达到11万亿美元，超过日本和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货币；
资源价格上升、有限的土地供应以及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和劳动力成本急升而造成的建筑及生产成本的上升，将为资产价格尤其是房价的膨胀提供更多的动力；
货币升值：如果人民币对美元每年升值3%，10年升值将超过30％（从6.6到4.8）。这种长期升值预期将使人民币资产对国际投资者更具吸引力，并且带动全球资本流入中国。
由于这些原因，在未来10年中国的资产价格泡沫似乎不可避免，尤其是在2011~2015年。在泡沫形成的初期，它很可能通过财富效应和信心增加为经济增长提供正反馈。然而，随着泡沫逐渐变大，一旦破裂，它对实体经济的伤害将会是巨大的，正如过去的中国香港、日本和美国所经历过的危机。
我们认为，泡沫的形成和破灭都可能发生在未来10年。投资的大幅下滑，正如前一节中所提到的，将导致GDP增速放缓和失业率高企，这可能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引发对中国资产（无论是不动产或金融资产）的抛售。
本文为《中国 2020年的挑战》上下两篇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