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解除了陈旧观念束缚和旧制度束缚后带来的快速经济增长。这个伟大的进程，是一个生产力快速提高、技术进步的过程。最为这一进程的另一个结果，我们发现农民在收入分布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地位，用“让”式话语来说，就是农民没有充分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从市场过程理论来看，如果没有人为的制度扭曲，经济系统中的报酬系统会向那些创造了价值的组织和个人反馈经济回报，由此，经济系统的快速有序化的进程才可能持续进行（有效复杂性程度提高）。作为这一进程的结果，农民作为一个庞大的群体某种程度上被排斥在经济成果分享之外，肯定在市场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回报反馈机制受到人为阻碍的情形。换句话，农民作为一个整体和各种企业家行动受到系统的、制度性侵害。否则，不会产生如此严峻的系统性的收入分布不合理状况（在一个没有人为阻碍的情形下，市场是否就能达到一个“合理的”收入分布格局，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暂且不论）。
因此，看待农民在收入分布中的不利境遇的问题，就不是“让与不让，让多少，多大程度上让”的视角，而是观察究竟是那些人为的制度歧视，导致农民原本应该得到的收入被剥夺。农民和农民工在市场过程中参与经济成果分享不是一个慈善问题，不是别人在经济系统之外开恩“分配”，而是冲破人为的制度障碍得到其应得的那一份。这样，分享问题转化为一个恢复基本正义规则的问题。只有拆除具有歧视性的制度障碍，恢复基本的正义规则框架，一个可持续的收入分布反馈机制才能形成。相反，如果不从正义规则框架而是从具体的收入分布结果看收入分布不合理的问题，会带来很多后续的麻烦，也不可持续。一是分享群体的界定问题，大城市周边的农民和山区的农民不同；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农民不同；靠打工谋生的农民工和仍然务农的农民不同，现实情形差异极大，如何“让”他们分享，按什么标准分享，几乎无法操作。而恢复正义规则框架则可操作性强，且可持续，不需要持久地人为干涉市场收入分布（如大规模征税，然后搞所谓民生工程和福利社会）。
归根到底，政策制定者要把自己也放进经济系统这个大棋局中，你和无数组织和个体处于互动的网络之中，你并不超然。基于这一视角，你就不会自我神圣化，就没有那么强烈的身份幻觉，制定出来的公共政策就不会那么不靠谱。如果你正焦头烂额无计可施，那么记住一点是有益的：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局中，每一颗棋子都有自己的行动准则，因此基于一般抽象规则的治理是最少抱怨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