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真的只是一个短期危险？
作者：韩和元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对中国来说,通胀只是一个短期危险。在陈院长看来通货膨胀是经济运行过程中一个常见现象，类似人患了感冒。
那么真是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正如弗里德曼所说的，“通货膨胀归根结底就是一种货币现象”，也就是说造成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货币超发。而货币超发所引发的第一个社会效应就是财富的逆分配。
大卫.休谟为了证明凭空印出纸币会导致物价上涨却没有任何积极效果，假设了一个人道主义的均等模型，在这个模型里，负责纸币发行的人就如同圣诞老人一样，听到了孩子人们的祈求，创造了更多的钱，赶着他的鹿车在一夜之间把所有人口袋里的金钱都翻了个倍。休谟告诉我们：虽然每孩子都会为他们翻倍的金钱欢欣鼓舞，然而整个社会却并不因此而变得更美好——纸币成倍的增加了，但社会所能够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并不会同步增加。当人们冲到街上使用这些增加的钱时，唯一的效果是使所有商品的价格也几乎翻倍。我们的圣诞老人的辛勤劳动除了将单位货币的有效性予以稀释外，他并没有给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我们姑且抛开对中央银行家们、政治家们的道德的任何质疑。单一点，这些钱如何才能够均等的被分配到每个人手中呢？当然我们也不排除能够像2008年的台湾那样，按人头每人平均发若干消费券或其他货币的形式实现。但问题还是没能够解决，几千万、几亿人同一时间获得这些货币，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难题。而获得的时间，在货币流通过程中，往往是另一个很关键的要素。如此一来，这些理论上或许可以中立的货币，但一遇到购买力这个现实的问题的时候就不安宁了。正如米塞斯在他的《人的行为》一书里所指出的“决定货币数量的那些计划，绝不会对社会的所有份子都是公平的，那总是增进某些人群的利益，而使另一些人群受损。绝不会有所谓的大众福利。”
那些最早得到这笔新钱的人，可以使用这笔钱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因为这个时候物价还没有因为超发货币的影响，但随着这批货币的入市，慢渐的就抬高了整个社会里相应商品的物价，然而他们的需求扩大了，也得到了满足。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的物价由于钱变多了开始随之上升时，那些后来获得新钱的人甚至于还没有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却发现他们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商品，而他们的钱却是政府等额发放的，他们并没有比最先得到新钱的那些人得到更多的钱。在这个时候，社会财富被再分配了。
更重要的是，现实社会对于这笔新钱的流动，完全不是什么直升机平均的撒钱。这些新印刷出来的货币的流通，它严格遵循的，却是
正如我们前面所论述的，当新钱流通时，并不是所有人口袋里的钱都像变魔术般一下子按同样比例增加了。而是新钱从一个人的口袋，转移到下一个人的口袋里，更重要的是人们并非同时得到新钱。
现实情况是，第一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他们可以以较高的价钱购买力去使用这些钱，从而得到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第二批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则是那些卖给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新钱就这样以一种差序传导模型，以贷款银行为中心，一个接一个，从一个人的口袋里到了另一个人的口袋里，逐渐向外推移之至扩散到整个社会。
正是在这种差序传导流通过程中，社会的财富被再次重新分配了。首先是那些最早获得新钱的人，其次是为他们提供商品和服务的零售商。这些人得到了这笔新钱和收入，使用这笔钱来购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从而抬高了整个社会里相应商品的物价。虽然他们的需求扩大了，并且也得到了相应的满足。但整个社会的物价却随著钱变多而开始上升，而那些在差序传导过程中处于最外围的还没有得到这些新钱的人，却发现他们要花更多的钱购买商品，然而他们的收入却没有得到相应增加。也正是通过这种差序传导流通，从而使得那些处于差序传导过程中心而较早获得新钱的人，可以隐蔽而巧妙的从处于差序外围暨那些较晚获得新钱的人身上掠夺更多的利润。
由此可见，凭空发行货币不仅会简单的抬高物价，还会造成其他更严重的后果，他事实上在有形无形的以差序传导，来重新对社会财富予以再分配，并且这种再分配是以一种扩大社会贫富差距，加重社会对立的形式出现的。
除了会导致社会整体物价的上涨，及社会财富的逆向再分配外。此外，通货膨胀对整个社会在消费方式、相对物价和投资方向上的改变将会是永久的，不会像货币数量理论家们天真的假设那样：随着新钱在社会上流通，聚集效应会慢慢自行褪去，社会又会回到原来的轨道。
货币的超发首先会带来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由于那些较早得到新钱的人有他们特殊的消费习惯，他们的消费方式会和那些被他们征了税的，较晚或根本得不到新钱的人很不一样，由此造成的连锁反应会改变不同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会改变整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会改变整个社会生产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务的种类和数量。通常这些靠货币的超发而获利的人，往往更贪图于享受、更纵情于声色犬马，那整个社会就会自觉的不自觉的朝着一个更为淫靡奢华的风气里转，人们会更偏重娱乐业，会有更多的沙龙、赌场、夜总会和妓院。
更重要的，也往往被人们忽视的是，由于资产价格的上涨，为投资家带来了亿万的财富。这是流量收入远不能相比的巨大财富，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混乱。汗流浃背、辛勤劳动的所得，远不如金钱游戏带来的利益，必然对劳动积极性产生极坏的影响，对于企业也是如此——如果金融收益大大超出主业收益的话，试问谁还会认真对待研发等正常的经营活动呢？
而更为紧要的是，当因为通货的膨胀而形成的泡沫崩溃时，这种已经改变的生活和生产方式——近乎于赌博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负面影响，将会以更为剧烈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是投资的无法回收，特别是通过借贷筹措的投资资金，使得投资者面临灭顶之灾。1720年法国人民和企业所面临的境况就是这一后果的生动写照。
1716年到1720年间的这场通货膨胀运动，对当时及以后很长时间内的法国的生产方式，是造成了巨大的影响的。在繁荣期，它把人们诱入歧途，使生产的劳动者不安所业，而只想到股票投机中去碰运气。作坊、工厂和农场都停工了，因为它们的主人都挤到密西西比公司和后来的印度群岛公司的办公处前面去了，他们期求如此，以便把自己的名字列到“百万富翁”上去。到劳氏“制度”的崩溃，社会从繁荣沦为萧条后，这些小手工业者和资本家受影响巨大，他们把钱赌掉了，现在再也找不到生产资金。投机及其崩溃使得贸易和运输都陷于紊乱，很久以后都还受着这个可怕的危机的影响。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1980年代到1990年代的日本。
米塞斯在其《社会主义》一书里也曾强调过这一点，他说“（通货膨胀），使每个人消耗自己的财富；它使人不愿意节约，从而阻碍新资本的形成。它鼓励没收式的税收政策——货币贬值抬高了商品价格的货币标价，它通过反映在账面上的资本价格的变化——税务部门把这视为收入和资本的增长——又变成没收所有者一部分财富的新的合法理由。”
更重要的是，它会让经济永久偏离自由市场模式的轨道。要知道在自由市场里，是消费者和财产拥有者决定商品的价格，而不是单纯的依靠差序格局中人的亲疏关系而获得货币。但现实世界却是，很多人并不需要付出自己的劳动和接受他人的馈赠，就可以通过命令、社会地位或与决策者的亲疏关系，来获得那些不是来自自由市场，而是来自于政府的命令而让人民不得不接受的货币。罗斯巴德将这种货币中，那些超出社会功能所需要的货币称之为“合法的伪币”，而将那些得到这些金钱的人称之为“不法之徒”。
正是这些“不法之徒”，以一种巧取、诈骗和胁迫的方式，获得那些“合法的伪币”，并在市场里购买资源，如此便能轻易地掠夺其他人的劳动成果，而其他人尤其是那些劳动者，纵然辛辛苦苦一辈子，到头来所得的不过只是价值“半文”的“合法伪币”。在这样的政策体系下，经济体系也就自然被扭曲——人们更乐于投机而不是诚实的劳动，人们更愿意追逐权力而不是追求市场的自由，从此整个社会步入一个逆向筛选的体制结构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