酿成7·23动车事件的根本原因

　　“7·23”动车特大交通事故意味着什么？首先是几十条活生生的生命突然没有了。看到年轻父亲听到女儿遇难的消息瘫坐在地时，看到遇难者的家属悲痛大哭时，我岂能忍住眼中的泪水？是的，世界上哪有比失去亲人更痛苦的。而这些活生生的生命，都是在现代化的器具使用下、是在一种特殊的管理制度下、是在一种特殊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突然消失的。如果说，现代化所生产的各种器具、我们的现代管理制度、经济发展不是让每一个生命生活得更快乐及安全，更加活出其尊严与自由，那么这些器物与制度又有何用？还不如让我们的生活回归到原始状态更好。

　　对于“7·23”动车事件的原因，有人会说，是自然天气、是动车系统运行失灵的技术、是中国铁路管理体制没有走上现代化问题，是中国高铁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等；不过，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应该是与近几年来追求“超高速”增长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有关，和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模式，以及政府对经济过多干预与渗透有关。这才是“7·23”动车特大交通事故的根本原因。

　　可以说，中国的高速铁路的“大跃进”的发展，是与近十年来政府希望超高速经济增长的政策取向有关。我们可以看到，近十年来的经济政策，它的目标及取向，就是如何动用现在种种经济资源，保证经济快速或超高速增长。在短短的几年里，中国的高速铁路不仅营运里数、在建里数全球第一，旅客的运送量也得到前所未有的增长。在3年的时间里，日均旅客发送量增加2.6倍。不过，中国高速铁路这种“超高速”增长，是政府以过度使用种种资源为基础上来现实的。比如说，信贷资金的过度使用、土地资源过度使用、高速铁路各种技术过度使用（有人认为，中国的不少高速铁路项目所使用的技术是某种大杂烩，把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相关技术拼凑在一起）。否则，“7·23”特大铁路交通事故就能够防范于未然。

　　中国高速铁路“大跃进式”的发展，就是与近十年来政府经济政策的思路或价值取向有关的。为了短期的经济增长目标，大力鼓励过度使用各种资源，比如过度使用信贷体系及金融体系（2009-2010年银行信贷增长速度，是1998-2002年年年均增长的6倍多）、过度开发土地（吹大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过度开发矿产资源（造成许多重大矿难及严重的环境污染等）、过度使用现有的技术等等。

　　在这种过度使用种种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下，GDP是上去了，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增加了，地方政府业绩好了，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了，但是这种过度使用各种资源，不仅严重超支了未来经济发展，损害未来经济发展之环境，使得未来的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也没有让经济增长的成果与全国人民一起来分享，社会的矛盾与冲突增加。可见，“7·23”甬温线特别重大交通事故仅是一个案例，但是它给当前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敲响了警钟。仅是追求速度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它将给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风险。

　　还有，“7·23”动车事件应该是当前的所谓“新国企”制度有关。可以说，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铁路是国有企业最为顽固的堡垒，也被认为当前“新国企”的典范。在不少人看来，当前的“新国企”完全走出了传统国有企业的困境，成为当前国内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因为，这种“新国企”不仅能够在市场经济中主导整个国家经济走势，也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核心。这几年“新国企”真的是有所发展与进步，对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但是，“新国企”的发展不是建立在新的市场机制创新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政府向企业注入更多的实质性资产，以及政策性资源的基础上。比如说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是在政府注资、向市场融资政策性注入、政府对利率及信贷严格管制的政策性获益等，从而使得这些大型的国有商业银行，其运作收益可归自己，其成本及风险则让整个社会来承担。

　　高铁的建设与运行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高铁的建设与运行，可以轻易从政府那里获得大量的实质性及政策性资源，由于其运行的收益可归自己或少数人（与铁路行政管理部门权力相关者），其成本及风险则可转移给社会来承担，那么其管理体制的落后就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可以说，如果不改变这种完全由国有企业或国家垄断主导的高速铁路发展模式，高速铁路运作安全性及效率是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的。

　　再就是，政府为何愿意向以新国企为主导的高速铁路，注入更多实质性资源及政策性资源，这与政府总是希望过多干预经济活动思路有关。近十年，尽管市场经济得到长足的进展，但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则是越来越普遍。无论是对市场价格的干预（比如管制利率、稳定房价、控制商品价格上涨、管制油价等），还是政策性的占有资源、对倾向性行业或企业注入资源及政策性资源注入，都表现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来越深。

　　而这几年中国高铁项目“大跃进式”的发展，应该是政府这种对市场经济过度干预结果。可以说，如果这种政府过多干预经济生活的思维模式不改变，这次是高铁严重撞车，下一次则将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高风险的出现。

　　总之，“7·23”动车事件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当前经济发展模式已经到了必须深刻反思的时候，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数量的增加，并非意味器物与工具的现代化，而是要让这种经济增长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最为核心的概念，就是如何让每一个生命生活在更低的风险之中，生活得更有尊严与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