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男愁建房，好女怕离婚

　　最近，最高法院公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改变了之前的某些解释。其第七条明确规定：“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为子女购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资人子女名下的，……视为只对自己子女一方的赠与，该不动产应认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财产。”第十条又规定：夫妻一方婚前支付首付款所买的房子，即使婚后双方还贷，只要房产仍然登记在首付者名下，离婚时若协议不成，“法院可以判决该不动产归产权登记一方”（但产权登记方应对参与还贷的另一方适当补偿）。

　　消息传来，不少网友和时评人高兴地说：从今之后，房子归房子，爱情归爱情。他们认为“解释（三）”会改变女性择偶意向，会使女性更为尊重自己的感情，而不是以房子为婚姻必要条件，或坚持嫁个有钱人。

　　法律确实可能改变社会行为，不过，向什么方向改变，却是很难预料的。

　　听英国同事说，上世纪六十年代，受到女性主义者的压力，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允许女方结婚不成时保留男方赠送的订婚戒指。第二天，伦敦各家珠宝店门外排长队，都是退戒指的男人——你不退？我先退！如今美国还有赠送订婚戒指的习俗，但在西欧已经很淡了。即使送，通常也是经过数年同居，孩子都有了，两人磨合到终于觉得可以跟对方共同生活下去，终于愿意结婚了，男的才会去买订婚戒指。为女性保留戒指的法律，令很多女性错失了妙龄姣好时手镶戒指、挥舞青春的机会。

　　英国男人当时如此神气，其实有社会大气候的原因。康奈尔大学教授罗伯特·Ｈ·弗兰克，在８月７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用供需关系的经济学思路解读“婚姻市场”。他举了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六十年代的美国，从清教传统的谴责婚前性关系转为对此容忍。弗兰克教授认为，主要原因之一是婚姻市场上女多男少。二战后的“婴儿潮”导致人口激增。女性倾向于寻找略大几岁的男性，当“婴儿潮”一代的前锋进入青春期时，姑娘们能匹配的出生于“婴儿潮”之前的适婚男性数量远远不足。骤然加剧的泡郎竞争迫使女孩放低裤线。英国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所以男人不送戒指也不怕。

　　可惜国内男青年没有这样的运气。

　　弗兰克教授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当代中国。由于严重的性别失衡，国内当前的婚姻市场是女方市场。女方处在优势挑选地位，她们对男性的要求就提升了。房子如今是家庭财产的主要外在标志，为了增加自己儿子的竞争能力，男方家长很自然地将大笔财产投放在房子上。这是高院“解释（三）”有关条款的社会背景。

　　弗兰克教授引用了两位华裔学者魏尚进（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和张晓波（国际食品政策研究院研究员）的调查。两位发现，国内有儿子的家庭，所建房子的平均面积远大于有女儿的家庭；按家庭收入调整后，情况仍是如此。而且，当地的性别失衡越高，有儿子家庭所建房子的平均面积也越大。很多家庭还在室内建了个假三层，即使外面看上去只是两层，因为媒人拒绝为两层房家庭提亲。

　　魏尚进教授甚至预测，中国今后二十年仍将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势头，因为养儿子的家庭有着发财娶媳妇的强烈冲动。他和张晓波发现，性别失衡越高，当地新登记的私人工商企业也相对越多。

　　经济增长当然是好事，不过，如果魏尚进教授的预言被证实，一个副产品却是今后二十年内，广大女性将继续以房产为婚姻基本条件。

　　这么说，国内女性似乎很神气，但真实生活当然不会如此简单。女方市场的必然结果是很多女性会“上嫁”，即嫁入经济条件远胜娘家的婆家。历史经验（比如旧文学里的描写）告诉我们，她们中比较不幸的，将遭到婆家人的势利眼。如果某一天，像《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痛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终于过不下去，决心离婚时，女方的状况就会比较惨。

　　按高院“解释（三）”，根本不考虑女方婚后对家庭的人力贡献，房子她拿不到。法官比较离婚后两方条件，如果考虑给孩子一个更优裕的生活，或许孩子她也拿不到。女方会有一些嫁妆，用过几年后，带回娘家还有什么用？绣腰襦，红罗帐，刘兰芝全部留在夫家了。她仅是穿了一身衣服回去，“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

　　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民主革命已百年，对女性婚后利益的保护，总不能一夜倒回秦汉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