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的许小年

韩和元 原创 | 2011-08-05 11:17 | 收藏 | 投票

走在与凯恩斯主义相反的另一个极端的许小年

韩和元

许小年教授的新著《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新近出版,事实上教授新书的观点早在2008年年末时就很完整的表达出来了。当时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先生在《月刊》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这位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已向人们表明:这是一场涉及体制、理论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危机。在文章中陆前总理认为:“这场危机的确到了我们应该质疑过去几十年以来盛行的经济理论的时候了。现在的确到了该检讨我们自己检讨我们的过去,甚至于改变自己的时候了。”关于这个我完全认同,这点也在我的《中国经济将重蹈日本覆辙》一书里有所探讨。但陆克文总理阁下接下来的话,就不能够让人苟同了,他认为:“在新自由主义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和全球监管框架是如此不堪一击,根本无法阻止经济重创造访全球。”这是一种典型的凯恩斯逻辑,换言之,就是摈弃了新自由主义理论,那么世界是可以避免经济危机的。

教授正是阅读了这篇大作,令他愤然写道:

“陆克文这样不仅自制了一个子虚乌有的新自由主义妖魔,而且断言它就是当前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众所周知,这场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美国的房地产泡沫,而资产泡沫的始作俑者就是美联储。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联储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执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特别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科技泡沫和‘9·11’恐怖袭击等重大事件前后,为稳定资本市场而多次大幅减息,形成了世人皆知的‘格林斯潘期权’。在‘9·11’之后,美联储更将基础利率降到了战后最低的1%,并保持低利率达两年多之久。

低利率刺激了美国公司和家庭的借贷,在格林斯潘任职的十八年中,金融机构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而家庭的储蓄率则不断下降,从1990年代初的平均8%,下降到格里斯潘离职时的零左右。信贷的泛滥造就了经济的虚假繁荣,在次级按揭的推动下,房地产泡沫不断膨胀。然而借钱买来的景气无法持续,泡沫破灭之时,金融机构少得可怜的自有资本瞬间被巨大的投资损失所吞噬,微不足道的储蓄根本无法缓冲房价暴跌对家庭财务的打击,除了破产,借债成瘾的金融机构、企业和家庭再无其它出路。

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这是当前经济危机的最根本原因。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不过是推波助澜,而根子却在华盛顿(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事实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先有次级按揭,然后才有CDO之类的资产证券化产品;先有美联储的低利率,然后才有次级按揭。这是再清楚不过的政府失灵加市场失灵,两类失灵绝不可并列,前者为主,后者为次;前者为源,后者为流。

陆克文总理承认这个事实,但他指鹿为马,将格林斯潘定性为‘新自由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信奉市场至上,他们的失败就是市场的失败,一个明确无误的政府失灵就这样变成了市场失灵。先生要么对经济学说史和经济史缺乏了解,要么就是有意误导他的读者。”

陆克文总理阁下在他的文章里虽然一直强调应该极力的反对激进主义的极端态度,但事实却是他正在走向一个极端而不自知,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我们的许小年教授身上。如果许小年教授所认定的陆克文的否定新自由主义的文章是在误导他的读者,那么同样的嫌疑也应该落在许小年——这位前首席经济学家他自己身上。

虽然我也坚信里根总统在他那次就职演说中的名句:就目前的(经济)危机而言,政府不能解决我们的问题,政府本身就是问题。

但正如同我在我的《告别恐慌》一书的第一篇里所论述到的:160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本叫《共产党宣言》的小书,在这本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先生早已清楚的指明:“资本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是它的自毁倾向,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这种自毁倾向及他带来的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的本质。”看到这些周而复始及不断扩大的经济危机,我们不得不恭维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非凡的洞察力、远见力。但我觉得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说明也还不够。休谟说社会动乱的最大根源在于人们互相争夺财产的无限欲望这个观点也完全可以引申到经济危机上来,我认为,这不仅仅只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弱点,不仅仅只是剥削社会体系的弱点,互相争夺的无限欲望甚至可以说是我们整个人类社会固有的弱点、人性固有的弱点,是人本身的“原罪”。

19世纪末叶,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家Henry George讨论过财富的一般定义——凡是能够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的事物都叫做财富(wealth)。如果按照乔治的定义,工业化给我们带来的全部好处,都可涵盖在“财富”这个概念内。而这种节约未来的人类努力正是所谓的便捷性。正如我们所见,资本家为了谋求他的便捷性的时候,不顾环境压力而去采购私人飞机,而我们呢?明白的知道能源危机,明白的知道环境危机,但我们却为了我们自己的便捷性,而宁愿放弃更节约能源更环保的公共交通不用而去购买汽车,因为汽车为你增加了便捷性,但平均而言,每一辆汽车行驶一英里,要排放一磅二氧化碳,同时消耗4.5L/100km能耗的能源。而今天我们所遇到的这场空前的危机,又何尝不是这种财富观这种便捷性要求所使然呢?资本家在醉生梦死,而我们又何尝不同样地沉浸在便捷性里?占有更大的房子、开更快的汽车、消费更多的资源仍是我们所追逐的财富——也就是便捷性或未来努力减小的程度的最重要的实现途径。

事实上19世纪就经济危机的解释,流行的观点与今天是高度一致的,当时的学界和普通民众都如许小年教授一样,普遍认为造成危机的原因在于政府的‘失误’,例如不负责任地滥发纸币,存在垄断,滥用海关特权,存在贸易壁垒以及农业收成不好等等。但法国大学者兼医生Clèment Juglar并不这样认为,朱格拉医生认为“政治、战争、农业欠收以及气候恶化等因素并非周期波动的主要根源,它们只能加重经济恶化的趋势。它还与人民的储蓄习惯以及他们对可利用的资本与信用的运用方式,甚至于人民的行为有紧密的联系。但周期波动又是独立于它们之外的一种自然发生的现象。这也正是亚当.斯密‘自由放任’的准则的老师,重农主义者所认为的: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的观点是:就目前的危机而言,政府本身的确是问题所在,但政府在经济危机的产生中所扮演的角色,它仅仅只是配角。如马克思所认为的那样:任何动荡与危机根本不是某个人、某个政府的失误所致。但显然许小年教授并不这样认为,陆克文把当前的危机,把危机的责任全部的推给了新自由主义,推给了市场。而许小年在批判陆克文的同时却朝着另一个极端发展了,他把当前的危机的责任一股脑的推给了政府。

容许我引用罗伯特.希勒教授的观点:世上的绝大多数的事件,我们都找不到简单的起因。当这些事件朝着极限方向发展时,就像1929年引发的大萧条一样,通常是因为一大堆因素的积合,其中任何单个因素都不足以解释整个事件。就如同罗马,它不是一天建成的,也绝不是因为某一突发的厄运而将其毁灭的。更接近事实真相的是,罗马的毁灭是多种多样的因素——重要的和次要的,间接的和直接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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