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应该少些铁栅栏

薛涌 原创 | 2011-09-27 09:4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我在北京度过了人生最初的三十三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处于计划经济时代。到1994年离开时,高楼大厦已经拔地而起,几个大的住宅小区也初见规模。不过,那时的北京居民区还是相当开放的。比如,你朋友所住的某某二区坐落在某某一区的西北角。你在一区的东南端下车,只需知道个大概的方向,朝着西北走就是了。在某一处的楼群中,你会自然从一区进入二区,按照顺次排列的大楼号码找到朋友的住处。

  这次回家,父母从原来的住处北迁了几站地,但迁到了我当年的中学附近,是我非常熟悉的地带。从我住的旅馆到父母家,不过十五分钟的步行距离。侄儿怕我迷路,第一次非要来接我过去。我一看地图,就告诉他不必。北京的街道,横平竖直,方位清楚,况且又是我整个中学时代活动的地区,怎么可能找不到呢?于是,下飞机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自行和妻女往父母家的方向走。

  这短短十五分钟的路,有十分钟是在三环和安外大街上,都是北京笔直的干线公路,也是我离开时就已建成的,当然毫无问题。但下了这两条主干线步入小区,问题马上就来了:我虽然知道大方向,却无法像过去那样随意地从楼群中穿过。每个小区都被铁栅栏围住,自成一统。仅知道个方向是不够的。你必须知道门在哪里才进得去。简单地顺着楼号走,眼看走到自己要找的楼,却不得其门而入。结果,我一路不断东问西问,可惜大部分人都不是本地人,摇头说不知道。好歹我还是北京人,有点本地的文化知识,专门找那些乘凉的、下棋的人问。他们中本地居民的比例最高。最后在几个人的指点下,七绕八绕地找到了父母住的楼,晚了二十分钟。

  后来再拜访朋友,都是在地铁站或某某门等着主人来接。记得八十年代当记者,我凭一辆自行车跑遍京城,造访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家。那时人家就给个地址,比如某某区某某号楼几零几,我都能轻松地按时到达,从来没有出现过找楼的困难。现在则不同了。尽管在我小时候熟悉的地区,基本格局还能辨认出来,但整个城市真正的变化,是到处都是铁栅栏,大家似乎都要自成一统。我朋友住的西山附近的高级别墅区则更威风:门卫站岗,进门必开车,开车必刷卡。进去一看,仿佛是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和外面几乎完全隔绝。

  其他城市怎么样,我不得而知。妻子回绍兴的娘家,回来后说她父母住的新建小区也是有围墙有门岗的。而且还多了道节目:每天傍晚,一辆宣传车要围绕小区行驶一周,用高音喇叭广播:“各位邻居,注意火烛,关好门窗,防止小偷。”在北京至少还没有见过这个架势。

  回来前就看媒体报道过几次,说北京郊区有些地方把外来人员集中管理在一个区内,用铁栅栏围起来,门禁森严,出入必须凭证件等等。这引起了许多争议,有以“笼居”相称者。回来一看,岂止是外来人员,北京人许多也把自己圈起来了,只是门岗并不严查过往人员而已。不过,在高档豪宅区,进门刷卡,倒是和民工聚居地的制度有点像。更有甚者,那些被铁栅栏围起来的小区内的楼房,住户经常用铁栅栏把自己的窗户和凉台封起来。甚至五楼、六楼,也是铁窗铁栏。有当地人说,小偷并非仅仅从一层往上爬,还可以从天而降,住多高也要防。

  这一状况,让我惊异不已。中国正在加速融入世界,越来越开放。但在基层社区,则似乎越来越封闭,大家都急于把自己与外面隔绝起来,层层设防。北京的服务业,几乎已经见不到本地人,全是外地人在工作。但被服务的北京人对外地人则不免存在偏见,觉得外来人员对自己形成了威胁。再看看美国,虽然有高度的地方自治,但很少有围墙式的社区。城市、街道都强调开放性。哈佛、耶鲁等重要学府,虽然里面各个学院有围墙,但整个学校是开放式的,没有“校级”围墙,甚至边界也相当模糊。人家的居住形态的核心价值是公共空间,而非深宅大院。这种开放性,体现了一种信心。

  中国最近三十年多年的成就,得益于改革开放。这里的“开放”,不仅仅是向世界开放,而且也应该有对自己开放。这包括邻里之间,城里人与进城务工人员之间互信的建立。只有大家彼此产生信任感,才能培育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的交流和理解。人与人之间,应该拆除心灵上的铁栅栏。我们的城市发展,也要突出这样的主题。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中文系,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曾任南方都市报评论员。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曾主办《北京晚报》专栏“百家言”,2002年日韩世界杯期间加盟《足球》,现为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博士候选人。著有《直话直说的政治———薛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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