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统,才有现代

姚中秋 原创 | 2012-01-11 17:43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观察一下当代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地理格局,就可以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规律:凡是传统保存相对完整、儒家价值深入人心的地方,经济都比较发达,政治也相对开明。换言之,最传统的地方,现代化程度其实最高。

  为简单起见,我把中国划分为三个区域: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长江下游也即传统的江南地区,及北方。若以乡村地区而言,这三个地区中,传统在钱塘江以南保存得最为完整,而其经济也最为发达,社会自治程度最高。长江下游次之,北方的各种指标则都殿后。

  儒家传统如此地理分布,自有历史原因。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儒家传统保存最好的地区,经济反而最发达?社会治理反而相对较好?一百年来,知识分子掀起一波又一波反传统大潮,比如打倒孔家店,其主要理由就是,儒家传统妨碍现代化。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说法不成立。而中国目前的文化-经济-政治地理格局,对此命题更是构成了致命挑战。

  不能不说,那些反传统的知识分子不明白社会科学的一些基本理论。经济增长依赖市场秩序,而市场秩序形成、维护、扩展的前提条件是存在相对健全的规则,有效地执行规则的机制,以及人们尊重规则的习惯。社会治理之前提条件与此类似,同样依赖人们对规则的尊重,执行规则的机制。换言之,经济增长和社会优良治理,都有赖于规则、组织以及人们的规则意识。

  儒家恰恰提供了所有这一切。儒家强调礼、礼俗,这些就是约束人们行为的规则。儒家构造了宗族制度,这是基层社会最为基本、也非常稳固的组织。族中长老和德才兼备之人为族中领袖,其权威寄托在祠堂,依托祠堂执行礼俗,维持秩序。当然,通过这样的教化,民众也普遍具有规则意识。

  由此我们可以解释钱塘江以南经济发达的现象。传统上,这些地区的市场制度就最为健全。上个世纪中期,权力控制、计划经济的大浪铺天而来。北方地区完全被改造,但借助于较为紧密的传统组织,钱塘江以南地区部分抵制了这种制度扭曲。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集中控制权力略有松动,这些地区的市场传统就强劲反弹。从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市场化不是经济学家引入的,也不是政府发明的,而是民众自发恢复的。

  而相对完整的传统观念、规则、制度,又为市场秩序形成、扩展提供了条件。人们都知道,在温州,私人企业家的借贷手续是非常简便的,因为,金融礼俗已经深深地刻在人们心灵中,每个人都知道它,也会约束自己遵守它。如果不遵守,他将会遭到严厉惩罚。换言之,借助于以儒家价值为基础的种种制度、观念,人与人之间具有较高程度的信任,而这可以大大地降低交易成本。

  钱塘江以南的社会治理,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向传统回归:宗族公开活动,并纷纷恢复或重建祠堂。由此,在这些地方形成了两个治理体系共同治理的格局:一方面是依托于法律的村委会,另一方面是扎根于习俗的“老人会”或者“理事会”。前者是上级政府支持的他治组织,后者是民众自发认同、支持的自治性组织。双方会理性地分配权力,尽可能合作。尤其是村委会通常不敢滥用权力,因为,一旦与老人会发生冲突,未必能赢。这样的合作架构也部分驯化了村委会,他们会约束自己,而较为积极地向社区提供公共品。

  这样一种复合型治理架构,让钱塘江以南乡村社会的治理远远优于北方乡村。在北方乡村,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基本上不再存在传统的宗族组织,而除此之外,村民几乎不可能自发组织。没有组织的村民,对于村委会滥用权力的行为是无可奈何的。

  当然,随着城市化,人们熟悉的传统乡村组织必然发生变化。但迄今为止的事实至少证明了: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反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重构现代制度。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社会变化的理性之道本来就是孔子所说的,“因”中有所“损、益”,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而不可能有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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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席、独立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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