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先生若干观点批判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林毅夫先生主要从偷懒和监督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原因应当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命题。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公社自身的原因，也有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但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林毅夫先生认为承包制是农村发展的主要效率源泉的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农村发展的效率源泉主要是由于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所致，承包制本身只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另外，林毅夫先生认为解开李约瑟难题的钥匙是科举制，这也是一个有问题的命题。笔者的观点是，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个轮子，由于缺乏需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就缺少了拉力，由于集权政府的贪婪，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了好的导航者，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
关键词：公社 承包制 李约瑟难题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20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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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其研究观点对我国理论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甚至有些也影响到中国改革实践的高层决策。但对林毅夫先生的一些观点仔细推敲，有许多观点是很值得商榷的。下面笔者仅就林毅夫先生的三个重要观点提出一些不同看法，供大家讨论。
商榷一：公社低效率是监督成本高？
目前关于人民公社低效率原因的解释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自然灾害方面找原因，如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等。二是从产权制度上找原因，认为是产权弱化导致排他性极差，从而失去对生产性努力的激励。三是从分配制度上找原因，认为公社的分配制度没有提供有效的激励。四是从社员身上找原因，如社员的自私、偷懒等。五从是公社管理上找原因，认为是代理人寻租造成了对社区福利的损害、以及瞎指挥等。六从是人口增长方面找原因，这种观点比较有影响的是黄宗智的“过密化”。黄宗智在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时，认为造成农业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根源不是集体制本身，而是农业的“过密化”。亦即在生存压力和劳力多余的情况下，集体单位不断地投入劳动力，尽可能地增加产量而无视社员的实际收入，直到其边际产品等于零。他注意到，集体劳动犹如大家庭，不能解雇其过剩劳力，不容忍部分人失业，哪怕这意味着对其他劳动力更有效地使用。七是从人民公社规模上找原因，认为人民公社规模太大，从而带来集体行动的困境等。在上述观点中，总体看法是倾向于认为公社低效率主要是公社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其中占主流的看法是认为产权制度模糊和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导致偷懒等机会主义泛滥等是最主要的原因，这里尤以林毅夫先生的观点最具代表性。
林毅夫先生把生产者合作社作为完全市场条件下的企业，通过研究他认为，公社经济不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其组织内部为了激励劳动者投入劳动而进行的监督成本太高。他认为，“一个劳动者增加有效劳动投入量，既不会增加他的当前收入，也不会增加他未来的预期收入，这样他是不会有劳动积极性的，除非有人监督他”，并且，“增加劳动监督的准确程度，可以提高工人的劳动积极性”，但是另一方面，“劳动的监督是需要成本的，监督成本的增加量，往往比准确程度的增加量快得多”。因此，“如果监督成本的增加大于收入的增加”，那么，“最佳的监督程度可能就是不监督。在不能解散合作企业的前提下，计大概工，干多干少一个样，也可能就是为实现企业目标的一个理性选择”①。
后来，“杜润生为了从理论上证明人民公社不成功其必然是内部机制的问题，组织了包括林毅夫在内的课题组，专门派人收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生产队台帐，力图在数据上支持监督成本高的理论假设。但这个假设至今仍然没有被验证。”②
笔者认为，这种把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简单归结为主要是公社自身内部的原因，并且认为监督成本高是主要原因的这种观点是片面的，也是不准确和不符合实际的。笔者的观点是：人民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综合的，既有公社自身的原因，也有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但公社自身之外的原因是主要原因，而不是相反。下面谈谈理由。
首先，公社内部监督成本是存在的，但并不高昂，因为相反的因素也是存在的。
其一，公社的生产劳动大多是团队劳动，单个人分开进行劳动的情况并不是很多。而一个团队在进行统一劳动时，团队成员之间存在着相互监督，从而也无形降低了监督成本，并有效防止了机会主义行为。
其二，中国文化具有面子文化的特点，这在农村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多数农村人都有好面子这一特点。而面子实质也是一种精神收益，具有一种隐形的激励作用，在集体劳动中，个人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干、聪明、强壮等，也就是说，自己的努力虽然得不到实物收益的补偿，但声望收益和精神收益的补偿仍会促使团队中的个人去努力工作。
其三，生产中的监督难或监督成本高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对个人生产的产品质量和数量难以进行有效测度，但这在公社的农业劳动中并不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是大多数劳动成果都是可以直接进行测量的。如挖土块，挖多挖少，大家都可以一眼看清的，并不存在难以测度的问题；再比如拔麦子，拔多拔少也是都可以较准确度量的；再如，耕地，耕的数量和质量都是可以进行有效测量的；当然，也有一些对劳动成果难以进行测量的，但这种情况毕竟是少数，而不是普遍情况。这里有一个误区，就是对农业劳动成果的测量总是将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如果将农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的最终成果联系起来，确实是存在对劳动成果和劳动付出之间的关系难以进行有效测度的问题。但在公社的劳动中，对劳动成果的评价并不是依据最终成果，而是依据当时直接的劳动成果。所以，在公社的生产劳动中，所谓因为劳动成果难以进行有效测度的问题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意味着所谓监督难并不是一个问题。
其四，在当时，公社是一个熟人社会和封闭社会，其中公社中的生产队大都是依据在自然村落的基础上而建立的，所以，公社社员之间的劳动博弈并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一个重复博弈。在这种情况下，社员因偷懒而引发的个人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理性的人选择偷懒是不明智的。在生产队里，大家都是乡里乡亲的，由于血缘文化和熟人文化的作用，大家对偷懒并不是有太高的积极性的。一方面，你偷一次懒，从个人角度看，心理上总觉对熟人和本家有一种歉疚感，所以，这种心理也会阻止你去偷懒。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国情特点，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偷一次懒，若被别人发现，就会成为村里人经常议论和取笑的话题，尤其会成为一些妇人和婆娘们经常进行街谈巷议的话题，这对个人以后的生产和生活都是十分不好的，如在劳动安排上，就有可能会产生一些歧视，若偷懒的人是年轻小伙，也会在找对象上产生不好的影响，并且由于公社的封闭性，决定了你的退出成本也是高昂的。所以，在当时的公社里，大多数人都是勤奋的，并不存在明显的偷懒现象，偷懒只是少数现象，但这并不影响生产队的总体劳动产出效果。
其五，由于人口过剩，由偷懒而产生的对产出的影响也将是有限的。解放后，由于没有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我国人口也出现了一个高增长，反映在公社里，就是在土地总量没有增加多少的情况下，人口增加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个别人的偷懒对总体劳动产出影响也是不大的。
其六，生产队中的磨洋工现象，主要是出现在农闲时节，在农忙时节并不多见。从许多公社的劳动实践来看，有许多劳动场景是非常感人的，群众显示出很高的劳动积极性，而并非是普遍的磨洋工。而在农闲时节，磨洋工是对产出并不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其七，公社通过不断的思想教育、斗私批修等手段，也对偷懒等机会主义行为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其八，本人是64年出生的，从小就生活在农村的公社里，在学生时代，就参加过许多的公社劳动，根据本人的亲身经历和多年的经济学研究实践，感觉从监督成本高来解释公社低效率也是不准确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所以，笔者认为，主要从偷懒和监督成本的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应当是一个伪命题，或至少是一个无意义命题。
其次，从产权角度来解释公社低效率原因也是不准确和不全面的。产权不清只是一个可能的影响因素，但并不是经济生活效率的主要决定因素。因为在经济生活中，有许多经济组织中产权不清是客观存在的，但并非都导致了低效率。所以，产权不清不是经济组织产出效率的决定因素。在公社里，从实际看，在当时，除了生产队所有土地外，也存在家庭有较大自主产权的自留地，但家庭自留地的产量与生产队的产量并没有太大差别。
第三，从公社的分配制度上找低效率原因也是不符合实际的。合理的分配制度应当体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从当时公社的分配制度看，是兼顾了公平与效率两方面要求的。一方面，公社分配需要照顾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另一方面，公社分配也要考虑个人的实际劳动贡献。如在生产队的口粮分配中，一般是综合人口与劳动力两个方面的因素。一部分是按人口分配，另一部分是按个人或家庭的劳动贡献情况进行分配。前者主要体现公平，而后者主要体现效率。一般而言，公社在实际分配中都是需要考虑这两方面要求的，不可能只顾一面而忽略另一面。因为若不照顾人口增长和一些老、弱、病、残，在当时收益有限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饿死人现象。但若将劳动成果都按人口平均分配，也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同时，也不符合公平原则。
第四，从公社管理者方面看，确实当时公社管理是存在许多问题的，如一些寻租问题，代理人的腐败问题等，但这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主要问题，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对代理人寻租和腐败等问题起到了有效的预防和阻止作用。
第五，从公社规模上看，在大公社时期，公社规模是一个影响效率的主要因素，但在小公社时期，生产单位是生产队，当时生产队主要以自然村为基础，规模并不是很大，所以，从规模上解释公社低效率也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对公社低效率原因的探讨，我们不能将大公社低效率的原因归结到小公社身上。一般而言，我们讨论人民公社低效率，主要是讨论小公社时期的低效率，而不是大公社时期的低效率。因为解散的是小公社，而不是大公社，大公社仅仅是一个过渡。否则，讨论就是南辕北辙，结论与原因就是错位的。
第六，自然灾害主要对大公社时期的公社效率产生了影响，但对小公社时期的经济效率影响是有限的。另外，对一个经济组织而言，讨论其效率，从自然灾害角度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自然灾害对任何经济组织都是一个外在的随机因素，而不是一个长久的决定因素。
第七，从人口增长或“过密化”来解释公社的低效率，笔者认为有一定合理性，但笔者认为人口因素不应是决定公社低效率的主要因素或关键因素，只是一个次要因素。一是人口政策不是公社所决定的，是由中央制定的；二是在公社解散时，国家已在70年代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
所以，综上讨论，笔者认为，将公社（本文主要讨论小公社）低效率原因主要归结为公社内部的原因，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公社的低效率确实是存在的。如，1950年～1952年,我国粮食、棉花、油料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3.1%、43.2%和17.8%；而1957年～1978年则分别降为2.1%、1.3%和1.0%。并且此间波动甚大。不仅如此，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全国人均占有的主要农产品产量并无明显增长；每个农业人口提供给社会的农产品产量却明显下降。1957年～1978年，农民人均收入仅增加64.22元，平均每年仅增加3元。
对于实际存在的公社低效率该如何解释，笔者认为，公社低效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是国家倾斜发展战略和政策不当所致，而公社微观组织本身应承担的责任则是次要的。
首先，国家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导致了对公社农业剩余的极大占有，这极大削弱了公社经济增长的潜力。由于大部分的剩余被国家占有，公社失去了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也失去了进一步改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的能力。在国家强调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情况下，公社实质变成了工业的附庸，变成了工业的殖民地。而公社社员也就相应变成了公社的依附者。这里体现了双重的依附关系：一重是农业对工业的依附；一重是社员对公社的依附。
其次，为了配合国家倾斜工业化的需要，国家在农村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的发展方针，其作用就是限制了公社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的空间，从而也就限制了公社来自其它产业的收益来源。
第三，户籍制度和城乡分割体制的形成，导致公社失去了通过转移剩余劳动力来增加农民收益的有效途径。在公社生产中，由于多余的农业剩余人口无法有效转移出去，这种由于人口增加对公社经济剩余的侵蚀也是导致公社低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人口与经济只有协调，人口才会对经济有促进作用。但在公社时期，公社成了劳动力的蓄水池，不但多余的劳动力转移不出去，而且还要接受城市多余的劳动力，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这种情况严重限制了公社人均生活水平的提高，也导致了公社的普遍贫困。据我国学者计算，1952～1978年，我国工业资本积累吸纳新增劳动力的理论数字为17113.7万人，实际吸纳8097万人，少吸纳劳动力9016.7万人，这意味着二元经济一端的工业部门实际吸纳劳动力不及理论数字的1/2③。在工农产品“剪刀差”减掉了农村6000亿元人民币的同时，高速行进的工业化却并没有吸纳农民，使农村中积累了相当数量的剩余劳动力。以1978年和1965年相比，城市人口增加了4200万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从18％下降为17.9％；而农村人口却增加了1.9548亿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率从80％增加为82.1％④。据估计，整个20世纪50～70年代，中国农村新蓄积了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⑤。另外，据统计，中国农业劳动生产率按不变价格计算，1975年比1957年还低11.6％，到1980年也不过提高了15.8％⑥。这说明，随着农村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人口对有限土地资源的压力增大，劳力投入密集型的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已经开始出现内卷化，投入与产出的边际效益渐趋于零，甚至出现了负增长。所以，由于农村公社剩余劳动力无法有效转移出去，这既侵蚀了农业本来就有限的剩余，也使农民丧失了来自其它产业的收益。
第四，政治对经济的不恰当干预也是造成公社经济低效率的重要原因。主要表现为：一是以政治目标代替经济目标。抓革命、促生产，变成了生产围着革命转。用不断革命的目标代替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二是以政治激励代替经济激励解决经济问题。对公社领导，主要是通过政治升迁和给予政治荣誉来解决激励问题；对公社一般群众，主要是通过未来的美好预期来激发劳动群众的积极性。三是对现实中的“经济人”问题，主要是不断通过政治运动来解决，如通过斗私批修、社教、“四清”等运动来解决。这种以政治方式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带有很强的人治色彩和不确定性特征，从而破坏了经济规律的正常运转，使经济生活本身呈现出了很强的不稳定性特征。四是政治对经济的过度侵蚀也造成了时间上的浪费。由于农活的时间性和季节性都是比较强的，一旦丧失时机，弥补就是困难的。而公社的一些活动安排往往需要违背经济需要来服从政治需要，结果导致时间不能按经济规律安排，导致经济效率降低。
第五，由于严格限制市场交换，从而也就导致公社没有了来自市场交易方面的收益。
所以，综合上述讨论，笔者认为，公社低效率的原因应当是综合的，但主要原因不在公社本身，而在国家宏观发展战略层面，也就是说，公社产生的问题并不都是公社自身产生的，责任主要在国家宏观政策方面，而不在公社微观方面。
商榷二：家庭承包制是农村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
改革开放后，中国农村普遍实行了家庭承包双层经营体制。30多年来，中国农业和农村确实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农民收入也有了极大提高。林毅夫认为，农村发展，家庭承包制的贡献是最主要的，并且林毅夫运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出的估计是，家庭承包制改革使1978—1984年农业产出增长了46。89%（见《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第9页，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4月出版），另外，有些学者也是这样认为的。但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农村发展的效率源泉主要是由于国家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所致，承包制本身只起到一个次要的作用。
第一，国家将发展战略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为承包制经济形式提供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也减少了政治对经济的不恰当干预。
第二，国家重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均衡发展，这既减少了工业对农业剩余的剥夺，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提供了有效途径，同时，也就增加了农民来自工业发展和城市发展方面的收益分享。
第三，由于农村经济不再实行以粮为纲，这为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提供了机遇和发展空间。农村实行家庭承包制以后，除粮食产业以外，农村其它产业和乡镇企业的发展，成为农民增收的主渠道。
第四，由于逐步取消了市场限制，农民也就增加了来自市场交易方面的收益。由于有市场需求引导，农民可根据比较优势和市场需要来调整生产结构，以获取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所以，笔者认为，农村经济所体现的效率，其源泉主要是国家在宏观上实行了正确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政策所致。至于一些林毅夫先生运用计量方法所得到的一些结论，笔者认为是它只是反映了农村经济在1978—1984年的情况，而这并不能说明承包制本身所体现的长久的效率性的。因为一种制度设定的效率性，不应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应具有一定的长久性。当然，承包制本身也是有一定效率的，如经营的灵活性和自主性等。但这种效率体现在推动农村经济发展上，毕竟是次要的，而对农村经济发展起主要推动作用的，应是国家宏观整体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正确性和有效性，这里承包制这种制度形式只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决定的作用。因为若在实行承包制的同时，不取消限制农民外出的规定，不取消以粮为纲的战略，不取消等等一些限制在原公社身上的约束，在这种情况下，承包制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活力和效率的。所以，任何一个经济组织的效率，既取决于组织本身，也取决于组织外部环境的变化。我们在判断一个组织效率的问题时，必须要结合内外两方面的因素来考虑，而不是只考虑一个方面。同时，任何局部制度的创新，其有效性总是与总体制度创新是密切相关的。若总体制度创新是无效率的，则局部制度也就很难体现出效率性。另外，在经济学研究中，运用计量和数学的方法，既有优点，也有缺点，并非所有研究结论都是可靠的。
商榷三：科举制度是解开李约瑟问题的钥匙？
所谓“李约瑟问题”就是在他的巨著《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李约瑟提出：（1）为什么近代科学只是在欧洲，而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2）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土生土长的工业革命？
其实早在李约瑟之前，就有很多人提出与李约瑟难题类似的问题。中国学者中最有名的是任鸿隽在中国最早的科学杂志《科学》第1卷第1期（1915年）发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一文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在西方，魏特夫在1931年的一篇文章《为何中国沒有产生自然科学？》也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将“李约瑟问题”作为一个问题明确提出的，是197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思·博尔丁，后经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雷斯蒂沃的归纳和科学史家席文等人的质疑辨难，“李约瑟难题”一说遂不胫而走，不久就传入中国并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对于“李约瑟问题”的解答，李约瑟自己认为，中国的封建官僚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是通过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最后他作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北面被沙漠切断，西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除李约瑟本人外，对于“李约瑟问题”或类似“李约瑟问题”，有许多学者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任鸿隽1915年的文章《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把中国无近代科学的主要原因归之于没有使用归纳法。
钱宝琮、徐模等认为，中国为大陆文化，以农业为主，太重实用，因而自然科学难以发展。
冯友兰认为应重点考察中国人的价值观和哲学，他特别强调汉代以后国人就失去了征服自然的理想并完全从外部世界撤退回来。
陈立、竺可桢等认为，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近代）科学。
也有一些学者从语言文字方面找原因的。法国学者伏尔泰和蒙蒂克拉把中国科学的落后与语言文字相联系。美国科学史家戴维·林德博格认为象形文字难以掌握且效率低下。李世闻研究指出，汉字是具有整体结构的象形文字，属于综合性，导致中国人的思维具有综合性；西欧的拼音文字属于分析性质，使得欧洲人擅长分析性思维，而分析性思维正是近现代科学所必需的。费正清认为,中国语言的性质造成了士绅阶级对学术的包办，文字对人的桎梏也使中国学者未能制定出一套比较完整的逻辑体系。
马克斯·韦伯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是与新教伦理精神密不可分的，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严重阻碍了这些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认为，基督教中的清教教导人生要勤俭、诚实、守信用，为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而努力入世活动。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追求财富成为人生的目的，人变成一架赚钱的机器，从而有助于西欧产生出资本主义，而中国的儒教和道教缺乏清教这样的伦理，致使中国未能产生出资本主义。
刘志一认为，中国未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的决定性因素在于有机统一观思维方式的制约，构成东西方不同思维方式的根本原因则是地理条件、生态环境、生活方式等诸多因素长期作用于人的身体所产生的脑与神经系统应变模式的遗传与变异造成的。
牟宗三则认为，中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科学，也未出现过逻辑和数学，其原因在于中国儒家传统文化精神与科学精神的不一致。
赵显明认为，“李约瑟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程朱理学的兴起逐渐束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导致了科举制的蜕化和社会环境的恶化，再也没有第一流的人才投身于科学技术了。
Mark Elvin认为古代中国之所以领先世界，而后又被欧洲赶超，是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资源匮乏。中国最初的家庭耕作制度有利于技术进步，不过这种进步的成果被一轮又一轮人口增加所吞噬，国家不得不大力发展农业技术去缓解人口压力。因此，中国出现了在较高农业技术水平上维持大量人口的局面。人口增加引起人地比率的上升，造成劳动力便宜而资源和资本昂贵，对劳动替代型技术的需求降低，同时由于人口膨胀，中国没有足够的剩余去发展工业，便进入了一个“高农业水平、高人口增长和低工业水平”的高水平陷阱之中。
姚洋指出，中国人多地少，农业的平均回报高于工业的平均回报，资金向农业集中，造成工业缺少资金，这是中国未能工业化的真正原因。
琼斯在《欧洲的奇迹》一书中认为，欧洲的地理环境使它能发展出耕牧结合的种植业、受水、旱、雹等自然灾害和瘟疫等的侵害也较亚洲为小。对此，他从地理环境的角度出发，推导出亚洲国家是无法发展到现代社会的。
吴彤认为近代科学未能诞生在中国，主要因为中国社会为科学性知识的演化提供了一个被组织环境，没有形成一个开放的、非线性的、远离平衡态的自组织系统。
王淼洋认为，东西方科学技术发展存在重大差异的关键不在存于西方长于什么和东方长于什么这样简单的对照上，而是在于西方实际上做到了各种相反思想和思维方式之间的平衡或协作。据此思路，他推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古代哲学一元化的畸形发展。当然，他同时也指出：至于西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得以延续，而东方民族思维健全发展过程却被中断，其各自的原因都必须从它们各自的社会政治传统中去寻找。
陈平教授认为，在工业革命前的游牧业、农业和农牧业三种经济结构中，只有农牧混合的经济结构具有适当的稳定性和进化度，给分工和交换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所以资本主义首先在具有这样经济结构的西欧出现、生长，最终打破封建社会的壁垒。中国早在西周后就形成单一的小农经济结构，至今仍然具有其主要特征。这种结构的恶果主要表现在：自然生态破坏，农业劳动生产率递减；人口不断膨胀，以至导致周期性土地危机，从而对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阻碍分工、抑制交流的超稳定结构。整个社会内外缺乏横向联系，社会体系不是网状而是一种垂直结构。因此，虽然政治极不稳定，但经济结构却超常稳定，这是长期阻碍分工协作的大生产方式和阻碍科学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
也有的学者指出，西欧相对分散的政治体制以及有市民阶级参与的等级君主制、实行重商主义的专制君主制客观上有利于封建制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产生；而“东方型”、中国式的专制君主制及其抑制、打击商品经济的政策则是导致封建制长期延续的根本原因。
白乐日在其《中国的文明和官僚制》一书中认为，西方的城市在中世纪是有自治权的，商人拥有自由、特权，从而能得到发展。例如集市就是发源于意大利，因为意大利有自治城邦，商人凭借集市而发展，而中国则没有集市，中国的城市也没有自治权。他认为，中国的城市只是官僚统治的地方，官僚由士大夫组成，他们是特权集团，而农、工、商在中国却没有地位，由于国家压制商业、技术的发展，所以中国可说是一个永久的官僚社会，其结构长期未变。自15世纪以来，中国的发展便和西方截然不同，中国缺乏西方的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理性主义、自然科学、自由劳动等等。
还有些同志认为闭关锁国，没有对外开放是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的主要原因。
对于李约瑟问题，林毅夫先生在《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2年4月出版）一书中认为，产生李约瑟之谜的根本原因是科举制度，它使知识分子无心去投资从事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须的人力资本，因而从原始科学跃升为现代科学的概率就大大减低了。
和上述学者的观点相比，林毅夫先生的这个解答就更有些浅陋。其实，科举制只是一个工具而已。从西方和东方的考试制度看，现代化实质也是离不开考试制度的。林毅夫先生只看到了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问题的实质。
对于“李约瑟问题”，下面谈谈笔者的思考和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对于国家而言，发展是一个有机体系,犹如车子前进，轮子、掌舵人、动力是车子前进的基本要素，这里诚信和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两轮，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需求是国家发展的动力。
诚信是支撑国家发展的一个基本要件。一是有诚信导致有秩序。诚信的本质是遵守承诺。而秩序的本质也是一种承诺，是一种众人的约定。所以，有诚信意味着秩序能得到有效执行，意味着社会有机体运行有序化将得到有效保证。这样，对于一个社会竞争主体而言，预期就有价值，契约就能得到有效执行，交换就能得到顺利实现，资源可在不同空间和时间内能得到有效配置，从而也就有利于市场经济从初级形式向高级形式演变。二是有诚信就容易合作，就容易产生规模经济，从而也就有利于大企业和大工业制度的建立。三是外在的法律形式必须与内在的诚信世界有机结合，才能使法治走向更加完善的程度，也才能使法治社会的运行成本更小和运行更高效化，从而也就有利于建立更完善的法治社会，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保驾护航。
理性是支撑国家发展的另一个基本要件。理性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真，二是指求真。真主要反映客观；求真主要反映主观。真和求真本质上是统一的。因为理性本身需要理性精神去发现。笛卡尔认为：只有那种被认为具有绝对必然性的而且不会被质疑的东西才属于理性认识的范围。真意味承认存在着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宇宙秩序和法则。求真就意味着要有独立精神和批判精神，就意味着要“怀疑一切”；但怀疑本身不是目的，怀疑只是手段，目的是要达到真理。所以理性就意味着反权威，就意味着创新和科学。同时，有了科学性，就意味着发展的整体性和长远性就能得到有效保证。
需求是引致国家发展的动力。需求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原动力。需求刺激供给，供给拉动新的需求，二者互相推动，互相制约。需求有个人需求和社会总需求。社会总需求是社会各种需求的总和。社会的总需求引致社会的总供给。这里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互为动力，共同推动产品不断丰富，经济不断增长，社会不断繁荣。另外，需求也可分为国内需求和国外需求。对一个国家而言，不管是国内需求，还是国外需求，都是发展的重要引力条件。
政府是国家发展的引导者和驾驶员。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是引领国家发展的关键和主导。首先，政府在推动制度变迁方面具有优势地位。因为政府是一个社会的强势主体。一般而言，具有强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大；相反，具有弱势地位的主体，对制度变迁的作用力相对较小。其次，政府在提供发展的基础设施条件方面具有规模优势。
诚信和理性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人文精神内涵，政府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政治前提，而需求则主要体现了发展所需要的经济条件。
（二）为什么西方社会能够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主要原因就在于具备了上面所说的几个发展要素。
首先，由于社会发展充满理性和诚信精神，这为西方社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基本前提和基础。从古希腊、古罗马到中世纪，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理性精神始终贯穿西方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当然，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着不同的具体表现形式。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所宣扬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自然理性”或者像有的学者所称的是一种“宇宙理性”，它存在于浩淼的宇宙之中，与神的理智并存。中世纪的理性则由自然理性过渡到了“神学理性主义”，它将原先的无特定对象的自然理性转变为神意的体现，上帝则成为了理性的至上代表，理性则成了为神学思想服务的工具。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深入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理性得以冲破神学的枷锁而转向人类自身。这里虽然在西方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理性精神有不同的表现，但理性精神的实质和灵魂并没有变。正是这种理性精神所体现的灵魂，才为西方的科学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提供了一个基本支撑。还有一个是诚信，这也是西方社会快速发展的一个有力支撑。诚信提高了交易效率，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人文底蕴。在西方，产生诚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理性精神是产生诚信精神的逻辑基础。诚信和理性是一个互相嵌套的结构。一方面，诚信孕育理性；另一方面，理性也孕育诚信。理性精神注重的是系统性、长远性和整体性，而不是离散性、短期性和局部性，而这也是诚信所要求的。其二，宗教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内在约束。诚信是大多数宗教对人的一般要求。《圣经》就是上帝与人的一个约定。人为了救赎自己就得遵守约定，而遵守约定的基本要求就是要有诚信。其三，不断完善的制度体系为诚信提供了有效的外在约束。
其次，15—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实质就是市场需求的大发现，这为欧洲社会的整体变革和工业革命以及科学革命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引力。地理大发现对于欧洲社会经济的主要后果是：1.促使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新航路和新大陆的发现，迅速扩大了欧洲对外贸易的地域，商品种类和贸易额急剧增加。原来的贸易中心逐渐由地中海区域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威尼斯、热那亚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的商业地位急剧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和尼德兰的安特卫普。欧洲商业的性质和经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商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也空前膨胀起来。2.大量金银流入欧洲，造成商品价格猛烈上涨,影响到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3.引起了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直接奴役和掠夺，由此奠定了以野蛮暴力为基础的近代殖民制度和国际分工体系。欧洲国家首先是葡萄牙和西班牙，接着是荷兰、英国和法国的殖民者从殖民地掠取到巨额财富。4.推动了本国生产制度的建设和分工的深化。从16世纪起，西欧资本主义开始进入资本原始积累和工场手工业大发展的新时期。5.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6.推动了政府的变革，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
再次，政府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相比世界各国政府而言，西方各国政府在引领社会经济发展方面起到了较好作用。如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扩张就与各国政府的大力推动是密不可分的。在教育、技术创新等方面都渗透了政府的积极作用。为什么西方政府能发挥较好的作用？这里一是诚信和理性精神为政府发挥积极作用提供了一个好的人文底蕴。因为政府毕竟是由社会中的个人构成的。所以个人的诚信和理性必将影响到政府的决策和行为。所以，尽管西方东方都有专制主义，但实际运行的效果并不总是一样，这里人文底蕴的不同是产生区别的一个重要基础因素。二是西方近代以来不断完善的民主制度体系也为政府行为的高效性提供了进一步的制度保障。
由于有了诚信和理性，发展就有了两轮；另外，政府自身也在不断进行积极建设和完善；同时，地理大发现又解决了需求问题。所以，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产生，实质就是上述一系列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里诚信和理性起到了内因的作用，需求的扩大起到了外因的作用，而政府是一个关键的中间变量。
（三）相比西方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产生的条件，中国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社会既缺少诚信和理性，经济发展又缺乏需求，同时，政府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所以，中国的落后就是必然的，发展也将是十分缓慢的，甚至就是一种循环。
首先，缺乏诚信和理性是两千多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一个通病。
从观念的层面看，中国社会是非常强调诚信的。对诚信的要求构成了中国传统道德的核心精神之一。但从现实层面看，中国社会又是非常缺乏诚信的。这里缺乏诚信的原因，除了信息不对称、经济人、有限理性等一般原因外，还与中国社会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有密切关系。首先，传统的小农经济生产方式是产生缺乏社会诚信现象的经济根源。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所体现的人与自然博弈不同于社会化大分工所体现的人与人的博弈，前者更有助于催生博弈主体的机会主义意识。当然，小农经济有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所以，小农经济所导致的诚信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家庭诚信，而非社会诚信。其次，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官僚集权体制是滋生社会诚信缺乏的政治土壤。人治导致随机性，随机性导致机会主义泛滥，而机会主义泛滥必将导致社会诚信缺乏。再次，以小农经济为根基的中国传统文化所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是导致社会诚信缺乏的文化温床。防止诚信缺乏的最有效策略就是提高诚信缺乏者的决策成本。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和为贵”等处事原则为缺乏诚信者提供了温馨的避难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其直接结果是增大了无诚信者的收益，减少了其不守信用的成本。所以，这种游戏规则只会导致更多的人去作奸犯科，而不是诚实守法。另外，面子文化所导致的诚信也是一种面子诚信，是一种表里不一的诚信，这种面子诚信与诚信的本质要求是相违背的。还有，血缘文化缩小了诚信的范围，不利于诚信在全社会范围的扩展。
在中国封建社会，缺乏理性也是一个客观现实，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一是重迷信，轻科学；二是重实际，轻理论；三是重当前，轻长远；四是重幻想，轻理想。
缺乏理性的深层根源也在于中国社会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首先，落后的小农经济生产力水平是制约理性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其次，专制集权的政治体制是制约理性发达的政治根源。专制主义与思想创新本质是相对立的。再次，专制集权文化本质也是一种为强势服务的愚民文化，这种愚民文化又进一步制约了理性水平的提高。
缺乏理性和诚信对中国社会健康发展的危害是深远和持久的。首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高成本，增加了社会运行的无序。其次，不利于中国社会的法治化建设，增加了法治社会建设的成本。再次，不利于中国的民主化建设。民主的核心在于民主精神。无民主精神的民主只有形式，而无实质。而诚信和理性也是民主精神的核心要素。若没有诚信和理性支撑，民主就有可能陷入“囚徒困境”，民主就有可能成为伪民主。第四，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面子”与“血缘”就成了中国社会的一种秩序均衡。第五，缺乏诚信和理性，不利于民主化和法治化；而民主化和法治化建设的滞后又进一步使诚信和理性更加缺乏。它们之间是一个互相作用和互相嵌套的结构，并共同制约着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
其次，缺乏需求使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缺乏拉动力。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结构使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不能有效转化为社会需求。社会需求不足直接导致需求规模不大，产生不了需求的规模效应，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分工的深化和生产的规模化，从而也带动不了生产制度的创新和技术的创新。二是政治对经济利益的过度侵蚀影响了经济自身的积累和壮大，从而也侵蚀了需求的扩大。三是中国文化所要求的节俭意识也对需求的扩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四是闭关锁国的政策使中国一直缺乏海外需求对经济的拉动。
再次，在政府方面，两千多年的专制集权政府对中国社会的阻碍作用是十分巨大的。
专制集权本质上是反对科学创新的。第一，专制集权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从中国发展的历史过程来看，创新一直是中国社会发展的稀缺要素。从秦始皇的“楚书坑儒”，到清朝的文字狱，我们可以看出，几千年中国专制集权社会的发展历史，其实就是一部对创新恣意摧残和压抑的历史。虽然有局部的技术创新存在，但由于缺乏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所以技术创新对社会发展的影响只能起到局部的作用，或者只能用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如火药用来造爆竹，指南针用来看风水，印刷术用来印封建教义，造出的纸用来为祖先烧纸钱等等。
创新缺乏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动力的不足。从长期看，国家之间的竞争，根本上是创新能力的竞争。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凡是能为创新提供较好环境的国家，其发展的水平就高；凡是压抑创新的国家，其发展水平就低。
另外，专制集权出于维护专制统治的需要，本质上是反对民间经济规模化和集中化的。专制统治追求的目标主要就是：一是追求自身统治收益的最大化，实现一生的穷奢极欲；二是维护社会的稳定。这里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不是社会，而是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在集权统治下，经济的目的是消费，而不是生产。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是皇帝和国家对重要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实行官方的完全垄断；另一方面，相对于国家而言，集权统治者总是希望并且采取措施促使社会生产结构小型化和分散化。而在这种小而分散的经济结构下，是很难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也就很难发展出资本主义的大生产体系的。
由于缺乏诚信和理性，中国社会发展就少了两个轮子。由于缺乏需求，中国社会的发展就缺少了拉力。由于集权政府的贪婪，中国社会的发展就没有了好的导航者。所以，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的落后和循环也就成了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就具有了一种必然性。
所以，笔者的结论是：西方由于有诚信和理性，又有市场需求的开拓，再加上政府的作用，所以，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产生就有了必然；而中国是正好相反的，所以，中国没有产生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也是必然的。
注释：
①林毅夫“资源配置与激励机制”，《改革思考录》第296页，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试验区办公室编，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第1版。
②温铁军：《中国农村基本经济制度研究》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35页。
③陈吉元等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1949～1989)》，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版，第598页。
④周尔鎏、张雨林主编：《城乡协调发展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页。
⑤蔡昉主编：《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1990～199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⑥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二元结构矛盾与90年代的经济发展》，《经济研究》，1993年第7期，第4、3、4页。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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