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经济学需要新综合
宋 圭 武
内容提要：新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应变“经济人”假设前提为“社会生态人”假设前提；应进一步拓展资源稀缺性的概念；关于人的收益范畴应包括物质收益与精神收益两个方面；数学、心理学、宗教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三个重要的学科基础；财富均衡应成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要用国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经济学要更加关注公平问题；经济学要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经济学理论既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既要关注分工的优势，也要关注自给自足经济的优势；经济学需要回归新重农主义；经济学研究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经济学需要研究资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关键词： 经济学 新综合 研究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生，曾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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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呼唤新的经济学。在农业经济和封建经济时代，经济学的代表是重农主义。在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时代，经济学的代表是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以及凯恩斯经济学等。目前，人类又处在一个新的发展时代，工业经济和市场经济发展也出现了许多新问题，如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精神危机、贫富差距拉大等，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也面临新综合和需要进一步创新的问题。笔者认为，经济学的新综合和进一步创新应体现如下一些特点。
一、应变“经济人”假设前提为“社会生态人”假设前提。
“经济人”假设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假设，该假设的基本涵义就是认为，理性的人从事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就是追求个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整个经济学就是在这样一个“经济人”前提下来分析资源配置问题的，并且将这种情况视为一种天经地义和理所当然。但经济实践的发展客观要求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前提是有问题的，而是要将追求社会利益及生态利益的最大化为基本价值前提。所以，经济实践发展客观要求经济学应将“经济人”假设变为“社会生态人”假设，也就是应将注重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最大化的个体作为分析问题的一切天然前提。问题是，在现实中，“经济人”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可回避的。但理论的前提未必就是现实的前提。理论的前提是理论分析的逻辑起点，理论的前提可以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但不一定就以某一社会现实为逻辑起点。理论前提的设定往往是以理论建构需要为基础的。在新的经济理论中，这种客观存在的“经济人”是被改造的对象，也是被约束的对象，而不是将其作为理论分析的天然逻辑前提。新的经济理论就是要改变以前以满足“经济人”需求为目标的经济学，变为以满足“社会生态人”目标需求的经济学。经济学只有将“社会生态人”作为逻辑分析前提，才有助于为新时代的经济发展建立一个更加科学和有效的经济学理论指导体系。
二、应进一步拓展资源稀缺性的概念。
稀缺性也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前提，但传统经济学更多是注重了财富和资源的稀缺，而缺少了环境生态的稀缺性。环境生态在以往的经济学理论中，往往是作为一个非稀缺性的概念隐含在分析中的。所以，这种稀缺性的范畴是不符合新时代的经济要求的。经济发展客观要求应当将稀缺性拓展到一切领域，既包括财富资源领域，也要包括环境生态领域，包括空气、水资源，等等。也就是在经济发展中，一切资源都是稀缺的，没有例外， 不稀缺的资源只存在于假设中，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拓展稀缺性概念也是对市场价格万能论的一个挑战。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不用为资源稀缺发愁，资源稀缺可以通过市场价格自发调节得到平衡。这种观点隐含的一个命题是，人类总有些资源是不稀缺的，人类总可以在市场价格的调节下，用不稀缺的资源替代稀缺的资源。但若将一切资源都纳入到稀缺性中，这就对这种市场价格万能论提出了挑战。因为既然所有资源都是稀缺的，所以，所谓的替代只不过是人类用一种稀缺资源代替另一种稀缺资源，这对人类长期发展和总体发展而言，仍然意味着是资源总量的减少，仍然意味着是一种不好的发展，仍然意味着人类的发展最终导致地球就会像宇宙飞船一样因为能量的衰竭而毁灭。所以，理想的经济发展客观要求应建立所有资源都是稀缺的概念，要珍惜所有的资源，并且发展应建立在能量和资源都是循环的基础上，而不是单向度的和破坏性的。
三、关于人的收益范畴应包括物质收益与精神收益两个方面。
以往的经济学研究其关于人的收益含义主要是指物质收益，新的经济学研究应将精神收益包括在关于人的收益范畴之内。从本质上看，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所以，人既追求物质收益，也追求精神收益。经济学研究人的需求和消费，就不能不关注人的精神收益。
人生的目标，就是追求在特定偏好下一生总效用的最大化。一个人的效用是其精神收益、物质收益、精神支出、物质支出等变量的一个函数。这里，精神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如安静、孤独、社会评价、社会荣誉、道德、社会成就感、社会地位等方面的收益。这种精神收益构成一个人效用函数的重要变量。物质收益表示一个人来自物质产品方面的收益。诸如衣服、食物、住房、汽车、货币等方面的增加，都有助于增加一个人的物质收益。物质收益也是效用函数的一个重要变量。一个人除了有物质和精神上的收益外，还实际存在着物质和精神方面的支出。物质上的支出与精神上的支出刚好表示与物质上的收益和精神上的收益相反的事实。这两种支出也是影响一个人效用函数的两个重要方面。
另外，在一个人效用偏好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对于物质收益或精神收益而言，一般都存在边际效用递减规律。“人穷志短”反映的就是人们在物质收益极度缺乏情况下的一种表现。在物质匮乏的情况下，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高，而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少。所以，就有“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誉”。也就是在物质丰富的情况下，人们对物质收益的边际效用就变小，相比，精神收益的边际效用就变大。再如“久病床前无孝子”，反映的也是这种情况。“孝”本身是一种精神收益，是一种道德评价。当一个人在尽“孝”时，本身就是在消费“孝”这种产品，并享受“孝”所带来的精神收益，如良心受到安慰，受到别人好的评价，并被社会给予较高的地位等。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消费“孝”这种产品所带来的效用是递减的，所以，必有“久病床前无孝子”。当然，一个人要想尽“孝”，肯定也有物质的支出，这种物质方面的支出也会进一步加速“孝”产品效用的递减速度。
这里的问题是：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是否存在替代现象？答案是：当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总量为一定值时，这时一个人在选择消费菜单时，肯定存在替代现象；当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都无限时，这时对于每一个人而言，都是“多多益善”，不存在替代现象。现实存在的具体情况是：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既有限，又无限，是一个针对不同效用偏好结构的相对值，是一个与主体需求有关的量。所以，在现实中，二者既存在替代关系，又存在“多多益善”现象。一般有这样一种情况，人们为了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必然会尽可能多地消费各种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但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存在着不同的供给水平，这种不同的供给水平决定了人们对其消费的难易程度。当“人穷”时，虽然消费物质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高，消费精神产品带来的边际效用相对较小，但很可能这时“人穷”者要增加消费物质产品数量的难度很大，这时，就有可能出现“人穷”未必“志短”，即“人穷”者转而通过增加消费容易得到的精神产品来增加自己的效用总水平。同样，当一个人很容易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但精神食粮很贫乏时，这时，他会通过增加物质产品的消费量来增加他的总效用水平。
四、数学、心理学、宗教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三个重要的学科基础。
经济学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基础。随着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化，数学、心理学、宗教学应成为经济学研究三个重要的学科基础。
数学对经济学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为经济分析提供逻辑思维。经济分析离不开逻辑，没有逻辑的经济学就不是理论，也就不是经济学。二是提供实现资源配置最优化的工具。资源配置是经济学的直接研究对象，而资源配置就有一个最优化的问题，而数学中的许多最优化工具为研究资源的有效配置提供了众多选择菜单。
但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数学是抽象的，而经济学是具体的。经济学需要考虑的因素是复杂和多元的，而数学则对这种复杂和多元因素有一个抽象和取舍的过程。所以，仅仅依靠数学，经济学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就是有限的。另外，经济学数学化本质应当是经济学要更多和更好利用数学的思想和工具，而不是仅仅利用数学的形式。目前，在经济学研究中，有一个误区就是过度注重了数学的形式，而忽略了数学思想的应用。
经济学也是关于选择的学科，而选择就有一个心理过程，所以，经济学本质也离不开心理学。比如，同样是1000元，是工作挣来的，还是买彩票赢来的，或者路上捡的，花起来就是不一样。一般而言，多数人会更节俭花费来自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而对意外之财，花费就更大方一些，这里就有一个“心理帐户”的问题。所以，人们的决策不仅仅是一个理性计算的过程，其中感性因素和心理因素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但经济学也不是心理学，二者具有不同的研究领域和对象。
经济学也离不开宗教研究。因为人们的选择总是在一定的价值观和信念指导下进行的，而价值观和信念的核心是宗教，所以，研究经济学，就必须要将宗教列为一个主要的影响变量。黑格尔（Hegel）指出：“宗教的形式怎样，国家及其组织的形式就怎样……时至近日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和耶稣教的国家在气质上和组织上仍是不同的。民族的气质是明确的和与众不同的，从一个国家的道德、政治组织、艺术、宗教和科学诸方面都能感受到民族气质的独特之处。”①宗教既影响国家经济组织和经济制度的形成和变革，也影响个人的投资和消费选择。一个人有无来世，其消费行为与投资行为就是不同的。一个人有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就是现世和来世效用总和的最大化。一个人无来世，其追求的人生目标就仅仅是现世效用的最大化。所以，一项真正的经济学研究，应当既要考虑到理性的因素，也要考虑到非理性的因素；既要考虑世俗的变量，也要考虑神圣的变量。否则，经济学研究就是残缺的，就是不对称的或片面的。
同样，对一个经济研究者而言，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学家，就应当具备多学科和综合性的知识，而仅仅具备某一方面的知识是不够的。这里数学、心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知识应是一个经济研究者成为经济学家的重要知识基础。当一个经济学家能真正将数学思想、心理学原理和宗教研究渗透到经济分析中时，这样的经济学家才有可能成为思想家，其研究结论就会更具全面性和更具一般指导意义。
五、财富均衡应成为应对经济危机的主要手段。
经济危机（Economic Crisis）就是指经济系统的严重波动，或一般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整个世界经济在一段比较长的时间内的不断收缩。经济危机是客观存在的。自1825年英国第一次爆发普遍的经济危机以来，一些国家的经济从未摆脱过经济危机的冲击。经济危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是巨大的。克服经济危机，是经济学研究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对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在经济学领域，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和思路。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制度的不合理方面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马克思就是从基本经济制度方面探讨经济危机原因的。马克思认为，经济危机是特定生产方式下所产生的历史现象。在直接的物物交换中，经济危机既不存在可能性，也不存在现实性。当货币进入商品流通领域后经济危机具有了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要发展为必然性，还“必须有整整一系列的关系，从简单商品流通的观点来看，这些关系还根本不存在”②，而这一系列关系就寓于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的私人资本主义形式的矛盾中。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技术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熊彼特就主要是从技术进步和创新角度来探讨经济危机和经济周期的。继熊彼特之后，罗斯托、门斯、弗利曼等人，都从不同角度进一步发展了熊彼特的学说和观点。恩格斯也曾说：“大工业创造了象蒸汽机和其他机器那样的工具，这些工具使工业生产在短时间内用不多的费用便能无限地增加起来。由于生产的扩张这样容易，大工业的必然后果------自由竞争很快就达到十分剧烈的地步。大批资本家都投身于工业，生产很快就超过了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的商业危机就来到了。”③
一种思路主要是从信息不对称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在现实世界，信息不对称是客观存在的，这就会导致预期和判断的失误，从而导致经济出现波动，甚至导致危机。理性预期学派就认为，经济波动的原因在于预期错误。预期错误可能是因外部的、不能合理预见的随机冲击（如货币供给变化、战争、粮食歉收）而产生。理性预期理论承认外部冲击可以引起产出额和就业数量的波动，但更重要的是货币供给变化的作用。由于货币当局随机的、不可预见的行动，导致单个经济主体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产生错误的判断，从而引起实际产出额和就业量的波动。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自然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杰文斯认为，任何一年收获的成功肯定依存于天气，特别是夏季和秋季各月的天气；如果天气在某种程度上依存于太阳周期，那就可以说，谷物的价格和收获将或多或少地依存于太阳时期，并经历周期性的波动，其时期等于太阳黑子出现的时期。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政策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根源。如政治周期理论实质就是强调了政策对经济波动的影响。政治周期理论包括两个重要分支：机会主义模型和党派模型。前者说明在位者试图通过操纵经济来实现再次当选目标，后者分析各个参选者都代表一定群体利益并为这些群体服务。
一种思路是从战争角度探讨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列宁说，“帝国主义战争在各处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和贫困”。二战以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战争和军事研发具有很大的商业负效应。在战争开始阶段，虽然通过乘数效应刺激投资需求和军事消费增加，但战争刺激起来的经济繁荣却是一种不正常的经济扩张。一是战争主要考虑的是短期行为，而不考虑经济发展的持续性；二是战争导致经济结构畸形化，军事工业膨胀，民用工业萎缩。而当战争结束时，这种扩张和经济结构畸形就有可能导致萧条。所以，战争也是导致经济危机和经济波动的一个重要根源。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心理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原因。这里有许多经济学家在分析经济波动时都涉及到心理因素。在早期的学者中，穆勒就曾强调心理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哈伯勒认为：扩张产生乐观主义，乐观主义刺激投资并强化扩张。衰退产生悲观主义，悲观主义又加剧了衰退。庇古也认为，因受交替出现的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浪潮影响而产生的“判断失误”，对说明经济不稳定性有重大意义。马歇尔在1927年出版的《工业波动论》中，也把经济周期和由真实因素、心理因素以及自主的经济因素造成的冲击联系起来。如果说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由于缺少社会化分工和经济各部分之间联系较少，心理因素对经济产生的影响还是有限的；那么，在当今时代，由于证券市场的发达和经济系统有机化程度的提高，心理因素对经济会产生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且在一定条件下，由于从众效应和放大效应，心理因素有可能也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
一种思路是主要从货币角度探讨经济危机产生的原因。对于货币与经济危机的关系，有许多经济学家都进行了研究。在早期，英国经济学家霍特里就相信周期是由纯货币因素引起。米尔顿·弗里德曼把货币因素看成是经济不稳定的关键因素。从长期看，货币增长反映在通货膨胀上。短期而言，货币波动造成了经济周期。他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仅在短期内成立。
一种思路主要是从需求角度探讨经济危机的原因。这方面的代表人物就是凯恩斯。凯恩斯认为，产生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就是有效需求不足。
笔者认为，在上述关于经济危机问题的分析中，尽管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可能是多元的，但在不同类型的经济危机中，有一个共同存在的现象，就是财富不均衡。
譬如需求不足，表面看是需求不足，实质是贫富分化，就是财富不均衡。一方面，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和资本投资的边际效率递减；另一方面，穷人收入太低，限制了消费和投资。所以，需求不足仅仅是财富不均衡的一种表象，深层次是财富不均衡。
再如自然方面的原因，如自然灾害，其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财富不均衡，而财富不均衡又导致经济系统原有的正常循环紊乱，结果就是整个经济系统出现问题，产生经济危机。
马克思在揭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实质时，虽然认为主要原因是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在结果上，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一极是财富的积累，一极是贫穷的积累。这里经济危机仍然是与财富不均衡紧密联系的。因为当财富的积累与贫穷的积累达到不可调和时，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另外，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制度的创新虽然可以一定程度掩盖财富不均衡的问题，但当某一环节链条断裂时，财富不均衡问题就会凸现出来，并最终引发金融危机，进而引发经济危机。如股票市场，虽然可以创造一些富翁，但这些富翁是虚拟的，当股票价格大跌时，这些富翁就变成穷人。所以，由股票市场或金融市场引发的经济问题，最终结果都是与财富不均衡问题紧密联系的。在房地产市场也是如此。信用制度为房地产市场扩张提供了条件，但当信用泡沫破灭时，财富存量就会重新排列，最终就是财富不均衡，进而导致经济危机。
再比如，关于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最终导致的结果是财富的重新分配，当财富的重新分配产生严重不均衡时，经济系统就会不稳定，经济就会产生周期波动和危机。
另外，从世界各国历次经济危机的实际情况看，都是与严重的财富不均衡是密切伴随的。如2008年的美国金融危机，其背后深层的原因就是美国收入不平等和贫富分化日趋扩大的现实。根据美国人口普查资料，2005年美国10%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100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的最大额---48.5%。美国1%最富有人口的收入（收入超过$348000）占国民收入的份额达到了自1928年以来的最大额——21.8%，比前一年增加了19.8%，比1980年增加了一倍多。美国0.1%最富有的30万人口的收入相当于1.5亿低收入人口的全部收入，其平均收入相当于另一半人口平均收入的440倍，这一贫富差距25年来翻了近一番。尽管2005年美国的总收入增加了近9%，但90%人口的平均收入却下降了172美元，即下降了0.6%。美国的吉尼系数由1970年的0.394增加到2005年的0.467（2004年为0.466）。所以，美国的金融危机实质也是美国这多年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直接结果，而导火索则是房地产市场泡沫的破灭。
所以，笔者认为，在关于经济危机原因的探讨中，财富不均衡是一个共同的变量。这里尽管产生经济危机的原因是多元的，但解决经济危机问题，关键是要消除财富不均衡，减少贫富差距。尤其在社会化大分工的条件下，财富不均衡对社会经济系统的破坏要比自给自足经济系统更为严重。所以，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越高，越要注重财富的均衡问题，越要关注社会的贫富差距问题。
如何均衡财富，消除贫富差距，减少经济危机，具体而言，第一，要大力发展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应成为社会的主体和多数，富人和穷人都应是少数，社会结构应是橄榄型，而不是哑铃型。中产阶级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经济稳定的基础。当一个社会大多数人都比较富裕时，经济系统运转就是健康的，抵抗经济波动的能力就是较强的。据研究，中产阶级的消费倾向要高于其他阶层，所以，庞大的中产阶级队伍，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稳定而持久的需求动力，从而可以有效减少经济系统的波动。第二，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制度保证。在经济危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如何保证经济危机不转化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社会保障制度就是一个关键的因素。针对以往经济危机的经验，各国在推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应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作为政策的重点之一，提前考虑，提前计划。当然，忘羊补牢，也未为晚矣，但最好应防患于未然，这样发展成本也就小。可考虑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个社会保障方面的协调机构，以应对局部危机并防止危机在全球范围的扩散。要实现基本生活保障的稳定化和制度化。第三，大面积提高一般工人的工资。工人工资提高对需求可产生较大拉动作用，同时，这部分需求也具有较大稳定性，从而也有利于克服需求波动对经济波动的不利影响。美国学者理查德·邓肯在《美元危机：成因、后果与对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4月第一版）一书中曾建议建立全球最低工资标准作为扩大全球总需求的一个重要手段。他认为，由于全球货币供给失控形成生产能力过剩，因而必须增加总需求。提高全球工资水平，使需求稳定增加，是实现这样一个供求均衡的必要手段。对这一观点笔者也持相同看法。当然，这里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实现这一措施需要克服许多困难，需要各国之间加大协调的力度并尽可能统一行动。另外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要控制富人的收入水平，要对富人的年收入定一个上限。这里建议国家设立“慈善银行”，具体由国家管理和所有。“慈善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救济贫困，资金来源是富人收入中超过上限的部分，这部分收入可由国家一次性征收存入“慈善银行”。“慈善银行”不是商业银行，应专款专用，目的就是社会慈善，不应以商业利润为目的，同时，对“慈善银行”也要加强管理。
六、要用国民幸福度的提高代替GDP的增加。
条条道路通罗马，所有学科研究的最终目的，都应是人的幸福度的提高，而非其他。但不同学科在通往幸福的手段和途径选择上是不同的。自然科学为幸福实现主要提供技术手段；人文科学为幸福实现主要提供精神手段；而经济学为幸福实现主要通过资源配置手段。不管怎样，所有学科的最终目的，都应是人类的幸福，否则，学科发展就是不科学的，也是异化的。
注重人民幸福度的提高也是“不丹模式”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贡献。所谓不丹模式就是注重物质和精神的平衡发展，将环境保护和传统文化的保护置于经济发展之上，衡量发展的标准是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而不是我们通常采用的 GDP(国民经济总值)。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追求GNH最大化是不丹政府至高无上的发展目标。实行环保优先的发展道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很好地保护环境，为了环境保护宁可牺牲旅游资源所提供的经济价值，采取有限的旅游政策，对旅游人数进行有效的限制，从而使环境得到保护。这种模式显示了强劲的后发优势，它一直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已经超过印度等其他国家，在南亚各国中是国民平均收入最高的国家。
目前，追求幸福度已越来越成为一些国家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的重要支点。在一些发达国家，伴随着GDP的快速增长，环境污染、工作压力、贫富差距、失业威胁、社会冲突等问题也日益严峻。物质丰富了，收入提高了，人们却时常感到没有更加幸福。鉴于此，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也开始强调GNH概念的重要性。法国总统萨科齐呼吁，对现有的国民经济核算方式进行改革，将代表国民幸福程度的一些指标纳入衡量经济表现的指标体系。他主张以“国民幸福总值”（GNH），取代“国内生产总值”（GDP）。萨科齐于2008年成立了一家名为“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算国际委员会”的机构，由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牵头，旨在提出一套衡量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的新标准。在我国，2005年在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提交了《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建议我国从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建构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以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并作为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七、经济学要更加关注公平问题。
以往的经济学研究，更多是注重了效率。从经济发展的长期实践看，效率和公平本质是统一的。没有公平，效率就是短期的和局部的；有了公平，效率就是长期的和全局的。所以，经济学研究，不仅要注重效率，而且更要注重公平问题的研究。
另外，公平也是提高人的幸福度的根本途径。
从经济学角度看，幸福就是效用的满足。这里导致幸福的效用满足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绝对效用的满足；一是相对效用的满足。绝对效用是指不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相对效用是指与他人相比较而产生的效用。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收入的增加，既可以产生绝对效用，也可以产生相对效用。一方面，收入的增加肯定会一定程度改善个人的生活处境，增加自身的绝对效用水平；另一方面，当收入的增加不如别人的收入增加快时，个人的相对效用水平未必就是增加的。所以，绝对效用增加，相对效用未必增加。同样的道理，相对效用增加，绝对效用未必一定增加。如当一个人收入下降比别人慢时，这时他的绝对效用水平可能是下降的，但相对效用水平可能就是增加的。对一个人而言，幸福水平的增加，最终取决于绝对效用与相对效用的总和。当总和增加时，幸福感就增加；当总和减少时，幸福敢就减少。
公平是产生相对效用的基础。没有公平，相对效用就是负值。因为没有公平，一个人的幸福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痛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增加同时也就意味着另一个人的相对效用的减少。有了公平，个人幸福与社会幸福也就实现了有机统一，幸福也才能成为真幸福，而不是伪幸福。因为在公平原则下，个人的付出最终是有回报的，个人对社会付出的越多，社会对个人的回报也就越多，这时个人利他最终就是利己，个人也就实现了利他与利己的统一，这时利他就会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种情况下，个人幸福的增加也就意味着社会幸福的增加，社会幸福的增加同时也意味着个人幸福的增加。
从人的本质看，人对相对效应的重视程度要高于绝对效应。人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一般而言，人的本质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有机统一，但社会属性是自然属性的灵魂，多以，人的本质更多体现的是社会属性，而非自然属性。而绝对效用主要来自于自然属性的满足，相对效用主要来自于社会属性的满足。由于人对社会属性更看重，所以，人对相对效用的满足会更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分配的公平性，比提高财富总量会更加有利于提高人们的幸福度。
八、经济学要实现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
经济学既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是科学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这种情况在经济政策制定方面表现尤为突出。由于影响经济行为的变量既有客观的因素，也有主观的因素，如预期、心理等，所以，经济政策的制定就像是一场政府与民众的博弈。这里客观因素决定了经济学研究具有客观基础，从而也就为经济学的科学化提供了基础和条件；而主观预期变量和心理因素以及经济政策制定的博弈性则决定了经济学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制定更像是一门艺术。
九、经济学理论既需要超越自由主义，也需要超越凯恩斯主义。
自由主义本质是不负责任。消除贫富差距，建设繁荣稳定社会，靠市场是靠不住的，这也是经济实践得到反复证明的。自由市场本质是具有达尔文倾向的，只承认强者，不承认弱者。自由市场只会导致强者更强，弱者更弱。所以，自由主义本质是强者的哲学，也是对弱者不负责任的哲学。另外，自由虽然可以导致知识的扩展，但未必能导致道德的扩展。哈耶克强调了自由对知识扩展的巨大意义，但没有认识到自由对道德建设的副作用。而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健康发展，既需要知识的扩展，也需要道德的扩展。一个没有道德的社会，必将是一个堕落而危险的社会。另外，凯恩斯主义本质是短期的经济学，而不是长期的经济学。对经济发展而言，不断地刺激和扩大需求，从表面上看，可以创造短期的经济繁荣，但从长期看，这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手段。这种不断刺激需求的方法其产生的最终结果无非有两种：一种是滞胀；一种是信用的膨胀和崩溃，最终必然由信用危机引发经济危机。所以，经济发展，既要重视需求的合理扩张，也要重视需求的限制，要重视节约，提倡构建节约型社会，而不是相反。如何限制需求：一是要限制生产规模盲目扩张。二是要提倡节约消费，如对一次性消费产品要进行限制等。三是大力发展各种节约型技术。四是各国要改革货币金融制度，对信用扩张也要进行限制。要加大对金融的监管力度，可考虑建立全球统一的金融监管体系。
十、经济学既要关注分工的优势，也要关注自给自足经济的优势。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经济学研究要多提倡各国建立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对于全球化和分工，我们不能盲目迷信，既要看到它的好处，也要看到它的不足。一方面，全球化和分工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但另一方面，全球化和分工也增大了各国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各国应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应对全球化和分工进程，应寻求风险与收益的平衡。对于一些抗风险能力差的国家，应谨慎开放，尤其要谨慎开放金融领域。
十一、经济学需要回归新重农主义。
在我国古代和西方发展的早期，重农思想就早已有之。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形成为国家政策并得到切实推行，开始于管仲在齐国的改革。后来，商鞅在秦国变法时，将重农抑商政策作为国家的基本政策强力推行，实行了更加严厉全面的具体措施，标志着中国古代王朝国家重农抑商政策的全面成形。贾谊是汉代较早而又较为全面地论述和发展“农本”思想的思想家。他的农本思想以抑制工商业为条件，主张强本抑末，这是西汉前期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
在古代希腊，最有代表性的重农论者是色诺芬。《经济论》一书，既是色诺芬重农思想的代表作，也是古代希腊人重农思想的代表作。在《经济论》中，色诺芬把农业和战争列为两种最高尚最必需的事业。
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与古代中国的重农思想相比，有很大不同。具体表现在，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属于正常的重农思想，其着眼点主要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且重农而不轻商（不从产业的角度轻商）。这一特点在色诺芬身上表现得非常典型。在古代希腊人的重农思想中，没有本末观念，更没有把农与工商绝对对立起来。恰恰相反，在主张重视农业的同时，还十分重视发展工商业。这可称之为农商并重思想。
韩国也有悠久的重农思想历史。在高丽时期农业被视为最重要的产业，土地作为生产粮食和衣料的生活基础而备受重视。到了李朝时期，农本思想进一步理论化，农、工、商的先后顺序更加确定。李朝末期的开化派学者也把农业看作最重要的产业，把农业看作是富国强兵的基础。
18世纪中期，在法国出现了与重商主义完全对立的重农主义。18世纪50～70年代，在魁奈的周围逐渐出现了一批门徒和追随者，形成了一个有较完整理论体系和共同信念的派别，而且是一个有明确的纲领和组织的政治和学术团体。他们有定期讨论学术问题的集会，有作为学派喉舌的刊物—《农业、商业、财政杂志》和《公民日志》。杜尔哥是继魁奈之后的重农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深受魁奈的影响但不是魁奈的门徒，也几乎没有参加所谓“经济学家”们的派系活动。他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是重农主义的重要文献。他发展、修正了魁奈的论点，使重农主义作为思想体系的特征有更加鲜明的表现。在他那里重农主义发展到最高峰。
法国重农主义的主要观点和主张是：第一，强调自然秩序。重农主义者认为，和物质世界一样，人类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自然秩序，自然秩序是永恒的、理想的、至善的。但社会的自然秩序不同于物质世界的规律，它没有绝对的约束力，人们可以以自己的意志来接受或否定它，以建立社会的人为秩序。后者表现为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各种政治、经济制度和法令规章等等。重农主义者认为如果人们认识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他们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就由于人为的社会秩序违反了自然的社会秩序而处于疾病状态，而他们的任务就是为医治这种疾病提出处方。第二，提出纯产品学说。纯产品学说是重农主义理论的核心。他们的全部体系都围绕着这一学说而展开；一切政策也以之为基础。重农主义者认为财富是物质产品，财富的来源不是流通而是生产。所以财富的生产意味着物质的创造和其量的增加。在各经济部门中，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是生产的，因为只有农业既生产物质产品又能在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中，表现为物质财富的量的增加。工业不创造物质而只变更或组合已存在的物质财富的形态，商业也不创造任何物质财富，而只变更其市场的时、地，二者都是不生产的。农业中投入和产出的使用价值的差额构成了“纯产品”。第三，分析了资本的流通和再生产过程。
目前，工业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和速度，但工业革命引发的副作用也是越来越大。所以，笔者认为，我们应提倡新重农主义，经济学研究也要更加重视农业的开发和发展。在新时代，重视农业的意义是：一是有利于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二是有利于社会经济稳定。
新重农主义的发展思路是：第一，大力发展农业，以农为本。要重视传统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开发。世界经济结构要注重农业经济结构的合理化和区域农业资源配置的最优化。第二，减少第二产业产值和劳动力数量，将减少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一产业中去。这里尤其要大力减少汽车等产业的规模。产业结构要呈哑铃形，也就是第一产业和服务业是大头，第二产业是小头。第三，要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十二、经济学研究要更多关注社会事业的资源配置问题。
要积极促进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的发展。发展这些行业和领域，既符合社会发展的目的要求，也符合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发展医疗、教育、体育等行业，从需求角度看，这些行业本身可带动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进而刺激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看，这些行业也有利于提高生产要素质量，提高供给效率。另外，由于这些行业的需求相对比较稳定，波动较少，所以这些行业的发展也有利于社会稳定和谐，有利于减少经济危机。
十三、经济学需要研究资源配置的多重均衡。
经济学所研究的资源配置均衡应包括四大均衡：时间均衡、空间均衡、价值均衡、实体均衡。资源配置的时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时间段的合理流动，现金流和实物流应在时间空间内均衡平稳流动，而不应产生在一段时间是“小溪”在另一段时间是“洪水”的不稳定流动。如国债的发行、金融衍生工具的运用等都应考虑在时间区间内均衡配置的问题。资源配置的空间均衡就是实现资源在不同地区之间的协调和均衡发展。资源配置的价值均衡就是实现实体价值本身变化的平稳和协调，最主要的就是价格变化的平稳和协调。资源配置的实体均衡就是实现实体经济不同产业间的均衡发展，实质就是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均衡协调。
注释：
①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页60-63。
②《资本论》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3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63页。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 1964年10月生，曾就读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专业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学术委员会委员、经济学部教授，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安徽大学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理论、中国发展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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