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2012回顾与2013展望

　　往事不堪回首来日复苏多忧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岁匆匆而不返。转眼年关将近，又到了往古知今、瞻前顾后的当口。回眸过去，神秘玛雅的末日诅咒始终萦绕在2012的上空，我们也许曾一度忐忑惶恐，但从未真正心怀敬畏，对复苏的盲目自负、对风险的后知后觉、对合作的置若罔闻掺杂在一起，最终催生出一个令人失望的2012。展望未来，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广泛分布在2013的全年，我们也许不会再盲目乐观，但更需要摆脱迷茫彷徨，对趋势的理性认识、对风险的全面感知、对过去的明镜察行结合在一起，也许能够带来一个与众不同的2013。

　　全球经济2012回顾：傲慢与偏见

　　回顾2012年全球经济，太多的反复见证了主流共识的浅薄，太多的颠覆见证了主流共识的失落，由表及里，“傲慢与偏见”构成了2012年经济精神的核心关键词。傲慢和偏见，均源于对经济理论的教条理解、对所谓共识的盲目笃信、对真实力量的深层不屑、对有形之手的依赖推崇、对透支增长的不变情节、对微观崛起的普遍轻视和对改变发生的内心胆怯。这种傲慢，表现为对经济周期力量的将信将疑、对双重危机影响的明显低估;这种偏见，表现为对趋势理解的路径依赖、对结构变化的认知不足。傲慢和偏见，不可避免地导致市场应对相对滞后、宏观调控反应迟钝、政策协作普遍匮乏，并最终使得2012年全球经济在普遍失速的下行通道中呈现出以下令人无奈的趋势特征。

　　其一，实体经济的自由落体超出预期。遗憾的是，2012年全球经济的运行质量明显劣于2012年到来之前市场的主流预期，2011年10月，IMF预测全球经济将于2012年实现4%的增长，并达到73.74万亿美元的规模，通胀率则仅为3.66%;在经历了一年的坎坷与喧嚣之后，2012年10月，IMF将2012年全球GDP增速和规模预估调降至3.28%和71.28万亿美元，通胀预估则调升至4%。增长速度放缓、通胀压力上升，2012年全球经济在“滞涨”的不归路上迈出了令人吃惊又令人失望的一步。在超预期的增质劣化背后，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自由落体的态势，自由落体一方面意味着增速放缓以加速度的方式趋向恶化，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全球宏观调控不仅未能有效阻止增速放缓，更带来了风险激生、货币超发的负面影响。

　　其二，新兴市场的全面补跌出人意料。新兴市场的独立增长不仅是2008-2011年金融危机阶段最亮丽的一道经济风景，还为全球经济走出衰退阴霾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支撑，但这边风景独好的态势在2012年发生了根本性逆转，随着风险全球同化的演进和脱钩增长神话的终结，危机影响的震心正从西向东转移，新兴市场甚至堪称经济下滑的重灾区。根据笔者的测算，新世纪以来，新兴市场和发达市场经济增速差额的均值为4.4个百分点，2008-2011年，增速差距分别为6.05、6.21、4.44和4.58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在危机中的前期表现非常强劲，但2012年，增速差距降至3.99个百分点，低于危机前四年和新世纪以来的平均水平，新兴市场的相对表现明显疲软。这种相对疲软出乎市场意料，2011年10月，IMF预测新兴市场将在2012年实现6.08%的增长，而2012年10月，预估数据已经下调至5.28%。更令人失望的是，补跌是全局性的，2012年，老牌金砖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的增速预测分别为7.83%、4.86%、1.47%和3.7%，中国创新世纪以来新低，印度创2002年以来新低，巴西和俄罗斯创2009年以来新低。

　　其三，风险预判的大幅失准令人扼腕。比风险本身更危险的，是对风险的预判失准甚至误判，因为预判失准不仅将导致宏观决策者和微观主体缺乏前瞻性的风险管理，还可能会不经意间放大固有风险，或形成新的风险裂变和风险传染。纵观2012年全年，风险预判明显失准，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核心风险构成预判失准，2012年年初乃至整个上半年，市场将全球经济风险核心定位于欧元溃败、希腊退出、通胀逆袭和谁将成为下一个希腊，而年末回首，2012年的核心风险唯有经济增长广泛、持续和难以遏制的失速。二是对波动性风险骤升预判失准，2012年汇率、大宗商品价格、股指等国际金融市场变量的波动性明显超出市场预期，市场震荡和异动对消费和投资造成了预料之外的冲击。三是对区域性特有风险预判失准，市场对欧元区内德法核心国经济基本面相对强势的骤然缩小、对日本债务风险和政治风险的大幅上升、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性风险的悄然徒增、对美国大选于经济层面的双输演化、对少数新兴市场经济体恶性通胀风险的潜在上升缺乏理性预判。

　　其四，尾部风险的集中爆发引人瞩目。从结构上看，2012年全球经济呈现出明显的先扬后抑，尾部风险分布广泛、爆发密集，第四季度甚至可能成为2009年第二季度次贷危机见顶消退之后全球经济最难熬的一个季度。尾部风险主要表现为：一是美国财政悬崖的山雨欲来，这个岁末年初，美国前期减税政策的到期和自动支出削减机制的启动将带来6000亿美元左右的政府支出骤减，基准情形下恐将对美国经济造成1-1.5个百分点的增长损失，恶化情形下甚至会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财政悬崖的危险在于规模巨大，影响深远，且受制于跛足政治结构，求解时间过于紧迫;二是欧洲债务危机的深度恶化，2012年第四季度欧洲边缘国家迎来新一波偿债高峰，债务风险再度放大，而三驾马车在希腊债务削减上的矛盾渐深、希腊技术性违约的可能性放大、救助机制对救助条件的苛刻要求、核心国家在自身增长乏力背景下利益输出主动性的大幅下降、欧洲统一货币区体制完整性的裂痕渐深又进一步导致了危机潜在恶化;三是新兴市场复苏的期望落空，第四季度作为2012年的最后一个季度，承载着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速触底、复苏反弹的市场期望，但随着经济失速的超预期演化，新兴市场经济体在高速起飞阶段深层积累的脆弱性风险持续释放，进而使得市场的拐点预期难以实现;四是全球经济信心的超调受损，受以上三重因素的影响，市场恐慌情绪不断积聚，进而导致实体经济的活跃度也随之下降。

　　其五，结构失衡的逆流而变发人深省。2008年以来，百年难遇的金融危机充分彰显了结构失衡对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深层破坏性，而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治理的努力方向也集中于结构失衡的改善。但在傲慢和偏见的影响下，在全球经济自由落体的作用下，2012年出现了三大逆流：一是在经济结构上出现南北失衡加剧的逆流现象，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美国经济有望实现2.17%的经济增长，增速高于2011年的1.8%，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美国是唯一实现2012年增长率提升的国家，超预期反弹造就了美国经济的周期性领跑，使得美国经济在危机中的影响力不降反增。二是在国际货币体系领域出现单极影响力增强的逆流现象，2012年，多元化更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愿景，而非切实推进的现实，欧债危机的不断恶化导致欧元影响力大幅下降，作为全球第二重要的货币，欧元的存续都受到了市场质疑，而新兴市场经济增速出人意料的持续下滑，又使得新兴市场重要货币的波动性明显加大，崛起速度悄然下降，例如人民币就在经历了第二季度的首次贬值之后，又于下半年以连续涨停的方式重回升值通道，国际化进程里的波动性风险骤增，而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反而并未出现预期中的明显下降。三是在金融深化领域出现虚拟与实体脱节加重的逆流现象，2012年全球范围内金融机构的生存环境和盈利态势，一定程度上优于实体经济企业，特别是制造业企业，经济虚拟化的风险悄然上升。

　　其六，反全球化的暗潮涌动令人担忧。全球化是比较优势理论作用下全球经济整体利益提升的大势所趋，但在少数时期，个体利益最大化或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驱动往往会造成反全球化的逆流，非常遗憾的是，2012年恰处于这样的少数时期。2012年的反全球化暗潮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贸易保护主义层出不穷，根据IMF的预测，2012年全球贸易增速仅为3.2%，大幅低于1980年以来5.68%的年均增速，国际需求萎缩导致反倾销、反补贴等贸易壁垒纷繁林立;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缓慢，受希腊退欧热议四起、欧洲货币一体化深层受挫的示范性影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和区域经济金融一体化持续推进的阻力不断加大;三是国际经济协作成果寥寥，2012年内，无论是各种类型的双边协商还是G20等多边沟通，都缺乏振奋人心的合作案例，制度化的全球政策协作并未能达成实质性进展，;四是货币战硝烟再起，受全球货币政策普遍趋向宽松的影响，各国货币竞争性贬值倾向悄然加大，汇率市场内的官方干预层出不穷，博弈形势日趋紧张;五是地缘政治动荡造成经济分割，受不同区域地缘政治冲突和震荡的影响，部分国家间经济往来渠道明显收窄。

　　毫无疑问，2012年全球经济在“滞胀”双方向均令人失望，值得庆幸的是，玛雅预言并未成真，所以我们迎来了2013。那么，2013年的全球经济又会怎样?

　　全球经济2013展望：等待和希望

　　展望2013年全球经济，令人失望的2012，特别是集中爆发的尾部风险不可避免地引致了一个不算好的开始，这个不算好的开始会带来2008-2012之后的第六个“危机年”吗?借用培根的一句话：“一个人如果以肯定开始，必以疑问告终;如果他准备从疑问开始，则会以肯定结束”。2012年，我们带着傲慢与偏见从肯定复苏开始，结果却收获了意料之外的失速;2013年，让我们带着谦逊和坦诚，不急于给出肯定的答案，而是从对未来提出疑问开始。面对风云诡蛰的2013，三个问题共同决定了全球经济的趋势走向，第一个问题，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于：2013年全球经济的危险何在?

　　危险之一是若隐若现的黑天鹅事件。小概率、大风险的黑天鹅事件往往是金融危机恶化升级、全球经济骤然停滞的导火索。2008-2012年危机期间，雷曼破产、希腊触雷都曾掀起危机海啸。其实，黑天鹅并不黑，因为就其100%的“存在性”而言，黑天鹅的“被发现”只是一个时间早晚的问题。形势的逆转、风险的积聚、危机的抬头，这一切的发生似乎很突然，看上去则像是无奈的偶然，但就本质而言，却是潜在的必然。2013年，依旧有一些现实存在的隐性风险可能会进一步升级、恶化、显性为黑天鹅事件。这些可能发生的小概率事件包括：一是美国财政悬崖斡旋失败，美国经济骤然紧缩并引发市场恐慌;二是希腊退欧，或是德国退欧，引发欧洲货币一体化现实的倒退，进而引发退欧国恶性通货膨胀，欧元溃败;三是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经济硬着陆，导致全球经济新增长极骤然消失;四是已经发生的地缘政治动荡完全失控，爆发区域性战争，引发国际金融市场深度紊乱;五是少部分重要经济体由于各种原因进入经济交往停滞的极端状态，并导致全球经济合作氛围大幅恶化;六是可能出现金融监管的大幅趋严、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和金融风险的集中爆发导致少数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陷入生存危机，进而引发金融抑制、流动性缺失，并再掀金融海啸。尽管这些小概率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较小，但鉴于其现实存在的可能性和极大的破坏性，对其保持密切关注将十分必要。

　　危险之二是持续恶化的债务风险。2012是债务危机年，非常遗憾，2013年依旧是债务危机年，全球债务风险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有所上升。利用IMF的大量数据进行计算，2013年，全球债务总规模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57.85万亿美元上升至60.27万亿美元，全球整体负债率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81.16%上升至81.29%，依旧处于80%的国际警戒线之上。其中，发达国家的债务风险进一步加大，其负债总规模预估值将从2012年的48.52万亿美元上升至50.75万亿美元，负债率从109.86%升至112.71%，在国家技术性破产线之上渐行渐远;新兴市场负债总规模预估值从2012年的9.33万亿美元小幅升至9.52万亿美元，负债率则从2012年的34.41%小幅降至32.69%。从预估值看，2013年，全球170个有统计数据的国家里，将有14个国家的负债率超过100%，28个国家超80%，39个国家超70%。14个技术上破产国家的负债率均值为134.44%，较2012年上升3.21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上升41.69个百分点;28个过国际警戒线国家负债率的均值为111.81%，较2012年上升2.37个百分点，较本世纪初上升28.22个百分点。负债率超100%的14个国家为日本、希腊、牙买加、圣基茨和尼维斯、黎巴嫩、意大利、厄立特里亚、葡萄牙、爱尔兰、苏丹、美国、格林纳达、马尔代夫和新加坡。结合各国经济实力、偿债能力、政治结构和负债水平，除了欧洲国家外，2013年最危险的、可能成为债务危机震心的国家依次是负债率为244.98%、政治动荡较大的日本，在财政悬崖和财政巩固两种反向压力下左右为难的美国，以及容易成为意外的新加坡。

　　危险之三是无就业复苏与通货膨胀的双重制肘。2013年，全球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虽然不大，但复苏的质量恐难以令人满意，呈现出无就业复苏的状态。发达国家的问题最为突出，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有望从2012年的1.29%上升至1.54%，但增长率提升却并未导致就业增加，失业率预估却从2012年的8.03%上升至8.08%。新兴市场国家也存在同样问题，例如，2013年，巴西经济增长率有望较2013年提升2.48个百分点，失业率预估却上升了0.5个百分点，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率预估值也有望较2012年提升，但失业率预估却并未下降。此外，受以欧元区OMT、美国QE3和日本QE9为代表的新一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滞后影响，2013年全球通胀压力悄然加大，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通胀率预估值为3.72%，超出3%的警戒线，其中新兴市场国家通胀率预估值高达5.79%，而且IMF的预测数据很可能低估了通胀的潜在风险。真正危险的，不是无就业复苏，也不是通货膨胀，而是两者的并存。两者并存的危险在于：一是导致全球宏观调控左右为难、难以两全，单一政策无法同时实现两者的改善，而政策搭配的使用则难以避免试错的过程;二是带来微观福利的双重损伤，进而可能引致社会动荡，并倒逼政策层做出短视抉择;三是导致市场信心大幅受挫，进而可能引发金融市场的深度调整。

　　危险之四是政策非连续性和保护主义的风险融合。2012年是少有的大选扎堆年，这意味着2013年将是少有的政策试水年。2012年恰逢美国大选年、俄罗斯大选年，24个重要经济体经历了领导人选举，这24个经济体的人口占全球53%，其GDP总和超过全球一半。即便像美国大选并没有更换领导人，但新任期伊始，每个领导人可能都将出台一些有别于前任或自己上一任期的经济政策，全球范围内的政策连续性可能都将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此外，2013年依旧是复苏利益争夺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贸易增长率预估值为4.48%，依旧明显低于1980年以来5.69%的年均增速，全球外需总量增长的萎靡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保护主义继2012年之后的进一步抬头。更值得强调的是，政策非连续性和保护主义两种风险将相互融合、相互强化，并可能导致全球政策协作的缺失、以邻为壑局面的恶化，以及全球经济整体利益在博弈复杂化之后的进一步受损。

　　伫倚危楼风细细，面对层峦叠嶂的四重风险，我们能做的只有防险和担忧吗?这个决定2013年全球经济趋势走向的第二个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否定的。就像大仲马在《基督山伯爵》的最后所言：“人的全部智慧，完全包含在四个字里，等待和希望”。尽管2013年全球经济依旧险象环生，但一些长期积极要素的效用渐增值得我们去等待，另一些短期积极变化的可能发生也值得我们去希望。等待和希望，让2013不再寒蝉凄切，让2013暗藏复苏温暖。

　　2013年，效用渐增的长期积极要素包括：一是美国增长主引擎悄然恢复，随着私人部门的盈余逐渐回到近25年以来的较高位，随着家庭储蓄率在过去5年先升后降并逐渐靠近危机前水平，美国消费的蓄力增长值得等待;二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不断增强，经历过2012年的增长蛰伏和结构调整，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独立性和稳定性的提升值得等待;三是全要素生产力渐次恢复，在次贷危机和债务危机连续5年的冲击之后，全球范围内资源再配置的优化和增长要素的再蓄力值得等待;四是微观经济力量悄然崛起，两次危机充分暴露了金融机构和宏观政府利用信息优势透支发展的非审慎性，在信息不对称减弱、金融行业和政府行为透明性增强的大环境下，微观经济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增长支撑值得等待。

　　2013年，可能发生的短期积极变化则有：一是第二轮全球宽松货币政策效果明显，尽管不可避免地带来了通胀效应，但宽松货币的滞后增长效应依旧值得给予希望;二是美国成功迈过财政悬崖的坎，从奥巴马连任后表现出的沟通诚意和共和党表现出的态度转变来看，美国经济的悬崖勒马值得给予希望;三是德拉吉捍卫欧元的承诺得以兑现，从欧洲央行果断出台OMT并极力避免欧元超跌的举动看，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完璧前行值得给予希望;四是全球政策协作深入开展，尽管以邻为壑的格局正在悄然形成，但新政要间的沟通将最终决定2013年的全球博弈氛围，在全球经济失速这个统一的大背景下，各国对增长有着共同诉求，取得协作进展多少值得给予希望;五是全球创新力继续增强，尽管2012年下半年苹果股价的大幅下跌预示着市场对其创新力的担忧，但全球范围内新企业的做强、新科技的应用、新理念的流行依旧使得创新延续值得给予希望。

　　面对若隐若现的危险，我们依旧有理由等待和希望改变发生。那么，对2013年全球经济的第三个问题是：未来究竟会怎样?展望2013，在四重危险得以有效控制而并未全然恶化、在等待和希望的积极因素阶段性显现且并未全然落空的“基准情形”下，2013年的全球经济将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从整体增速看，2013年是不温不火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全球经济有望增长3.62%(这一预测水平可能稍高了点)，略低于新千年以来3.75%的均值，鉴于四重危险与积极要素并存，全年出现经济衰退和强劲复苏的可能性都不大。其二，从时序结构看，2013年是先抑后扬的一年，由于受到2012年尾部风险的连贯冲击，2013年初全球经济增速将明显放缓，美国、欧元区和日本均有可能陷入技术性衰退，2013年将是经济意义上的无春之年，下半年积极因素的显现将有望帮助全球经济增速恢复。其三，从两大阵营看，2013年是新兴反超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新兴市场整体占全球GDP的比重将上升至50.813%，首次超越发达国家，这一标志性反超意味着全球经济增长极从旧动力向新动力的内在转变。其四，从国别对比看，2013年是差异扩大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美国、德国、法国、日本、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经济增长预估值分别为2.12%、0.9%、0.1%、2.2%、8.23%、5.97%、3.95%和3.82%，其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18.59%、3.73%、2.65%、5.43%、15.68%、6.02%、2.9%、3.04%，增长态势、全球地位、个别风险的不同导致全球博弈的格局更趋复杂。其五，从通胀形势看，2013年是分化明显的一年，根据IMF的预测，2013年发达国家的产出缺口为2.82%，较大的产出缺口意味着其通胀上行的空间十分有限，2013年发达国家整体通胀预估值仅为1.63%;但与此同时，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大部分聚集于新兴市场，2013年新兴市场整体通胀预估值高达5.92%。其六，从危机演化看，2013年是暗礁四伏的一年，债务风险依旧是头号风险，希腊随时有可能出现技术性违约，西班牙、意大利等次重要国家以及法国这个欧元区支柱国家受危机影响的程度日渐加深，而日本、美国和新加坡作为系统性重要国家的债务风险演化同样值得关注。其七，从政策走向看，2013年是搭配为先的一年，一方面，在宽松的大基调下，受制于财政巩固的财政政策和受制于可用空间的货币政策急需相互配合;另一方面，在新领导人政策试水的背景下，全球层面急需务实、有效、共赢的政策协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