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收入倍增”呼唤发展之变

　　如果仅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实现十年翻番而言，其实并不难。但是，要真正实现具有一定含金量的国民收入倍增，必须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计划的实施来完成。

　　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城乡居民收入翻番这样的量化指标是首次提出，被视为中国版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因此备受关注。

　　1945年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经济增长进入了库兹涅茨所言的真正的“现代经济增长”的成熟阶段。战后10年，日本经济有赖于特殊的复兴背景，年均增长率保持在8%到9%的水平，1955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之后，日本各界担心经济将进入下行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开始考虑制定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年，池田勇人内阁正式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强调要在十年内使日本的国民收入增长一倍。在这一计划的推动下，至1973年，日本的经济增长率连年递增，创造了赶超型增长的奇迹。

　　相对于日本，中国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有一个政策延续的过程。从邓小平同志设想的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三步走”战略，到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的国内生产总值翻番目标，再到十七大提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计划目标，都未直接提及国民收入的具体目标，直至十八大才提出了“城乡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如果仅仅就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收入实现十年翻番而言，其实并不难。从过去30多年的情况来看，中国每一次经济总量翻番，都至少提前了3年，十年翻番意味着，从2010年到2020年，经济年增速只要保持7%左右就可以达到。但是，要真正实现具有一定含金量的国民收入倍增，必须通过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计划的实施来完成。

　　第一，中国版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其内涵绝非简单的居民收入提高所能涵盖。经济发展如果仅仅是总量的概念，就会忽略收入分配，也会忽略经济增长的质量和内涵，经济发展就会失衡，收入分配差距就会拉大。

　　我们注意到，十八大报告在提及国民收入倍增目标时，特别提到这是建立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发展平衡性、协调性、可持续性明显增强的基础上”。这个计划的本质是通过提升经济增长的质量，通过收入分配的调整和产业格局的变化，实现“包容增长”，共享改革成果。

　　第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前提是发展方式的转变。就经济增长的动力而言，中国之前所走的道路基本可以概括为投资拉动和出口拉动。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结果是内需的严重下降。十多年来，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持续下降，在2010年已降至33.8%，这不仅远低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也低于印度等新兴国家，甚至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60%这个数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背后，是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这需要有勇气对过去的模式进行切割。

　　第三，国民收入倍增计划要真正实现，需要产业结构、社会结构、分配结构的大调整，必须构建三个战略基点：

　　一是产业结构的现代化，在继续完成工业现代化的同时，要提升服务业在中国产业结构中的比重。服务业是现代经济中“最赚钱”的产业，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现代性的标志。由于人均收入过低，中国的服务业发展长期滞后，比重一直徘徊在40%左右，到2020年，中国服务业的比重应该至少提升至55%的水平，居民收入的增长才有保证。

　　二是现代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低收入农民的减少，高收入城市居民的增多。

　　三是合理的分配结构，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能太大，同时，国与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不能太大。中国的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目前在50%左右，远低于欧美70%的普遍水平，必须通过收入分配改革和加快城镇化的步伐，改变中国的收入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将来完成经济总量和居民人均收入的翻番，中国仍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到那时，只有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才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