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红利在哪里

　　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强副总理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

　　改革的红利在哪里？

　　李副总理指出：“我们不片面追求GDP，将来的发展可能会经历一个中速增长期，很难长久保持两位数，但只要保持住7%的增长，到2020年实现小康就完全有可能。而实现这一目标靠什么？还是靠改革。改革的空间和潜力自然十分巨大。”

　　按照目前的测算，实现“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收入倍增的目标，只需要平均增长速度保持在7%—7.5%之间即可达到。因为现在的增速已超过这个区间。我个人担心的是保持7%—7.5%增速也许不难。但收入倍增计划会否导致进一步的分配不公并推动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如果从总量计算，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可以完成，但会不会由于政策执行不力使贫富差距更加拉大。一些学者、尤其是政府智库的专家们津津乐道于期望通过加强二次分配力度解决分配不公问题或企图通过财税手段调剂社会贫富差距。但这也许只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表达，从形式上看或许能解决一些表面问题，弄不好还可能加剧目前的不公平性。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目前现有的体制下，二次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力都存在不确定性和较大的随意性，温总理执政期间的“政令难出中南海”会不会延续下来确实是个问题，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种现象发生；二是目前初次分配中存在的问题才是造成中国分配不公的根源性问题，即体制和机制障碍。这是李副总理指出的实现“改革红利”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也是难题。

　　李副总理指出，中国当前的问题首先是发展不平衡，城乡不平衡，收入分配体制也与之密切相关。这里既涉及到户籍制度改革，又涉及到土地管理制度和公共服务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问题。看来，李副总理洞若观火，对改革的红利看得非常清楚。但怎么实现，却是人人皆知，可不是人人能改的。为此，李副总理特别强调了“改革既要有顶层设计，又要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而我认为，尊重基层的首创精神固然重要，但在中国，目前任何地方政府的单兵独进都难以形成改革的红利。如果中央精神都贯彻不下去，地方和部门的土政策就会造成更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引起混乱。

　　李副总理在讲话中进一步强调，要抓住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改革突破口。而这种突破口其实是有章可循的，就是像十八大报告所讲的那样：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经济领域要更好地利用社会的力量，包括社会组织的力量，把应该由市场和社会发挥作用的交给市场和社会。这也是改革的方向。由此可见，中央高层关于改革的方向十分明确。但要真正实现改革的红利，还需要中央领导的英明决断和更强的政策执行力做保障。如果本该是社会组织的分内之事，还要不断地向政府机关请示、汇报，经过允许后才能做决策，又怎能实现改革的红利呢？但愿李副总理“改革是中国最大的红利”的阳光能够普照大地、普照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