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中国开始执行积极财政政策，到现在十五个年头了。同时其货币政策由紧缩到放松，由放松到紧缩，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次，唯独积极财政政策一成未变，昂首阔步走到今天。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它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它的作用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该是弄个水落石出的时候了。
中国的所谓宏观调控，实际上就是两大政策：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是主力，货币政策是帮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财政投资定项目，打基础，负责把孩子生出来，货币政策负责提供营养，把这些孩子养大成人。特别是由于市场的壮大，工业消费品价格稳定，货币政策治通胀实际上就是治理农副产品价格上涨，而宏观流动性又和农副产品价格缺乏敏感度，流动性多寡基本上和农副产品价格没关系，所以货币政策控通胀实际上是一个虚拟目标，有它没它都一样。猪肉蔬菜供应少了，“通货膨胀”就来了；猪肉蔬菜供应多了，“通货膨胀”就走了。不管货币政策松紧，中小企业都得不到好处，国有企业怎么做都能得到好处。除了给财政项目贷款，看不出货币政策还有什么真实的作用。货币政策越是边缘化，财政政策就显得越发重要。所以这个“积极财政政策”，一积极就积极了十五年。
积极财政政策是朱镕基的发明创造。1998年前后国民经济发展出现“两难局面”，那时中国制造还没有崛起，供给不足，银根一放松物价就上涨，通胀变得很严重；银根一紧缩发展速度就下来，最低年增长只有百分之三点多。为了破解这个难题，朱镕基改变了三十年的财政观念，提出了财政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不影响通胀，一方面可以打开中国经济瓶颈，刺激经济增长，这就叫做“积极财政政策”。这在当时是个划时代的创新，把这个“两难局面”破解了。就当时的情况讲，这个政策是阶段性的，并没有把它作为一项长期策略。只是执行之后效果很好，一箭双雕一石数鸟，地方政府又有积极性，这个政策就一直延续下来了。
到了朱镕基之后这十年，这个阶段性政策变成了中国经济政策的法宝，许多市场性项目也被财政投资所垄断，官员们不但有权，而且有了钱，真是口大气粗膀大腰圆。财政投资成了保增长的支柱，即便数次通胀来临，货币政策可以变，财政政策不能变，这就是十五年一贯制的真谛。那么，这十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对中国经济都产生了哪些实质性作用？它是积极的、消极的还是破坏性的？我们还需要延续这个政策吗？
第一个判断，是积极财政政策已经完全脱离了当初的本意，把这一政策的外延无限扩大化，使政府变成了投资商。财政投资是政府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设施这一功能的延伸，它的原则是福利性的而非市场性的。但由于当时财力有限，只能用银行贷款做配套，要还贷款就必须收费，于是财政功能就异化为市场功能，使政府充当了一个投资商的角色。本来在后来税基扩大，财政充裕，民间投资力量兴起，刺激政策发挥应有作用之后，政府就应当退出市场性投资项目，专注于福利性项目的投资。但我们没有那样做，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越是市场性项目政府越有积极性，投资赚钱收费成了政府最感兴趣的事，一个阶段性政策变成了长期政府行为，我们的财政也就变成投资财政了。
第二个判断，就是不断膨胀的政府投资挤压了市场空间，加速了市场退化，导致了国进民退。迅速扩大的财政投资规模，形成了政府对投资领域的垄断。很多完全市场化的项目，民营企业进不去，国有企业唱独角戏，政府投资代替了民间投资。导致的后果一是挤压了市场空间，二是弱化了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三是民间资金找不到长线投资，在消费品领域横冲直撞，造成通货膨胀，损害了广大老百姓利益，四是效率低下，重复建设，过度投资，损失浪费惊人。没有大规模财政投资做后盾，国进民退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国进民退导致了改革的停滞和倒退。
第三个判断，毫无节制的财政投资是由官员的自身利益驱动的，天量财政投资为官员寻租创造了最佳机遇，使得投资项目贪污腐败严重，每道程序每个环节都充满贪腐机会，使官员贪腐不论在质上还是在量上都上了一个新台阶。从近年贪腐的大案要案看，基础设施投资领域成为贪腐重灾区。如果这些项目是民间投资，官员贪腐的概率就大大降低，所以官员们宁可过度投资，也不让民营企业介入。不取消积极财政政策，中国的贪腐状况就不可能得到根本性扭转。
第四个判断，就是巨量财政投资导致了巨大财政风险。各级政府为了争投资上项目，不但编制了宏大的投资规划，而且成立了林林总总的政府投融资平台，形成了投资大跃进。不看风险不计成本融资上项目，导致各级财政显性负债和隐性负债急剧上升，成为中国经济的一颗定时炸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按照国际标准，中国大多数地方政府已经破产和濒临破产，已建成项目的亏损和维护将给未来财政造成巨大负担。财政风险将是导致中国未来经济危机的主要风险，这一点已经成社会共识。
第五个判断，长期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已经使政府成了最大投资商，导致政府与民间，政府与市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政府从规则制定者变成了规则参与者，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导致政府功能异化，管理功能扭曲，政府行为变质，这是导致官民矛盾激化的深层次原因。当政府不仅仅是市场管理者也是市场参与者的时候，市场的平衡被完全打破，特权经济横行，就毫无公平公正可言了。政府成了市场最大破坏者——这就是积极财政政策的后果。
第六个判断，巨大财政投资大大挤压了民生福利，使财政用于民生的份额相对降低，国家财政的二次分配功能严重削弱，民众福利受到伤害。在事关国计民生长远利益的医疗、教育、保险和中低收入人群保障方面，我们一直投入不足，成了长期难以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也是社会公平问题聚焦的重点。不是财政没有钱，财政收入每年增长20%多，去年超过了十万亿，只是很大一部分被政府拿来投资了，积极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资源朝投资领域倾斜，民生分配的资源自然就少了。如果这一政策长期化，必然导致问题积累，成为影响稳定的重要因素。
第七个判断，积极财政政策导致了政府投资饥渴，投资项目的无限大，使得高速增长的财政收入也捉襟见肘，政府只能想方设法继续扩大收入来源，进一步加重社会负担。“量入为出”的财政原则变成了“量出为入”，以支出为原则制定财政收入，政府在税收和收费上只能横征暴敛，再加上国企对于社会资源的占有和对市场的掠夺，极大地抑制了市场性企业的生存空间，使得民营经济环境急剧恶化，中小企业生存困难。这种恶性循环，将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加速经济萧条的到来。只要这一政策不终止，中国的宏观经济就不可能得到根本好转，一万条头痛医头的救市政策也不行。
毋庸讳言，积极的财政政策在中国的建设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辉煌的一页。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基础设施薄弱的局面，缩短了经济半径，促进了物流发展，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支撑。这是一个历史功绩，怎么评价也不为过。但时至今日，是我们权衡利弊，重新审视和评估这个政策，作出必要改变的时候了。一方面是税收越来越多，一方面是民生嗷嗷待哺，另一方面是大量热钱游资无处投资，横冲直撞扰乱市场，而市场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一政策长期实施而严重扭曲，民营经济危机重重。那么出路在哪里？出路不是调整而是彻底废除这个积极财政政策，还原国家财政的功能和定位，把走歪了的路重新走回来。这是一个重大而果敢的决策，需要战略性的眼光和魄力。
废除积极财政政策的第一步，就是重建国家财政的指导思想，把财政的重点从投资转变到国民福利上来，变投资财政为福利财政；第二步就是大规模缩减财政投资规模，凡是市场能做的投资，一律让给市场来做，政府不得涉足任何市场性项目；第三步就是重新审查那些非市场性项目，迫切需要的要集中力量做好，可有可无或者纯属多余的项目以及长官意志项目一律取缔，以最大限度节约财政资源，把纳税人的钱用在刀刃上。彻底克服好大喜功和政绩工程，严厉打击贪污腐败，使政府做回自己的本份。最最重要的，是大规模压缩财政投资之后，将腾出足够空间实行大规模减税。以目前的投资规模，最少省出五万亿以上。拿出两万亿元补充民生，拿出三万亿元实行普惠式减税，大幅度降低营业税、增值税或者消费税，就会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经济的所有难题，使中国重新进入健康发展的快车道。
可能很多经济学家和民众会担心，这么大刀阔斧地砍掉政府投资，会不会导致国民经济的下行和萎缩？完全用不着担心。腾出来的投资空间民间资本会立即补上来，这是他们梦寐以求的。如果真有好的投资机会，不光是天量存在的国内游资，国际投资者也会踊跃加入进来，这些投资不管盈亏与否，都与纳税人无关，爱咋折腾折腾去，投资规模不但不会缩减，而且有大幅增加的可能。这样一来，再加上减税效应，民营经济繁荣起来，税基扩大，财政收入长远来讲会大幅度增加。如此利国利民的好事，你到全世界哪里找得到？
积极财政政策实行了十五个年头，中国财政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一政策的历史使命早已完成，该是退出的时候了！本届政府时日无多，不可能完成这么大的政策调整，只能寄希望于下届政府了。有人会说既得利益者不可能改变这个政策，不可能交出手中的投资权，这话不是没有道理。但还有另外一个硬道理，就是中国如果发展大政府、小市场，市场变成政府的俘虏和附庸，那只能是死路一条。活路放在那里不走，非要朝死路上奔，恐怕也是低估了执政党及其领导者的智慧。中国总归是要发展的，中国的改革不会半途而废，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不可阻挡的，我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
草根论者
知名财经评论人。长期供职于银行、证券行业,曾公派出国学习现代金融业务与管理。中国金融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