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正声回应晚期癌症患者家属公开信——《第一财经日报》鞠川阳子接受采访

    封晚期癌症患者家属秦岭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的网络公开信，2月27日在网络博客和社交网络上，转发和回帖寥寥。不过，到了2月29日晚7点之后，由于“上海发布”官方微博授权发布了俞正声的回信，这个事件迅速引发公众热议。

    短短两个小时，微博转发数量超过5000次，评论超过1500条。有无微博认证的用户几乎都对此表示认可，知名天使投资人薛蛮子就直言，“俞书记第一时间公开回信，赞！”但是，网民在欣赏领导人回复迅速的同时，也在期待究竟会有什么样的政策出台，对于这样的个案，又有何特别的救济措施。

遭遇医疗困境

    《第一财经日报》记者昨晚拨打公开信上秦岭的联系电话时，已提示关机，发短信也没有回应。不过，根据公开信，大致可以知道秦岭及家人的遭遇：秦岭是一名癌症晚期病人的儿子，职业为教师，目前身心俱疲，因为他父亲自去年年末罹患肺癌以来，家庭经历了惊愕、痛苦、百般努力到绝望等过程。而最终不得不接受其59岁的父亲进入了生命倒计时——肺癌晚期并发脑转移。

    秦岭的父亲为国企退休工人，其家庭“不是特困群体，也不是特权阶层”，但是遭遇家人大病时措手不及。虽然在困境中，党组织以及其父亲单位的留守处干部，还有社区街道，都对他们伸出了援手，让其感到温暖。不过，秦岭公开信也提到“在阳光背后的阴云却让人心寒、困惑和痛心！”其中包括了癌症晚期患者被医院强制出院或被医院拒收，以及因为没有“关系”、“熟人”无法住院，即便是社区医院，也要说谎、隐瞒病情才能入住，甚至还一次次托关系、走后门，送出“感谢费”等，而在治疗过程中，“医托”的诓骗以及医生推荐特效药等都让其很受伤。在公开信最后，他提炼了四个具体诉求。其中包括，“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一个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环境”；“完善对于癌症晚期病人的用药保障，减轻患者家属的经济负担”；“支持和鼓励社会力量对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进行心理辅导、陪护提供等慈善服务或志愿者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医托和高价医护用品推销给病人带来的二次伤害”。

    对于这封信，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2月29日回复称：“秦岭同志：看到你的公开信后，心情很沉重。谁都有父母、谁都有亲人，当眼见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于病危之际而无力相助之时，又遭遇一些制度缺陷的伤害，心中之痛，不言自明。”同时，俞正声还表示：“我们大家会尽力帮助你，更重要的是同志们都赞成你的四点诉求，特别要在癌症晚期病人的关怀上，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我不能保证问题都能很快解决好，但我相信，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大家（包括医院同志们）的共识会推动我们前进。”

上述内容通过微博传播，迅速引发大量关注和议论。上海律师方向东对秦岭的遭遇深有体会，他在认证微博上留言称，八年前，他姐姐肝癌到最后的时候，也体验了医院拒收的痛苦。但他更希望这个事情不要只是回封信就了事，期待上海推出一些具体举措。

加大投入是上策

     针对秦岭父亲的状况，上海医保咨询热线的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如果是国企退休工人，通常是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按照目前规定，恶性肿瘤患者可以进行门诊大病登记，在放疗、化疗、同位素治疗、介入治疗、中医药治疗方面享受医保待遇：即在一个医保年度内，其费用在28万以下的，个人承担8%，超过28万的，超出部分个人承担20%。不过，上述人员也强调，门诊大病登记只能持续6个月，下次还需再行登记，从确诊该病起一般不超过18个月，特殊情况可以延长6个月。也就是说，这种大病一旦确诊开始享受医保，最多只能持续两年。而报销的费用，仅针对医保药品目录内的药物以及相关检测、手术费用。如果是另行购买的药物以及相关护理费用，则不予报销。

    日本养老专家鞠川阳子告诉本报记者，她在华多年，也注意到了年纪很大的老年人在这种状况下会遇到住院难的问题，即便不是恶性肿瘤，如果是瘫痪需要长期护理的情况也很难成功住院，但在日本，很少会出现类似情况。她说，这可能有主客观的原因，“客观上，中国医院本身的资源情况不一样，医院的床位少，而日本医院相对床位比较多，不管你生什么病，在需要治疗时一般不太可能无法住院。”

    对于重大疾病给家庭带来的经济负担，鞠川阳子也介绍了日本的经验，他们的健康保险分为两个部分：国家部分为国民健康保险，而一些身体状况不好的人，通常会再买一份商业健康保险，但这也不能保障这种大病。“像年纪大的人，无论是因为得癌症还是其他原因导致需要护理，日本还有一种强制保险叫老年护理保险，只要有工作就必须加入购买，个人和公司各承担一部分费用，由公司直接从薪水中扣掉。”

    对于秦岭提到的“癌症晚期病人及家属进行心理辅导、陪护提供等慈善服务或志愿者行动”，鞠川阳子介绍说，在日本，一般地方都会有癌症患者协会，或者政府组织的志愿者机构，这些志愿者来自社会各界，有教师、辅导医生等等。

    另据记者了解，上海有癌症患者康复俱乐部，它自1989年成立已有20余年了，是由癌症患者组成的非政府自救互助组织。作为全国第一个癌症患者自救互助组织，上海癌症康复俱乐部倡导的“群体抗癌”模式，催生了全国76座城市建立了类似的组织。

    “总的来说，这需要政府更多的投入，包括医疗资源的配备，以及公益养老机构的建设。”鞠川阳子说。

第一财经日报 原文链接：http://www.yicai.com/news/2012/03/147682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