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在他所著的《养老金革命》这本书里说，“本书首次出版于1976年，当时的书名为《看不见的革命》。在我所有的著作当中，这本书的针对性可以说是最强的，然而，这本书却最为人所忽视。虽然本书所陈述的都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这本书突然火起来了。人们不仅对于书中所提到的事情连篇累牍地发表者评论文章，而且还将这本书称为‘经典著作’”。
这是为什么？这正是自诩为“社会生态学家”的德鲁克的大师风范。问题是，中国的养老金制度该如何革命？是不是正在重蹈覆辙欧美？本书适合于每一个对社会有责任感的人阅读，尤其是那些从事社保基金工作的人们。
上一篇，我们从政府和养老基金的关系讲了养老金急需一场革命，本篇我们继续探讨人口结构的改变给养老金带来的难题。本文主要来自我在德鲁克《养老金革命》中撰写的导读部分。
最容易被忽视的养老基金问题之症结，同时也是最关键的因素就是“人口结构的巨变”。不论是在企业、非营利机构、非政府组织，还是外包单位（第四部门）及政府部门都存在着因为老龄化提前到来而产生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这也造成了通用汽车与纽约市的巨额财务负担，严重影响到正常的组织运营和成本结构，并导致恶性循环。
“人口结构的巨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决定“人口结构”的因素有三项：婴儿出生率、婴儿死亡率以及那些成活婴儿的平均寿命。根据德鲁克的观察和研究，“首先得到显著改善的是成活婴儿的平均寿命——这主要应归功于从19世纪中叶开始得到了极大改善的公共医疗卫生条件。上述三个因素当中，最后一个发生改变的是婴儿死亡率。直到19世纪末期，也就是1895年前后，婴儿死亡率开始有了明显的下降。从那时开始，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婴儿死亡率在连续30年时间里一直大幅下降，然后又经历了连续10年的缓慢回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开始直到现在，它们的婴儿死亡率一直都被控制在一个非常低的水平上。”
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100年里，人口结构的巨变已经造就了人类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庞大的“中年人”群体，也就是已经过了组建家庭、生儿育女的年龄但还完全有能力继续工作的人群。第二个群体是已经退休的“老年人”群体——这个群体在人数上已经越来越接近第一个群体。这两大群体几乎已经占到了发达国家成年人口的一半以上，而养老金问题是与他们个人利益关系最为密切，也最令他们关注的问题。
拿美国来说，1975年，美国年龄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有2 200万，占总人口比重将近1/10。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的数量达到3 000万，占总人口比重几乎达到12%，在成年人口中的比重达到20%，在劳动力中的比重达到30%。从那时开始，只要不再次出现20世纪50年代那样的“生育高峰”，上述比例将长期稳定地保持下去。其他发达国家的人口结构大体上与美国相同。
中国内地自从1978年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数量的增长趋缓，然而由于生育率降低，老龄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人口结构上的失衡现象，人口老龄化问题提前出现。未来的社会问题将主要是老年人的问题，尤其是老年人的养老基金制度设计与管理将是刻不容缓的问题。
因此，“人口结构与人口动态”的巨变将是未来养老基金的设计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人口政策更是每一个发达国家必需的思考策略，究竟如何制定政策、实施政策，将考验每一个政府的实力与远见。
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为生产力和资本构成带来了新的重大问题。它不仅使我们的经济时刻面临着通货膨胀的风险，而且还让我们的经济由凯恩斯提倡的“过度储蓄”变成了“储蓄不足”，从而给我们的经济稳定带来了威胁。
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人口结构上的变化不仅在这些国家内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还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和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之间造成了一条鸿沟，从而让富裕国家和贫穷国家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美国人口结构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养老基金的社会主义化，都是既成事实的事情。如果将“社会主义”定义为“由工人阶级掌握生产资料所有权”——这是最为传统也是最为严格的定义，那么，美国应该算是第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
让我们再次回顾，从1975年到1985年的10年间，美国65岁以上的老年人从2 200万增加到3 000万，净增800万人。德鲁克指出，在1975年的时候，美国还有大约800万名经济上不能独立的老人。这些老人通常都是年龄在55～65岁之间的寡妇，还没有达到领取社会保险的年龄，她们一般都没有收入来源，而且由于年龄太大、缺乏必要的技能等原因，所以除非在劳动力极度匮乏的时期比如战争经济时期，否则她们将无法找到工作。
根据社会保险和某些私人养老金计划的规定，这一类老人有权利获得“遗属养老金”。大约800万名领取“遗属养老金”的鳏寡老人，再加上2 200万名65岁以上的退休老人——这意味着领取社会保险的总人数已经达到了3 000万。
因此，已经退休的雇员和已经50多岁、将要退休的雇员这两个群体——退休和养老金将是他们关注的焦点——将日益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人口重心”，而且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多地主宰这些国家的政治主张、价值取向、战略重心以及经济和社会政策。
德鲁克在《养老金革命》中写道：尽管发达国家有可能（虽然这种可能性并不大）继续通过大众传媒以矫饰华丽的语言和空洞浮夸的口号来强调年轻人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它们使用什么样的“花言巧语”，这些发达国家在具体的行动当中都必将越来越多地受制于中年人，而养老基金问题也将日益成为它们关注的焦点。当女人们的裙子长一英寸或者短一英寸时，或者当小学三年级单词拼写课本推出一个新版本时，很多人都会小题大做地给它们冠以“革命”之名。事实上，美国人口结构的巨变和养老基金社会主义化的实现才当之无愧可以被称为一场革命。事实上，与吸引了历史学家们（尤其是那些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全部注意力的所谓“革命”事件（比如资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革命或者技术上的工业革命等）相比，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也许应该被视为更加重要的事件。至少，人口结构的变化比其他任何“革命事件”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都更为直接、更为迅速。
如今，美国的退休人口和老年遗属加起来恐怕是一个天文数字，再加上生育率逐年下滑，使得人口结构问题更加严峻，对整个社会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压力。这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也是政府部门最头痛的重大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