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国 改革开放到底进步何在

刘业进 原创 | 2012-04-13 08:56 | 收藏 | 投票

  党的十八大在即,这将是中国执政党的一次历史性会议,更寄托着许多普普通通中国人的期许。在此历史时刻,盘点我们的进步,找出我们的不足,对一个泱泱大国继续健康前行意义重大。

  自秦以降,被秋风称为“秦制”的制度作为一个符号在清帝国末期终结了。然历史没有急刹车,此后百年,余韵犹存,文革时期回光再现了秦制的某些特征。拨乱反正,中国踏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征程。现代中国的故事如此曲折展开。时至今日,中国依然面临如何完成数代人梦寐以求的“建设一个现代国家”的任务。

  经过民国、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一路求索,站在21世纪回望中国,不带偏见的人们都会发现,中国各领域已然取得的进步举世瞩目。然而,人们是否真的弄明白中国到底进步何在?失误又何在?这惟有放在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视角下才能看清楚。

  回望中国,我们盘点她迈向现代国家征途中的伟大进步。1997年,邓小平去世以后人们没有观察到转型国家常出现的那种社会动荡,这从世界经验来看很“反常”,很了不起。正如茅于轼指出,中国取得的成就不容否认,中国了不起的进步体现在:今天中国的政治权力实现和平交接;今天党和国家领导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直系亲属指定为接班人;今天中国没有政治谋杀;今天在中国要杀死一个普通人已很困难,必须走很复杂的法治程序;相对计划时代,中国今天的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城镇人均收入达到3800美元、农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000美元(国家统计局,2012.1.17),人民生活普遍改善,经济成就举世瞩目。

  新一代领导人继续引领中国前行,邓小平的基本思想路线继续得到执行,邓的影响犹在。斯人已逝,可我们距离这一段历史太近,只缘身在此山中,为邓小平盖棺定论为时尚早。毋庸讳言,今天我们国家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肯定有邓时代的“制度基因”。

  观察政治经济大势,书斋中学者屡遭诟病,可是另一种相反的倾向同样值得警惕,即一回到现实感和历史现场景(保守主义者埃德蒙.伯克、托克维尔、以赛亚. 柏林等深谙此道,柏林甚至专门着书《现实感》)时,我们又易于陷入当时情境下的优化盘算考虑,逃不出旧制度框架的紧箍咒。如何避免,关键是沉得进历史与现实又跳得出来。在好友莫志宏常讽的张五常式新古典练习看来,“中国目前的制度是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奴隶的行为也可以用约束条件下最优化解释。以研究制度着称的经济学家周其仁在谈各地土地制度改革实践时也难免过分夸大当地如何不突破现有制度框架下绕着走的“制度创新”之巧妙。此二者,都难免沉得进去跳不出来之嫌。

  邓小平的努力放在在毛泽东时代的遗产基础上看进步不可谓不大,但作为“总经理”(傅高义,2012)的邓小平主要是放开捆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上的束缚(傅高义一反人们常说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邓小平而称之为作为“总经理”的邓小平,译者、政治学者冯克利称“总批准师”更恰当)。所谓改革,不过改错。如果我们细致地分析邓的哪些遗产成就了今日中国的伟大进步,哪些遗产又为今天的问题留下了伏笔,哪些是邓小平时期想做但条件和时机不具备而没有做,由以指导中国继续前行也是今日中国之幸事。

  集中于一个人的因果分析,哪怕是伟人,都难免陷入历史的英雄史观。换一个群体选择的演化视角,我们如何看待邓小平和20世纪后期的中国社会转型?中央计划经济固有的缺陷(如米塞斯、哈耶克所论,“经济计算之不可能性”)、国家/地区间竞争、社会知识的流传扩展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任何一场中央计划经济试验必然维持不了太久。邓小平时代的外部环境是一股清晰可辨的洪流,这是一股“群体选择”的制度试验洪流。正是基于群体选择(制度是群体选择中选择单位的基因型,承载制度的经济社会后果则是表现型),计划经济的溃败是旧制度的溃败,改革开放的成功是新制度的成功。据此,中国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终结主要是群体选择压力的结果,而基本上不是领袖人物“引导下有意识改革设计的产物。

  看中国60年的变迁,我们始终看重哈耶克当年孤独的呐喊和晚年盖棺定论之作(《致命的自负》,1988)的持久意义,他的作品超越了二战时代和具体国家的特定历史语境。当今世界每一个崩溃的中央计划经济试验都验证了哈耶克早期孤独的经济理论探索,而哈耶克的最终结论指向则是理性不可避免的局限及其可能爆发的致命自负(寓于理性的限度和自负倾向,人类永远面临这样的危险,20世纪正是这种危险的一次集中爆发)。

  很不幸,中国试验了一把;很幸运,尔后又艰难地走出来。今天,历史故事线索还依然清晰:社会主义改造、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拨乱反正、改革开放……中国的故事曲折而艰难。实际上20世纪世界各地凡是上演了这出戏的地方,过程都很曲折、道路都很艰难。不同地区的剧本中,依稀可见一条共享的故事逻辑线索。

  我们自己的和别人的、远的(1949-1978)和近的(1978-)经验都告诉我们,在何种程度上趋近或有助于如下事实我们就在何种程度程度上取得更大成功:放弃社会工程师幻觉避免在社会经济领域推广任何单一的模式化理想社会图景,因此务必在各领域启动一个开放的演化进程;保护财产权利、保护契约自由、保护自由准入(从而打破行政垄断),建设强化市场型政府(market-augmenting governmen,奥尔森,2005);恢复传统和自生自发秩序(比如民间金融);“批准”和追认来自底层人民的创造,以及容纳以上诸因素的政治治理架构,这样的政治治理架构的核心因素是政府产生于充分竞争过程,以确保拥有“共容利益”而不是“狭隘的小集团利益”的精英掌握政治领导权。

  这样的治理架构你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民主”。可是民主远不单是公民普选,在我们看来,源于社会事务领域的任何真问题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于是民主作为一个持久的批判理性过程检验着错误由以逼近正确;同时,“持久的民主意味着持久的财产权利和契约权利”(奥尔森,2005);民主不过是制度对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固有的不确定性和我们自身理性的先天缺陷的一个“镜像”。设定一个永恒不变的静止世界,设定我们都是一群天使,则一切批判理性主义过程和建制都是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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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研究员。入选北京市属高校人才强教计划中青年骨干教师。研究领域:新制度经济学,演化经济学,经济中的复杂性(complexity in economics),奥地利学派,哈耶克思想;关注分工、交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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