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为什么存在“战略互疑”

汪铮 原创 | 2012-04-26 08:48 | 收藏 | 投票

  从美国老一代的‘中国通’依靠《人民日报》来研究中国到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从通俗杂志来研判中国军事战略,这其中的变化值得双方深思,资讯的来源和对资讯的解读实际上是两国彼此存在猜疑和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前些日子,美国的一家外交政策期刊邀请我为一本最近颇受瞩目的新书《红星照耀太平洋》(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写一篇书评。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两位教员,书的主要内容是评估中国海军力量的发展及海军战略,作者认为中国目前有一个目标长远、政策坚定、手段多样的绵密周详的计划来发展海军力量,其最终目标是全面挑战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主导地位。该书的宣传资料还特别强调两位作者中的一位通晓中文,因此该书的一大特色是大量引用第一手的中文资料。

  我仔细查看了这本书都是依靠哪些 “第一手资料”得出的这些结论,看后却让我十分感慨。该书是一本研究中国军事战略的专着,但是直接引用的中国官方资料却非常之少,绝大多数的“第一手资料”都来自于几份杂志。而这几份杂志实际上在中国许多城市的报刊亭里都可以找到:它们是以军事、兵器和舰船这样的名字命名的军事发烧友的刊物,它们的发行量都不小,因此很多报刊亭愿意销售它们。作者在书中还特别指出其中有的杂志社附属于官方或者部队机构,因此他们觉得这样的杂志可以类比于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公开刊物,因此推论这样的杂志发表的文章也是具有官方背景的。

  在我的书评中我主要澄清了两个事实:首先,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有很多的军事发烧友,民众中存在一种与“百年国耻”相联系的富国强兵的理念,加之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存在一个不小的军事图书市场。但是,用这些营利性的通俗期刊上的文章来研究中国的军事战略是有严重缺陷的。其次,有个别军事期刊的出版社挂靠于正式的官方机构是中国的特殊情况,但是以此认为这些出版社具有军方身份则是不对的。这些期刊发表的文章经常迎合市场口味和需求,以此来研究中国官方决策绝对是误导的。

  这件事让我想起了我过去的一位老师,她是美国老资格的中国问题专家。她告诉我,在上世纪70年代,他们研究中国的主要资讯来自中国的官方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尽管每天收到的《人民日报》往往是一周以前的“旧闻”,但是在那时确实没有多少其他的消息来源。尽管那个时代的中国官媒文章往往不那么容易读懂,但是日复一日地从字里行间仔细揣摩中国政治的走向是那一代美国的“中国通”的一门“必修课”。

  时过境迁,今天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早已不需要看过期的《人民日报》了,当天的中国报纸可以在网上轻松浏览,中国政府的新闻发布会也可以在网络上实时收看。但是,今天的美国中国通的阅读习惯和资讯来源却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他们中已经很少有人会日复一日地阅读《人民日报》了。新一代的中国通已经开始主要依靠中国的新媒体和网络来研究中国。

  这其中的变化自然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国的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市场化的发展造就了大量新媒体,信息技术的发展更使网络成为了新闻的主要来源。美国人研究中国问题有了更多的选择;其次,相比需要有一定“功力”并反复阅读才能理解的官方文章,新媒体的语言更加直白,更加通俗易懂;而且,新媒体的语言更生动活泼,引用起来更加“有声有色”,可以为文章增添色彩。

  从美国老一代的“中国通”依靠《人民日报》来研究中国到新一代中国问题专家从通俗杂志来研判中国军事战略,我以为这其中的变化值得双方深思,资讯的来源和对资讯的解读实际上是两国彼此存在猜疑和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

  尽管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劝诫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那就是仅仅依靠通俗读物来研究中国外交和政府决策根本是不可取的、不可靠的和不科学的,但是,任何问题都有两面性。换一个角度来看,中方也确实有很大的潜力为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资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缺乏来自官方的关于战略和外交的权威发布,海外的研究者就有很大的可能去其他渠道寻求消息。信息透明永远是化解猜疑的好办法,这对双方而言都是如此。

  此外,有关部门在撰写文章和发布信息的时候是不是能够多从“客户”的角度想问题,把文章写得简明直接一些,让信息发布更及时更明晰,把读懂官方文章所需的“门槛”降低一点。以政策白皮书为例,既然这些读物的主要读者是针对海外,特别是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那何妨直接用英文写稿,而不是中文定稿以后再翻译成英文。中西之间的思维差异很大,用哪种语言写稿决定了行文逻辑和思辨方式。我深知中国的很多政策白皮书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工夫写成的,也是有理有据的,但是,西方人却往往看了第一页就读不下去,因为他们不熟悉和接受不了这样的信息发布方式和其中的思维逻辑。

  造成中美之间存在严重的“战略互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交流层面的,也有制度和文化差异上的,还有结构性的。目前,两国内部都存在着一种悲观情绪,有些人认为对方对己方的恶意和侵略性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没必要谈;也有人认为两国的差异实在太大,无法克服,“鸡同鸭讲”,谈也没用。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两国的有识之士应该从点滴小事做起,帮助这两个既彼此依存又担负着全球重任的大国化解猜疑,建立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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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西东大学怀特海德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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