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工程是举全国之力，实现的一个人工工程奇迹。这个耗资巨大的工程，所带给我们的却是喜忧参半，在情感之中甚至失落的成分更多一些。
从汶川地震、舟曲泥石流，到鱼米之乡旱情严重，对粮食生产产生严重影响，民众在面对天灾人祸的时候，面对环境失衡的时候，面对流离失所以及贫富分化的时候，三峡工程俨然已经成为罪魁祸首，成为民众内心难以抑制消弭的痛。
2012年4月，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副巡视员王井泉坦承，三峡工程设计时确实没有充分考虑建成后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同时承认工程对洞庭湖、鄱阳湖等湖泊蓄水也有影响。这是中国水利系统官员首次公开承认三峡工程的设计有失误。
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表示，三峡后续工程还将耗资1238亿人民币，相当与三峡大坝造价的一半。三峡大坝已经耗资2540亿人民币，因为大坝引发的环境问题需要治理，估计今后几十年内，仍将有天文数字的资金，以“三峡后续工程资金”的名义，陆续由纳税人埋单。
越是理性的反思，就越是会有习惯性的抱怨。
市场经济在消除经济领域的垄断，有反垄断法；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也需要反垄断，有对民主方面的追求与政治制度的约束。
在重大项目的立项与否决之间，相比于决议的结果，我们更关注的是决策过程。
我们不能理解，诸如三峡工程这样重大的工程，为什么居然只有一种意见的倾向性，占有绝对的垄断地位。这显得中国在大型项目的立项与论证，信息公开与应对机制方面的不正常。假如我们对于这样的不正常的决策流程与舆论环境习以为常，那就更是让人匪夷所思，不正常的事情了。
垄断到了极限，就是独裁。任何垄断环境下，基层都难以有言论权和话语权，更不要说是参与权了。这更多的是一种强奸民意的行为。
2011年6月3日，贾春宝曾经在《三峡工程，逢君之恶的人工奇迹》中，用数据罗列了三峡工程的得失。任何一项重大的工程都可以跟民生挂钩，当一项民生工程，最终却是把人民当成自己投资收益的来源与支撑。难道不是对民意的背叛吗？
《孟子·告子下》中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所谓“逢君之恶”是指执迎合昏庸的执政者，引他去干坏事。更是指为执政者提供做坏事、错事的确凿的依据，不管是理论依据，还是被论证出来的依据。
三峡工程其实实现的仅仅是历史上某些特定人物的浪漫梦想。却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就不单纯是“逢君之恶”，而是在偿还我们欠古人的债了。
从自身物质基础的落后于视野的相对封闭，到开放所带来的各种评价与指责，利用外资与国际社会的一切资源所带来的内心失衡，似乎总是需要我们承担更多的责任，来回报来自国际社会的支援和帮助。
实践证明，中国经济奇迹是建立在环境污染、劳动力价格扭曲和强势政府推动“大干快上”之上的。海外学者估计中国污染成本占GDP 8-12%之间。“政治经济一体化”的模式，固然能“干大事”，却严重破坏了司法独立性，致使食品安全危机、环境污染危机全面失控。
基于GDP的经济奇迹，从本质上只是好大喜功。当我们在洋洋自得于经济发展数字所带来的快感的时候，虽然会让我们得到艳羡与尊崇感，但大体同时会是对国际社会的谄媚。
其实当我们努力在承担国际责任，不惜以牺牲本土民众的幸福生活与环境为代价的时候，不惜靠挖掘祖先留下的资源和原本应该留给子孙后代的资本，来满足自己在政绩与面子的虚荣和浮华的时候；当那种不安全、不信任所导致的对权威颠覆性的质疑与破坏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审慎并盘点得失了。
在痛定思痛之中，我们去反思，我们究竟让谁享受了这么多年的发展所结下的果实？当我们期待取得更长足的进步，有可持续性发展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清醒地意识到：任何亢奋都不可能持久，任何冲动都不可能理性。
我们需要理性地去反思，不仅是对60年历史，600年历史，更需要对我们的近30年历史、近10年历史进行反思。
贾春宝
2012年4月27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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