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增创芜湖科学发展新优势备课稿
2011.12.30
今天我来讲如何增创芜湖科学发展新优势。可能有人会 奇怪、发问，为什么是“增创”而不是“争创”呢？这是我要回答的第一个问题。
我也考虑过是增创、还是争创？增创还是争创，一字之差，在我看来是一个视野和境界问题。我们看这个争字，是个会意字，上为“爪”(手)，下为“又”(手)，中间表示某一物体，象两人争一样东西。争创里的寓义，首先有一种抢抓机遇的意思在里面，这个机遇稍纵即逝，你抓不到别人就抢了先，所谓“天予不取，自受其殃”，所以要“争”，争是靠前站位，争先进位。在争的思维下，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更多讲究区位优势、基础条件，也多拘限在为生产服务的公共设施，如通讯、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供热。争创的里面也有赶超的意思，当前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要应对新挑战，这个赶超争字当头，是强化了与人抢。这种赶超，是一种竞争、较量，是争胜、是一种与别人相比的的长短相差。这里我强调是“增创”不是“争创”，是强调自己与自己比。增，“益也”、“加也”。如何理解“益”如何理解“加”？这里可以借助“木桶理论”来理解。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提出木桶理论，认为组成木桶的木板如果长短不齐，那么木桶的盛水量不是取决于最长的那一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短的那一块木板。这一核心有两个推论， 其一，只有桶壁上的所有木板都足够高，那水桶才能盛满水。其二，只要这个水桶里有一块不够高度，水桶里的水就不可能是满的。这就是说， 在“增”的思维下，我们更多的重视补益经济社会发展中“短板”的因素，这块短板是指哪些呢？比如指人力资本高的熟练劳动者，创新、研究人员，还有金融、保险、医疗卫生设施，公园和娱乐设施，旅游风景、草坪、商业、饮食网点和家政等，再大一点比如主导产业产业集中度。如果说“争创”是做大做强，那么“增”是补缺补漏、又好又快。选择“增创芜湖科学发展的新优势”这个命题，就规定了我们探讨的芜湖科学发展，是以又好又快发展为价值取向。
一、 探讨如何增创芜湖科学发展新优势的四个背景
上面我们是从字面的意义上提出了我们的问题。在理论和政策设计与实践上，是探讨经济发展方式问题，今天的所讲的命题即是如何通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芜湖的新发展。这里有四个背景要介绍。
一个是我们党和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历程。为了赶超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前苏联在从1928年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的几十年中一直保持着比西方国家高得多的增长速度,但后来发现,虽然经济增长速度比西方国家快得多,但与西方国家相比,他们的技术水平、人民生活水平等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逐渐拉大的趋势。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前苏联经济学家开始认识到,本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投资来拉动,而西方国家的增长主要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来实现。于是前苏联经济学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提出了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由此便有了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命题。
在我国，1987年,党的十三大就明确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向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实现“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关键是实现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1997年,党的十五大又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2004年底,胡锦涛总书记在视察广东时提出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2003年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从这个时侯开始到2007年这四、五年的时间里党中央强调的都是“经济增长方式”。2007年6月胡锦涛在中央党校的重要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 人民日报》）2007年6月26日）。同年召开的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首次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一新表述,蕴含着“经济增长”是“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指标,但是“经济增长”不等于“经济发展”的科学内涵.。2010年初胡锦涛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目标和战略举措”。
我们党和国家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新表述的背景和原因——传统的高投入、高能耗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已经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并且给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来威胁。
(一)经济社会情况
1.能源消耗过高,资源利用效率低下。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的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我国的稀缺资源极不经济地被耗费。根据公布的普查结果,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耗略有下降,但这并未改变当前我国能耗过高、资源效率低的总体现状。一般GDP增长8%,能源相应增长为5%,可是中国在2003年和2004年的能源供应增长数字是13.5%和14.5%,这等于两年时间就耗尽了5年的能源供应量。2007年以来表现为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生产、投资和出口增速居高不下。从生产看,第三季度6大高耗能行业(钢铁、有色、化工、电力、石油加工及炼焦、建材)仍增长18.7%,部分高耗能产品增速仍较快。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的上升期,资源约束矛盾将更加突出,人口、资源、环境的压力越来越大。
2.环境污染严重,生态恶化加速。在我国推进工业化的过程中,环境破坏日益严重。据有关方面报告,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超过环境自净能力。2005年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超过水和这个概念，大气环境容量的60%和80%;地表水总体属中度污染,国家控制的744个断面中,有36%和28%处于污染和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遭到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近3亿农村人口饮用不合格的水。在面临着严重的常规性工业污染和生活型污染的同时,一些新的环境问题或一些隐性环境问题逐步显现,威胁着环境质量和人身健康,包括危险废物、微量有机污染物、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土壤污染等。
3.重化工业发展,就业难度加大。我国农村有超过1.5亿的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就业,城镇每年还有1500万以上的新增劳动力需要就业。因此,增加就业是关系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年来由于集中力量发展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大企业,城市建设和工业建设大量占用耕地,每年增加成千上万失地农民。“近几年我国每年建设占用耕地250万亩到300万亩,如果按人均一亩地摊算,就意味着每年大致有250万到300万的农民失去土地。”[7]这对于缩小城乡和贫富差别、提高我国经济的整体效率产生了消极影响。
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这是一个机遇，我国不仅有发展速度的V型反转，更有发展方式的切实突破。国际舆论敏感地指出，“这个以接近10%的速度飞翔了30年的国家，在关注GDP增速的同时，开始更加关注GDP的构成和质量。”这表明，我们党和国家从理论和实践上已经认识到，实现未来经济发展目标、促进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关键要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重大进展。可以这样说：如同当年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无比艰难却无比坚定；今天，这个发展中大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履，同样艰难也同样坚决。
二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国际经验教训和我国的外部国际环境。
我们简要回顾一下世界现代化的发展轨迹。自18世纪下半叶，蒸汽机吐着白气推开现代化大门以来，人类文明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在现代化进程的大舞台上，新老大国次第亮相，演绎了各具特色的发展篇章，这当中有一条堪称规律的结论：一个国家要保持充满活力、持续向上的发展态势，关键是让经济发展方式始终与时俱进，找到符合时代潮流、契合自身发展阶段的现代化路径。近300年的世界现代化史，就是一部发展方式的更新史。正是依靠工业革命，转向工业立国，才使英国这个孤悬一隅的小岛，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成为跨越两个世纪世界发展的领头羊。正是重视科技发明、信奉“专利制度就是将利益的燃料添加到天才之火上”，才使美国这个原本照搬欧洲技术的学生，成为一个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抓住机遇跃居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并以不断创新的方式增强综合国力、巩固超级大国的地位。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拉美经济高速起飞，但由于未能在收入分配等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及时转型，其人均收入长期阻隔在6000美元的“玻璃穹幕”中，掉进了“拉美陷阱”。同一时期，日本和韩国的工业化高速推进，却忽视了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型，企业发展仍以政府为主导，致使一个个“超大企业”缺乏创新活力，技术多停留在模仿层面，陷入了“日韩困境”。英美成功的经验和日韩陷入困境的教训表明，在经济发展方式这个问题上，不变则罔，不进则退。
我们来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面临的外部国际背景，就是汇率战、贸易战和成本战，我们哪一个都逃不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来分析一下国际产业分工的6+1产业链。就是这张图：
在这个链子中，我们发现国际产业分工有一条6+1的产业链，是条“U”型曲线，一端是产品设计、原料采购、仓库运输，这是高利润的销售和服务，另一端是订单处理、批发经营和终端零售，这是高利润的销售和服务。那“1”呢，就是处于这条产业链最低端的生产制造。在这个产业链中，外部经济控制着“6”，我们只掌握着“1”，外部刺掌握着“6”也就掌握了定价权，就可以把生产制造的利润吸干、完全吸干。我们要做好做强我们的制造业，让我们的制造业有左端的知识产权要素，有右端的现代服务业要素，就才叫做转变了制造业的发展方式，要不是这样，只要我们是这条曲线中最弱的一环，一旦有风吹草动，我们就是最大的受害者。
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上的问题暴露出来了，这些问题用一句来说就是处于国际产业分工产业链“1”的位置，给我们提出来“不变不行”的重大要求。
——依赖性：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高度依赖国际市场，外贸依存度从改革开放之初的9.7%上升到目前的6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如此之高的外贸依存度，带来与国际市场“同此凉热”的高风险度。一旦危机席卷全球、外部需求急剧下滑，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就必然因为出口的自由落体式滑落而失去平衡。
——“贫血性”：长期以来，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更多依靠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依靠资源能源的大量投入来赚取国际产业链低端的微薄利润。“世界工厂”的光环，掩不住90%的出口商品是贴牌产品的尴尬。在巨浪滔天的金融海啸里，这些没有自己“头脑”和“心脏”的贴牌企业更容易“沉没”。
——“硬化性”：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这就是我们长期形成的传统发展方式。这样的发展方式不够注重结构的优化、效益的增加、过程的可持续和成果的共享，难以实现质与量的统一、快与好的统一、物与人的统一、人与自然的统一。这样的发展方式与国际金融危机“双碰头”，自然会产生强烈的共振效应。虽然金融风暴没有正面冲击中国，但‘发展方式病’的存在，还是使这个庞然大物趔趄了一下。
中国人从近代的洋务运动开始，就开始追求强的现代化梦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缔造新中国以前的200年，中国是世界现代化的落伍者。从现代的中国共产党的开始，中国现代化命运经历了三次重大抉择，这就是社会制度转型，经济体制转轨，发展方式转变。如果说第一次“政治制度”抉择，打下了中国现代化的制度基础，创造了新中国60年国强民富的辉煌成就；第二次“经济体制”抉择，激活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源泉，带来了改革开放30年的飞速发展；那么这次“发展方式”抉择，将确定中国现代化的正确路径，奠定未来中国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格局。
三是国内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潮起潮涌。国内主要看长三角、珠三角、环渤海、北京、南京、杭州、青岛。
首先我们看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改革开放以来，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主要是投资驱动型。1978-2003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占88.8％，即使是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份额相对较低的浙江，也达到80.1％。
具体分析，长三角地区投资驱动型的经济发展方式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一是从1978-1993年左右，以要素转移为特征的投资驱动阶段。这一时期处于我国工业化与市场化的起步阶段。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离土不离乡”等政策为长三角农村工业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乡镇土地通过“无偿”或低价的形式成为工业建设用地，推动了低价工业化。农村“廉价”的土地和剩余劳动力大大节约了工业化成本，还有力地促进了农村生产要素快速向工业转移，推动了农村工业化进程，长三角地区率先成为世界“大工厂”。
二是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以地方政府推动为特征的投资驱动阶段。20世纪90年代，在长三角地区出台优惠政策及其良好发展前景的吸引下，外商投资开始向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转移，有力地推动了长三角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由于财政分权制度的实施，地方政府为追求经济增长导致的“投资饥渴”使得经济增长的投资驱动特征更为明显。特别是2001年以来，长三角地区的投资更快，2001-2004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年均增长24.5％，比全国年均增长20.9％高出近4个百分点。但同时，反映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十分微弱。
经过近30年的改革开放，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工业化中期阶段，正在向工业化后期转变，随着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增长主体及发展方式的诸多变化，发展模式转型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课题。
2.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趋势。一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近年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逐步从生产要素合作向体制与机制深度合作发展。区域内各城市在公平、公正、公开的统一规则下，进一步打破行政隶属分割状态，从更深的层面推动了区域一体化进程。首先，区域合作在要素层面进一步深化。长三角城市间要素的合作目前已进入务实阶段。为了定期协调城市间经济合作的重大事宜，长三角区域建立了“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经济协调会”。重点在交通、信息、规划、科技、产权、旅游、港口、通关、人才、“一卡通”互通等多个具体领域进行了区域一体化的试点。其次，共同市场建设进一步加快。共同市场作为要素流动和资源优化配置的主要平台，是长三角区域各城市一直迫切关心的问题之一。近年来，长三角区域围绕优化发展环境、促进统一大市场建设、建设长三角信用体系、实现区域信息资源共享、建设相互融通的区域经济功能与服务体系、构建人才市场等方面进行了协商与合作，促进了各种要素在区域内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再次，区域合作开始向以制度层面为核心转变。近年来，体制与机制因素逐步成为阻碍长三角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因素。长三角区域各级政府通过两省一市省(市)长会议、沪苏浙经济合作与发展座谈会、长江三角洲十六城市经济协调会、各职能部门的行政首长联席会议等四个层面的制度合作，制定一系列公共性、协调性的区域政策，努力寻求体制与机制的重大突破，发展长三角区域生产力。从制度合作发展趋势看，长三角区域将在大交通制度、大城市群制度、大分工的产业制度、大环境与资源配置制度、大保障制度等五大制度方面进行深入合作。
二是二级城市群逐步突起，城市体系结构日趋合理。在形态结构上，以上海城市群、南京城市群、杭甬城市群为代表的二级城市群将构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发展的总体框架。上海城市群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嘉兴、湖州等区域，形成了“1+5”的区域格局；南京城市群主要包括南京、常州、扬州、镇江、泰州；杭甬城市群主要包括杭州、宁波、绍兴、台州和舟山等城市，形成“2+3”发展格局。长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将以长三角区域城市群为特征，与世界级城市群相匹配，形成“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相结合的现代化四级城市体系。这一城市体系是充分利用区位优势和长三角的产业龙头引领作用，强化资源优化配置和实施产业分工，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建设集约型城市，构建经济发达、社会进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城市体系。
三是上海的龙头地位进一步确立，“接轨上海、融入长三角”的区域发展战略形成共识。一个经济区域在国际上是否有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首位城市的经济实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上海的核心地位，而且使区域发展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四是构筑以创新驱动为核心的新经济发展模式成为长三角地区发展的必然。首先，加快提升要素素质，努力实现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奠定要素基础的手段有：加大教育投资，积极提升人力资本素质；加大研发投入，努力提高产业技术水平；进一步加快知识和技术积累，提高产业整体素质等。其次，注重增强创新能力的产业路径选择。针对长三角区域产业特征，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对于技术、自主知识产权要求较高的信息、生物、海洋、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技术产业、战略性产业，要侧重原始创新，集中资源，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理论研究，在关键技术、关键领域重点进行突破。再次，增强创新能力等软实力。引进、消化吸收、创新先进的科学技术理论和管理、组织方法，提升商务、管理、风险投资、股份、专利方面等的技术水平，建立符合长三角区域实际的技术标准体系。复次，营造增强创新能力的软环境。加强制度、政策、法律、文化、市场条件、投融资环境、知识产权服务、中介服务、技术基础设施等软环境，形成与国际接轨的宏观发展环境。
五是产业结构将进一步优化升级。首先，现代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长三角区域将加快推进现代服务业发展的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发挥长三角区域现代服务业在全国的比较优势和引领作用，扩大资源的优化配置范围，坚持市场化、产业化、社会化方向，推进服务业重心向高端转移，大力发展现代物流业、科技服务业、金融服务业、信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加强长三角区域内体制、机制的对接力度，制定促进服务业发展的统一政策。其次，工业结构调整力度将进一步加大。面对成为国际先进制造业基地的总体定位，长三角区域将瞄准世界水平，坚持自主创新与引进创新相结合，大力开发和引进制造业先进技术，以“一核六带”总体布局为指导，统筹规划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布局，形成以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各具特色、协作配套的区域产业群落，以产业链的延伸和产业集群的形成为突破口，提升电子、汽车、机械、钢铁、船舶、石化等支柱产业的竞争力，加快高新技术对纺织服装、建材等传统产业的改造，大力发展生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以及具有发展潜力的产业。再次，高科技产业的地位日益突出。长三角区域将依托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和新材料高新技术产业，以开发区和高科技园区为载体，通过营造良好的高科技成果转化的市场环境，加大投资集聚，引导和吸引社会资本更多地参与高科技产业发展，积极探索从消化吸收创新和集成创新向原始创新的跨越。
(二)珠江三角洲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1.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珠三角是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主体，也是我国区域经济中重要的增长极。工业化走向市场导向的重化工业阶段是珠三角地区近年来显现的主导势头。
20世纪80年代以来，珠三角地区凭借其沿海的优势区位与对外开放政策，相对较好的轻工业基础，灵活的商品意识以及与海外华人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大量外资的流入不但促进了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与此同时，由于具有的劳动力、成本和市场容量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中国成为在经济全球化趋势牵引下国际产业大转移的主战场，珠三角更是凭借其沿海地缘优势成为与香港之间“前店后厂”发展模式的受益体以及作为亚洲“四小龙”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实现了从制造业到港口物流、工业服务和金融服务等众多领域的飞速发展，迅速成为广东经济社会发展的龙头和主体。
进入21世纪，珠三角地区以低利润加工贸易为主导的制造业经济发展模式正越来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珠三角低端制造业在土地、能源、劳动力、生态等要素资源价格上升的情况下，面临的经营成本压力日渐明显，传统制造业的梯度转移成为必然。同时，以资源消耗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模式对珠三角经济发展推动呈现乏力态势。国际低端产业转移给制造业带来资金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生产能力的过剩、资源利用率的下降以及低附加值产品的价格竞争。珠三角地区以低端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模式开始面临发展瓶颈。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成为珠三角地区乃至整个中国经济体系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的关键问题。
2.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趋势。从珠三角1995年来的经济结构变化趋势看，未来珠三角经济结构演进的方向是：
一是三次产业结构日趋合理。第一产业所占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所占比重将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继续小幅上升，但总的趋势是“先升后降”，在重化工业化完成后，其比重将呈现下降趋势；第三产业比重将稳中攀升，并且提升的空间大。第二产业能级的提升将逐渐推动相关产业服务水平的提高，二、三产业的互动将更加明显，高技术和服务业将逐渐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二是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更趋完善。珠三角与香港、澳门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经济联系历史悠久，粤港澳的合作将成为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珠三角地区将进一步借助CEPA的优势条件，以及日趋成熟的“大珠三角”、“泛珠三角”等一体化合作区域建设，最大限度地利用港澳的资本、人力资源和世界贸易自由港等优势，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将现有以单纯加工为主的制造业向加工制造与研发设计相结合转变。同时，借鉴港澳的市场机制，完善珠三角地区的制度，进一步加大开发开放力度，完善外向型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
三是与长三角、环渤海区域合作将进一步加强。在与长三角地区互动中，珠三角地区将着力发展金融、物流、旅游、会展、中介和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能级。与环渤海区域互动中，珠三角地区将通过技术交流、合作创新、人员培训等途径，提高技术水平，提升制造业的能级。
(三)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环渤海湾和东北城市群的优势：一是全国最大的原材料基地、最古老的工业基地。这一地区原来的经济发展基础很好，但其处于基础地位的重工业，现正面临着向轻工业结构转型的变化。重工业的发展必须紧靠原材料产地，所以就重工业的发展来说，应该还有较大的优势。但对于工业结构转型而言，反而形成了一种不利的模式。二是东北亚产业扩散的最近途径。日本、韩国的技术转移和产业扩散，是我国产业兴起的主要技术来源和信息、贸易途径之一，基于东北城市群所处的地理位置，其所接受辐射的范围、力度、深度都是最大的。三是最丰富的土地和森林资源以及富裕的环境容量。在环渤海湾城市群中，除了水资源以外，其他资源都不是主要问题。这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长三角地区，土地资源尤为缺乏。
1.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演变。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集聚与扩散规律，当资金及其生产要素在长三角等地达到规模不经济时，也会出现向其他地区扩散的情况。21世纪初，以北京为龙头的环渤海地区，将继长三角之后成为我国对外开放与开发的引擎。但是由于区域经济协作与联系程度较低，区域经济一体化尚未进入实际操作阶段，以京津为核心带动两翼的局面远未形成。
京津唐地区经济一体化整体水平提高已具备了良好的条件。2002年，北京提出振兴现代制造业，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光机电一体化产业，生物工程与新医药产业，汽车产业等初见成效。天津作为我国传统的工业城市，现代制造业也初具规模。唐山等城市，不但具有一定的制造业基础，更拥有低成本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使其有能力承接京、津等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产业转移。因此，在市场和政府双重作用下，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现代制造业基地。北京将成为这一基地的研发、营销、总部管理职能的中心和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发展的中心。天津将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组装等高级环节，具有一定的品牌效应，成为区域的物流中心，并拥有较发达的金融市场。唐山、廊坊等城市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成为生产加工和产业配套基地。
2.环渤海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趋势。一是京津唐地区将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科技创新基地和现代制造业基地。在北京强大的研发能力的带动下，京津唐地区产业技术水平将有较大提升，高新技术产业会得到长足发展。天津、唐山等城市利用北京的研发资源，通过在北京设立研发中心，或联合进行技术创新等途径，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增强整个区域高新技术产业的竞争力。同时，京津唐地区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和较发达的现代知识型服务业，对现代制造业形成强有力的支撑。通过与东北、山东等地形成有效联动，共同打造环渤海地区现代制造业基地。
二是京津唐区域产业分工将日趋合理。京津唐各主要城市间的专业化分工，基本上是建立在各主要城市资源差异和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北京的优势行业和产品是高新技术产业，主要包括手机、微型计算机和软件、轿车；天津的优势行业和产品是手机、电子元器件、大规模半导体集成电路、石油化工和海洋化工等；石家庄的优势行业和产品是化学原料医药、纺织服装；保定的优势行业和产品是太阳能和风能等新能源、输变电设备制造；张家口的优势行业和产品是矿山设备、钢材、葡萄酒和果汁饮料；唐山的优势行业和产品是钢材、建材、煤电能源、海洋化工等。
三是两大产业聚集区发展潜力将进一步突显。首先，天津滨海新区港口优势、土地资源优势和政策环境优势，是成为现代制造业基地和国际港口重要物流中心的重要条件。天津滨海新区将在加工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重大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建设等方面实现突破。其次，曹妃甸依托独具特色的港口优势，加大重大产业规划布局力度，大力构筑现代港口物流、钢铁、石化和装备制造等产业集群，将会成为北方国际性能源、原材料主要集疏大港，世界级重化工业基地，国家商业性能源储备和调配中心，国家循环经济示范区。
四是环渤海区域发展将与东北亚的发展结合起来。东北亚各国在经济上存在着巨大的互补性。日本和韩国的技术与资本、中国的劳动力和市场、俄罗斯的资源尤其是能源等，为东北亚的区域经济合作提供了优势互补的基础。环渤海区域发展与日本、韩国的发展优势相联系，有利于环渤海区域在更广泛的区域获取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形成国际合作发展的新思路。
再讲几个国内国内典型城市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北京：由“制造”到“创造”的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北京和其他地方一样，注重的是工业经济指标，考虑的是多上一些重化工业项目，多建一些大型工业企业，体现的是“北京制造”。资料显示，20世纪70年代，北京在占全市总面积5％的市区面积上，集中了全市55％的工厂，不仅给居民生活带来不便，也阻碍了北京经济升级发展。
近年来，北京在统筹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努力探索出了一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新路，即由北京“制造”转向北京“创造”。目前，北京凭借首都优势，注重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吸纳企业特别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企业落户，以“不求所有、但求所在”的发展理念打造“北京创造”。目前，北京第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已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70％)。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北京商务中央区，已入驻3000多家企业，以占全市0.8％的土地面积创造了全市2.2％的地方生产总值。
北京市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主要抓住提高自主创新能力这个中心环节。在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科技创新不断涌现的时代，谁在知识和科技创新方面占据优势，谁就能在发展上掌握主动。落实科学发展观，提高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缓解人均资源相对不足的矛盾，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都要求要高度重视自主创新。
北京在科技智力方面优势明显，为了更好地发挥科技优势，北京提出了首都创新战略，基本设想是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中关村科技园区为龙头，以制度体制为保障，以人才为根本，努力建设创新型城市，为国家进入世界创新型国家行列的战略任务服务。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继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建设以财政投入为主、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投入机制。二是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管理体制，政府的各个部门都要更好地为企业和科研部门服务。三是建立开放式的科技服务平台，促进资源的整合和共享，解决好科研设备重复购置、重复建设的问题，提高科技投入的效益。四是进一步落实好中关村科技园区的政策，发挥中关村的示范带动作用。
(二)南京：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
南京是我国的制造业中心城市，同时又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城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对今后的发展至关重要。改革开放以来，南京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在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方向转变，加大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
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也是优化提升城市功能品质的重要举措。南京把发展现代服务业作为优化经济结构的战略性重点，通过服务业的又好又快发展，加速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实现科学发展的新突破。目前，随着一批现代服务业大项目的引进落户，南京市服务业加快提档升级和功能提升，软件、物流、金融等高端型、生产型服务业发展位于全省乃至全国领先地位。
南京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实现由“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变，主要致力于以下几方面：(1)发挥南京城市体量大、区位好、科教人才资源丰富的综合优势，在发展生产型服务业上求突破。特别要加快发展软件等高端服务业、金融保险等新兴服务业，以及现代物流等流通产业，走宽现代服务业高端发展的路子。强化完善多元化投入机制，落实政策保障措施，提升对市场、资源等方面的服务能力，加强大项目的协调推进和落实力度。以有效投入为重点，以项目建设为龙头，实现服务业聚集区建设的新突破。(2)以广大人民群众需求为向导，坚持高端服务业发展与面向民生的社会服务业发展并重，全力拓展服务业就业空间。大力发展文化创意和休闲产业，大力发展市政公用、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等社会服务业，更好地完善城市功能，改善群众生活，共享城市发展的成果。(3)大力实施服务业品牌和人才战略，落实国家、省、市有关支持服务业发展的优惠政策，为服务业发展营造更加良好的环境。
(三)杭州：传统经济型向“城市新型经济”的发展方式转变
城市新型经济，是在新型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发展背景下，中心城市功能提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的城市新兴的经济形态。它具有要素投入的智力密集性、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性、产出的高增值性和服务的强辐射性等特点。杭州市在经济发展转型中，重点发展创意经济、总部经济、空港经济、孵化器经济、会展经济、服务外包经济、楼宇经济、网络经济等城市新型经济形态。
创意经济。文化创意产业已经成为带动结构转型的战略产业、提升城市国际竞争力的引擎。杭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拥有中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浙江传媒等一批在创意人才培养方面全国一流的高等院校，具备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智力资源，目前杭州已成为国家动画产业基地。
总部经济。杭州高度重视企业总部建设，以此作为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提高城市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目前杭州已经形成了比较集中的钱江新城(中央商务区CBD)、滨江区集团总部园区、庆春路两侧“金融街”、黄龙商务圈等总部经济集聚区块。
空港经济。有学者指出“21世纪将是航空的世纪”，国际机场协会更是将机场喻为“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是中国民航“十一五”规划确定的大型枢纽机场和国家对外开放的一类航空口岸，客货吞吐量在华东地区仅次于上海的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随着机场二期改扩建，杭州空港经济发展将更为坚实。
孵化器经济。孵化器经济是区域经济的创新形式，在支持高层次人才创业、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中小企业、提高城市竞争力方面有着重要作用。杭州市是科技部批准的“科技企业孵化器体系建设试点城市”，已投入运行的1000平方米以上规模的孵化器有23家，在孵企业949家，在孵高新技术项目1548项，孵化企业拥有专利数405项。
服务外包经济。杭州服务外包发展主要以软件开发、动漫制作、工业设计、咨询服务、生物医药研发测试等为重点，形成与上海的分工合作和互动。目前杭州被列为第二批中国服务外报基地城市，拥有高新软件园、东部软件园等外包基地，新加坡腾飞集团也在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建立大型服务外包基地。
(四)青岛：工业港口型城市向“结构调整、自主创新、节能减排”并举发展方式转变
青岛拥有丰富的“黄金”海岸线和优良的港口资源，区位优越，环境优美，是一个典型的以工业为主的港口城市。青岛市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过程中，主要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等三大举措。
1.调整经济结构。青岛市经济发展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前些年，青岛市经济增长主要依赖第二产业的高速增长，第三产业增长相对不足，2001-2006年青岛市的第二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在16.3％～20.3％之间)均明显高于第三产业增长速度(在14.2％～16.2％之间)，不仅影响节能减排，加剧资源环境的压力，而且影响了青岛经济结构的优化。而2007年青岛市第三产业增长速度为18.8％，8年来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增长速度(15.7％)，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上升到43％。
2.增强自主创新。转变发展方式关键在基础创新，占据发展的技术高地。因此，青岛注重发挥科技创新先导作用，大力建设创新型城市，进一步加强重点实验室建设；联合国内外优势资源，积极探索共建重点实验室新模式，鼓励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企业联合共建实验室；同时，积极引导各类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的主体。据统计，目前，青岛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增长28.7％，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46.3％。
3.力促节能减排。一是“削减存量”。强化节能审计和用能评估，特别是加强对9户国家重点用能企业、72户省重点用能企业和110户市级重点用能企业的节能监管，推动这些能耗大户加快淘汰落后产能，加强节能技术改造。二是“严控增量”。严把项目“准入关”，对高耗能项目实行严格审批，同时，对有利于结构调整和优化能源结构的项目，给予大力支持。三是发展循环经济。加快对海洋能、风能、生物质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五)唐山：由“资源型”向“生态型”发展方式转变
唐山作为一个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的粗放性和对资源的依赖性，决定了其经济发展越来越受到资源环境、结构不合理、社会发展滞后等因素的制约。近几年，唐山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发展质量，实现由资源型向生态型转型，力求从根本上实现可持续发展。
1.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实现由钢铁大市向钢铁强市的转变。唐山是钢铁大市，但不是钢铁强市，在结构调整时应把钢铁工业调整作为重中之重。首先，对钢铁工业采取“改造、提升、延伸、淘汰”四措并举，避免简单的关停并转。其次，坚持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使传统产业向高端、精品、专业化、深加工方向发展，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会，提高产品附加值，延伸产业链条，提高竞争力。
2.强力推进自主创新，打造高新技术产业，实现唐山与京、津两大都市科研院所尖端科学技术的对接。营造良好的体制机制、政策环境和技术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和产业优化环境。3.大力推进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按照“治旧控新、建监并举”的原则，依靠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促进节能减排；充分运用经济手段、法治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切实解决“守法成本高、违法成本低”的问题。
4.充分挖掘唐山资源优势，把唐山建设成为富有特色而又极具魅力的“立体旅游城”。唐山有着世界罕见的大地震遗址，有得天独厚的清东陵、水下长城、李大钊故居，有堪称中国之最的近代工业遗产中国第一眼煤井、第一条铁路等。将这些颇具吸引力的旅游资源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进行科学合理的、深层次的统一开发，构筑唐山融历史和现在、人文和地理、工业和农业、科学和生态为一体的旅游城。
四是芜湖“十二五”宏伟规划和目标可行性和可操作性提出了如何增创科学发展新优势的问题，这是我这个专题的一个重点。
2010年12月2日，市委八届17全体会议原则通过了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2011年9月6日市第九次党代会大会召开，两次会议相互衔接，完整地勾画出芜湖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其中一个亮点特别引入瞻目，就是综合实力要实现新跨越，到2015年地区生产总值超过3300亿元。芜湖要在“十二五”期间基本建成大城市框架，中心城区人口达到200万人，城镇化率达到65%，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倍增，人民生活更加幸福，说什么都离不开经济发展，说什么都要以“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为前提，这个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目标就锁定在GDP超3300亿元。GDP超3300亿元，这是一个什么的目标呢？以这个目标为核心的规划是一个什么的规划呢？我说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完整的规划。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在确定这样一个目标的时侯，2010年，全市的GDP才刚刚突破1000亿，仅仅利用五年的时间芜湖GDP要从刚刚突破1000亿，增长到2015年的3300亿，其间GDP现价年均增幅要达到22.7%，可比价年均增幅预计在16%以上。这样的发展目标无论是从纵向比较还是从横向比较，实现目标的压力都很大。
首先从纵向上看，发展目标高于芜湖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发展水平。综观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芜湖经济发展历程，农村改革和鼓励乡镇企业发展释放的动力，带来了1984年至1987年GDP连续4年的两位数增长；以城市综合改革特别是经济体制改革释放的动力，带来了1992年至1998年GDP连续7年的两位数增长；以加快开发区建设和强化招商引资工作，带来了2002年至2009年GDP连续8年的两位数增长，其中“十一五”前四年年均增幅达15.8%，高于“十五”年均增幅2.8个百分点，高于全国、全省5.2和2.7个百分点，持续较快增长的周期超过历史最好水平。前两轮增长周期后都伴随了连续3到4年的负增长或低增长，本轮持续较快增长的周期至少要再延续6年，达到14年，且“十二五”的年均增速比“十一五”还要更快一点，2015年全市GDP总量才有可能达到3300亿元，经济增长的持续性经受着时间的严峻考验。
再从横向上看，发展目标高于发达地区走过的同一阶段平均水平。通过对代表全国经济最发达且与芜湖地缘相近的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历史数据的分析，16个城市GDP平均水平从1000亿到2000亿用了近5年时间，到3000亿用了7年时间。且2009年GDP总量超过3000亿元的仅上海（14901亿）、苏州（7740亿）、杭州（5099亿）、无锡（4992亿）、南京（4230亿）和宁波（4215亿）六市。芜湖要用5年时间完成GDP总量1000亿到3000亿的跨越，比长三角城市平均水平快了两年，其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我们实现“十二五”GDP总量3300亿元的目标，面临着很大的压力，但是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有宏观的机遇条件：
一是国家启动内需政策带来一系列重大机遇，在国家新一轮消费升级引领下芜湖市三大支柱产业仍将有一个较长的持续发展过程。当前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加速发展的时期，2009年全国城镇化率46.6%，距离发达国家80%的水平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无疑是城镇化。从消费需求角度分析，城镇化对材料产业的直接需求，以及城镇化推动的消费升级对汽车、住房和家电产品的需求，为芜湖市三大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
二是国家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崛起有利于芜湖着力培育的节能环保、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正在加速成长，目标指向新的消费热点。2009年，三个新兴产业实现工业增加值29.93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增幅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水平高11.5个百分点。从目前情况看，三个新兴产业投资加速增长，今年1-7月份累计完成投资43.81亿元，同比增长169.3%。
尽管芜湖市三个新兴产业发展较快，但目前占规模工业的比重还比较低，2009年仅为6.4%，新兴产业发展的潜力和空间巨大。
三是第三产业发展对推动芜湖新一轮经济增长将发挥更大的作用。从经济增长的规律看，第二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必然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芜湖二产比重2008年首次超过60%，达60.1%，2009年二产比重上升到62.7%。长三角GDP在3000亿以下的10个城市第二产业占GDP比重平均水平2007年达到峰值57.7%（部分城市超过了60%），之后逐年下降，第三产业比重逐步上升；除舟山外的9城市二产比重均在GDP总量达1000亿元前后2年内达到峰值。从发达地区发展过程看，“十二五”期间芜湖第三产业将进入加快发展的阶段。
从消费需求变化规律看，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居民的消费结构将由物质消费转向精神文化消费的时期。芜湖2009年人均GDP已达5732美元，精神文化消费将为第三产业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产业发展的规律看，围绕新型工业化发展的需要，以现代物流、服务外包、信息传输、资本市场等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业也将步入加速发展的阶段。
四是从经济增长的历程和后发优势看，芜湖完全有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发展水平的超越。“十一五”期间，芜湖市GDP总量从500亿元（2006年GDP479.2亿元）到千亿元（2010年预计GDP超千亿元），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长三角10城市GDP平均水平从500亿元（2000年为511.8亿元）到1000亿元（2005年为1010.5亿元）的跨越用了整5年的时间，芜湖相对快了1年，比镇江、扬州两市快了近2年。
“十一五”期间芜湖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投资的强力推动。2006—2009年全市累计完成投资2238.6亿元，年平均增长42.1%，预计“十一五”投资年平均增长达到40%。比长三角10城市GDP平均水平从500亿元到1000亿元的5年间投资年平均增幅高14.4个百分点。
“十一五”前四年，芜湖市GDP现价年均增速22.4%，比同期长三角16市平均水平快7.2个百分点，可比价年均增速（15.8%）比长三角16市平均水平快2.7个百分点，显示了芜湖经济增长的后发优势。“十二五”期间，芜湖面临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历史性机遇，同时高铁、运河、城市东扩、核电等一大批重大项目将陆续开工建设，已排出的项目投资超过了1万亿，远高于长三角16个城市GDP平均水平从1000亿元到3000亿元的7年间累计完成5947亿元的投资规模，如此大规模的投资必然会促进全市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