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誉

赵峰 原创 | 2012-05-11 15:52 | 收藏 | 投票

  

经济学家们通常是声誉的追求者,这是学者们世俗化的一面,同时也是他们摆脱世俗化的一面。尽管探索真理、承担使命、经邦济世等在学者们的效用函数中处于重要位置,但对声誉的追求也具有现实的意义。

熊彼特就很在乎自己作为经济学家的声誉。年轻的时候,熊彼特为自己确立了人生的三大目标,成为维也纳最风流的情人,奥地利最潇洒的骑士,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至少,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是一种对声誉的追求。其他两个梦想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淡出了他的视野,而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经济学家的梦想,一直纠缠着他。与凯恩斯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也许是熊彼特的不幸。他们同属于经济学家,而且往往不约而同在同一时期研究相同的主题。但是,凯恩斯总是走在他的前面。当熊彼特的货币理论还没有构建出框架,凯恩斯已经出版了两部货币理论的著作;当熊彼特关于经济周期的巨著在1939年出版的时候,凯恩斯的《通论》已经出版了三年并牢牢占据了学术市场。在熊彼特希望赢得声誉的领域,凯恩斯总是占了先,而且,凯恩斯的声望要远远超过他。熊彼特晚年一直为此郁郁寡欢。

凯恩斯也是声誉的热情追究者。凯恩斯一生都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振兴渐趋衰弱的大英帝国;而且,凯恩斯一生都在努力挣钱并最终使自己成为历史上最富有的经济学家之一。但是,声誉在凯恩斯的效用函数中仍然占据重要的地位。赢得社会影响,赢得社会承认是他努力工作的动力之一。他是那样的喜欢鲜花和掌声,喜欢被人注视,喜欢接受喝彩。他对声誉如同对思想一样重视,当然,他更希望通过思想而赢得声望。在纪念他的老师马歇尔的文章中,凯恩斯说了这样一段话:“只由亚当.斯密一人享受鸿篇巨论的荣誉就够了,经济学家们应当只争朝夕地撰写专著和短论,并祈求以此方式达到不朽。”(凯恩斯:《精英的聚会》,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P206)为了获得现世的声誉,凯恩斯显得如此急迫。人生短暂,而世事又如此变幻无常,只要写作像《合约的经济后果》这样的小册子赢得声誉就够了。大部头著作可能需要更长的周期,其可能带来的声誉也只能寄望于遥远的将来。“在长期内我们都已经死了”,我们可能无法享受到遥远未来的声誉。

思想家以思想和理论影响世界并赢得声誉。不过,声誉的形成类似一个价格形成的市场过程,供给和需求对价格同时发生影响。声誉形成的供给因素主要是思想或者理论的特质,如深度和广度,独创性和新颖性,理论性和现实性,等等;声誉形成的需求因素主要是市场和环境以及思想或理论的适应性或者配合度,如特定历史背景下人们对该思想或理论的理解和接纳程度,该思想或理论对特定时期理论发展的适应性及推动力,以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者理论对主流意识形态的切合度及对特定阶级利益的适应性,等等。

有的思想家可能具有高度的洞察力,其思想或者理论既具有独创性又具有深度和广度,但由于环境的不适应或者市场的不认同,从而难以赢得声誉。生不逢时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德国数学家和经济学家赫尔曼.海英里希.戈森(1810—1858)。在经济思想史上,戈森凭借其关于边际效用价值论的戈森第一定律及戈森第二定律确定其卓越经济学家的地位;不过,这样的声誉是在他身后获得的。当戈森阐述自己新颖理论的《人类交换规律与人类行为准则的发展》一书于1854年出版的时候,在德国占据经济学主流地位的是历史学派。历史学派对理论本身持否定和抵制的态度,再加上戈森的著作是用艰深而晦涩的数学写作的,这使他的著作及思想的传播受到严重制约。该书出版后没有就卖出几本。这对戈森是个沉重打击。失望之余,戈森将余书尽数销毁。一直到1879年,杰文斯在再版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时,在序言中介绍了戈森的思想体系,并承认戈森对边际效用价值论的优先权,戈森才被人们所注意并开始获得世界性的声誉。这一切来得太晚。此前二十一年,贫病交加的戈森已在绝望中去世。

有独创性思想而没有得到世人的认同从而与声誉失之交臂,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来自米哈尔.卡莱茨基(1899—1970)。众所周知,凯恩斯作为伟大经济学家的声誉,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有效需求理论基础之上。他的这一理论,在其1936年出版的《通论》中得到阐述。而在此之前的1933年,卡莱茨基利用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就已经推论出有效需求不足原理。卡莱茨基的分析不仅在时间上早于凯恩斯,而且,由于其对有效需求不足的解释涉及收入分配,因而显得更加深入而且更加接近对问题本质的认识。但是,凭借有效需求原理获得声誉的是凯恩斯而不是卡莱茨基。由于卡莱茨基的著作是用波兰文写作的,而且,卡莱茨基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的背景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在政治上成为影响他思想传播的因素,卡莱茨基的贡献要在凯恩斯之后很久才引起世人的注意。甚至有这样冤枉的事情,先于凯恩斯提出有效需求不足原理的卡莱茨基因为没有名气曾经被误认为是凯恩斯理论的模仿者。

市场充满不确定性,“声誉市场”也是这样。如同价格因供求而波动一样,思想家的声誉在历史上也会因为理论或者政策观念的变化而浮沉。斯密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的时代,作为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奠基人和旗手,斯密一直被普遍认同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声誉超过所有以经济学为业的人。如果说经济学有一座高峰,那就是斯密;如果说经济学有一座灯塔,那也是斯密。但斯密作为经济学家的声誉总是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与自由放任的政策观念结合在一起。凯恩斯革命以来,斯密也成为革命的对象。其作为经济学的声誉暗淡下来,其作为最伟大经济学家的光环消失了。一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当滞涨将凯恩斯主义拖入深渊,自由主义经济学顺势复兴之时,作为对抗干预主义的基础理论,斯密经济学才再次被推广和传播。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各流派批判和清算凯恩斯主义的战斗中,他们的战旗上书写的,正是斯密最响亮的口号——“自由放任”。斯密再次借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东风赢得前所未有的声誉。在《国富论》出版二百年之际,美国学术界举办过一系列庆祝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斯密不仅复活了,而且成为最耀眼的明星。

由于人们偏好的不同,对同一商品的评价也会有差别,这是一个自然的市场现象。“声誉”市场更是这样。对思想家声誉的评价,因为评价者的立场、方法、价值观、理论修养等等的不同,会呈现出巨大的差别。对马尔萨斯的评价就是这样。凯恩斯眼里的马尔萨斯,有着一位经济学的伟大声誉,他不仅是第一位剑桥经济学家,而且是一位天才,一位天使,人类的恩人;而在马克思眼里,马尔萨斯却有着最肮脏的形象,最败坏的声誉,他不仅是一位职业剽窃者,一个无赖,而且思想极端卑鄙,极端残酷无情。对凯恩斯的声誉评价,也大致是这样的极端冲突。在承认市场失败从而主张国家干预的经济学家那里,凯恩斯是洞悉世界变幻的预言家,是力挽狂澜的救世主,至少是一位杰出伟大的经济学家。一旦世界经济形势面临危机,人们总会不自觉地呼喊“凯恩斯归来”。而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那里,凯恩斯是自由市场制度的破坏者,是资本主义自由观念的颠覆者。一旦经济危机过后,自由主义者总是迫不及待地呼吁“埋葬凯恩斯”。

在“声誉市场”上,没有一位经济学家像威廉.配第(1623—1687)那样幸运。在生前,他是一位富有的商人,成功的政客,杰出的著作家。而在身后,配第作为经济学家的声誉一直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由于配第对现实问题的广泛关注并深入研究,他开拓了经济学研究的范围;由于他“政治算术”方法的发明,他开启了经济学自觉探索独立研究方法的先河,而且,他的这一方法实际上是成为后来的实证主义甚至数理经济学的先驱。基于对经济学的如上重要贡献,配第得以被誉为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配第的幸运还在于,尽管现代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立场、观点和方法等方面存在矛盾甚至对立,但两个阵营对他都保持友好的态度,都赋予他崇高的地位。在现代经济学而言,配第的声誉来自对经济学研究领域的扩展及对方法论研究的贡献,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言,配第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的劳动价值论成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渊源。

市场充满不确定性,价格的变化往往呈现出不规则的的特征。“声誉市场”也是这样。付出不一定会有回报,回报也不一定与付出相称,声誉的获得具有随机的特征。不过,思想家们努力工作的意义,更多的在于探索真理,揭示规律,推进思想的进步和知识的传播,声誉在很大意义上只是这一切工作的副产品或者额外收入。在这个意义上,声誉虽然也具有激励的功能,却不是决定性的。这样来理解问题,在探索真理、承担使命等信念支持下,思想者对声誉的获得就可以保持足够的耐心,对自己的日常工作也可以保持足够的平常心。

2012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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