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像调整经济结构一样重视调整社会结构

　　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推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现代化，但是现代化并非仅包含经济结构这一项内容，社会、政治、文化结构的优化调整亦是题中应有之义。

　　就一般经验来看，一个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必然有一个现代化的社会结构作为支撑，其典型特征就是“中间大、两头小”，即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进入后工业时代以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比例普遍超过45%。就中国现实来看，虽然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但是社会结构的发育还并不成熟。一方面是中产阶层规模过小，根据不同的统计口径，中产阶层的规模也仅仅在12%—22%之间；另一方面是“中产化”的过程较慢，目前我国社会中下层的“中产化”渠道并不完全通畅，甚至存在社会阶层固化、社会结构板结化等不良现象。

　　针对社会结构调整过慢的现象，一些学者指出：“中国社会结构比经济建设滞后15年”。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各种传统的、现代的、工业的、后工业的、甚至农业社会的结构形态，同时并存于一个时代，各种社会形态的发展速度和方向又各不相同，简单地用“年”来衡量差距似乎并不十分科学，但是这充分表明学界对社会结构滞后的担忧。

　　回头来看，1978年开启的改革开放，重点针对的是经济结构调整。长期以来，我国在调整经济结构的同时，并未对社会结构调整的目标和路线图进行全盘的勾画。对于政府而言，往往出现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不到位，加之在局部存在对职业分工、利益分配的不正常干预，导致社会阶层之间的差距显示出相当的“马太效应”；对于社会而言，某些社会利益集团采取各种手段，实现对社会资源的挤占甚至垄断，使得社会弱势群体事实上处于“相对剥夺”的状态，向上流动的空间受到制约，从而影响了社会的正常流动。

　　值得关注的是，中产阶层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较为乐于参与公共事务，对于推进利益表达、协调阶层关系具有重要作用，能够缓冲社会矛盾，推动经济在更为稳定和谐的环境下发展。但是，正如前面所述，现实中，我国中产阶层的发育远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社会流动遭遇梗阻，导致“倒丁字型”社会结构的出现，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结构性原因。近年来频发的“群体性事件”，与社会阶层固化不无关系。因此，社会结构调整迫在眉睫。

　　目前，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经提出，“扩大中等收入者的规模”、“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等任务也早已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话题，但是这些还未直接触及“社会结构调整”这一战略目标。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社会体制改革和社会政策创新，将社会结构调整提上一个更高的位置，要像重视经济结构调整一样重视社会结构调整。

　　除了高层重视以外，社会结构调整还有赖于一整套系统的政策。比如说，整体布局提高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措施，提高公共服务普惠水平，寻求社会和谐发展；增加公共财政对于教育、文化、社保等方面的支出，建立科学的税制体系，发挥税收和财政转移“削峰填谷”的作用，讲求社会均衡发展；破除行政垄断对社会分工和利益分配的干预，推动社会自由流动，畅通社会阶层向上流动的渠道，实现社会自由发展；以重点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为切入口，依靠健康有序的城市化，有力带动就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统筹推进社会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