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太子龙集团品牌文化和企业文化建设的第五个年头，简要地讲，也就是想看一看太子龙集团文化建设这五年以来到底取得了些什么样的成就？其中，这些文化成就对中国企业和国家发展究竟有多大？另外，这些成就的先进性和科学性究竟得到过哪些伟大的领导和权威的专家所验证过？通过对这两个问题的针对性回顾与总结，我们发现太子龙集团首创的让世界责任起来；国际品牌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文化立企，品牌立国；国家品牌生产力；国际品牌文化的三个代表---民族信仰，国家意志，企业理念三位一体等理论体系， 非但被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先生在2012年11月22日亚太经合组织全球性峰会上的讲话所首肯，更为惊讶地是，被世界产权理论创始人，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芝加哥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罗纳德-科斯教授在2012年4月7日的《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中国是如何实现大跃进的》所验证，还有当代中国的民族英雄，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全球著名企业家柳传志先生的诸多讲话一一地证实。太子龙文化被验证的验证者层次之高，验证次数之多，验证领域之宽广前所未有。这一系列更加充分地验证说明了，太子龙控股集团倡导的品牌文化是千真万确的国际品牌文化，太子龙集团是百分之百科学地走在了全球企业的最前沿。至于这些先进的国际企业文化在太子龙集团里面还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异议，只能说明这个企业的员工层次比较长，涵待急需提升企业员工文化素质是下一步太子龙集团工作的关键，特别是广大干部的意识观念问题。
柳传志：过几年再提产业报国就不合适了
发布时间：2008.12.18 11:20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马克
南方周末：您这一代企业家非常不容易，人到中年才真正拥有自己的人生，投身商界时大都又没受过什么商业训练，但是白手起家、从头摸索，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如果咱们展望一下未来三十年，您认为未来一代企业家需要从您这一代企业家中继承什么？您这一代企业家不具备、未来一代企业家又必须具备的素质是什么？
柳传志：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做企业的时候商业环境不规范，有些人利用环境不规范淘到了第一桶金，而且继续发横财，还有一些人因为不规范而感到很艰难，但是在艰难中不放弃自己的目标，不受其他事情的诱惑，坚定地往前走，这个肯定要有追求才能支撑得住，我想我、张瑞敏、倪润峰、李东生这些人，都有一个超越单纯的财富的比较高的追求。
如果说最不足的地方，我们这代人总体上讲是思想束缚太大，习惯于按画好的道道往前走，创新意识非常不足，能闯出来几个是例外。什么是创新？创新就是对目标的深刻认识，然后选择最合适的手段去实现它，别人做过了我就照人家的方法做，人家没做过我就自己走。这方面，比我年轻几岁的、老三届人就有很大的不同，他们要自己到农村去谋生活，去闯荡，思想上会有大的突破。
南方周末：过去三十年活跃在商业舞台上的基本是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出生的人……
柳传志：1940年代的比较少。我、倪润峰、张瑞敏、任正非，也就这几个。
南方周末：都是巨星级的人物。您觉得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这三拨人，各有什么特点？
柳传志：刚才已经谈到一些了，1940年代的人的非财务回报的追求比较多，比如社会责任，为国家出力，但是思想方法比较受局限，1960年代的人就要比我们好多了，但是对个人利益比较看重，这个未必是坏事，本来就应该这样。
南方周末：1940年代和1950年代的人挺像的，比如李东生，他是1957年出生的，他跟1940年代的像您，像倪润峰都老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产业报国，但是我观察500强的跨国公司，无论是美国公司、欧洲公司还是日本公司都没有这样的表述。
柳传志：一个农村孩子，知道家里怎么难，千辛万苦出来，如果孩子有良心的话，一定先挣俩钱让父母生活好点儿。我们这代人，中国怎么苦，怎么受凌辱的事儿还知道一些，后面的人根本没感觉，你跟他说和他自己的直接感觉是不一样的。
我一九八几年在香港，那时侯香港人把内地人都看成农村人，明显受人欺负，不仅因为穷，穷了以后也做了一些没出息的事儿，比如很容易受贿。我在那儿工作，由不得你内地情结不重。
美国人不一样，一来就以天下为已任，以全球为市场，以社会进步为目标。中国人天下得起吗？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是在想国家如何民族如何，后面这拨可能就会淡化一些，到了七八十年代出生的我估计就跟美国人差不多了，中国富强就到了那个程度。现在的世界已经完全变成了扁平世界，中国未来的企业家们，你们的思维就直接从平天下开始吧。
南方周末：像马云、丁磊他们建立的企业……
柳传志：他们还是有点民族情节的，再往下可能就没有了。
南方周末：但如果面向未来三十年的话，民族精神、产业报国是不是不大适合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趋势了？
柳传志：这个阶段还得有几年，中国企业真的做到了全球布局，形成品牌市场的话，再提产业报国，就不合适了。像联想集团肯定要把这句话拿掉，联想集团必须是国际化的公司，你不能叫美国CEO产业报国报给中国。但是整体来讲，现在这个时期既要看清未来的方向，要有那个胸怀，也别忘了脚下的实际。现在，美国是城里人，中国还是农村人。另一方面，如果未来三十年中国因为某种原因处在下风，被挤压的地位，比如奥运会咱们好好预备一桌饭请人家吃，人家不但不来吃还说难听话，谁也受不了，并不是我们1940年代、1950年代出生的人这样，你们不也一样吗？
南方周末：三十年努力之后，中国企业在好多领域都做到了全球第一，家电、服装、鞋帽等等，您觉得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是什么？
柳传志：中国的制造业主要是利用了方方面面的成本优势跟人家抗衡。对这些成本优势，我们由完全不会利用，到粗放利用，到现在对这些优势有了相当的管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制造以非品牌形式出海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为国家解决了大量的就业，解决了外汇储备，但是由于不是以品牌形象出口，所以利润率比较低。这些年下来，中国出现了一些比较优秀的企业，已经能够跟国外的强手展开竞争，但达到更高层次还有待时日。
南方周末：也就是说，基于低成本优势之上的企业管理能力，这是其他国外竞争者很难复制的中国制造的核心优势。
柳传志：对。中国经济发展有两个优势，第一，成本的优势；第二，市场潜力优势。第二个优势一直没用足，第一个优势也还有空间，还可以更好地利用。
南方周末：中国制造如果在未来想跟跨国巨头们平起平坐，比如说联想要跟惠普、戴尔平起平坐，除了刚才讲到的基于低成本的企业管理能力之外，我们还欠缺哪些能力？
柳传志：所谓平起平坐其实主要就是品牌。品牌的意思，第一，要做得出好东西；第二，要叫人都知道，都认你。我们是能做出好东西的，包括研发，我们甚至可以买人家的研发团队，都做得到，现在我们做出好东西的能力跟一流强手已经很近了。但是叫人家知道、信你认你这点差得还很远，这要有个很艰苦的过程。
这不光是企业品牌的问题，也有国家品牌的问题。比如一个美国企业到中国来办厂，东西做得还不错，这个牌子就比较容易叫响。一个非洲企业在中国办一个厂，东西也不错，但牌子就难叫响。中国企业已经出去好些了，由于中国的国家品牌本身价值还不算太高，就影响到企业品牌的建立。牌子叫不响该怎么办呢？中国企业主要还是在价格战上下功夫。
南方周末：其实现在中国的国家品牌已经很不错了，这次金融危机那么多国家求中国，包括美国都来求中国，这时候应该是中国企业借力一跃，达到一个新境界的好时机，不知道您怎么看？
柳传志：国家品牌确实比以前有很大程度的提高，因为国家品牌主要靠的是经济实力，这次办奥运很成功也是经济实力做基础，像这样的活动都是会给中国品牌加分的。中投公司到海外买资产，海尔和联想的跨国经营尽管磕磕碰碰，TCL的并购尽管受挫，但都是给中国品牌加分的。金融危机以后，国外有些便宜资产，中国企业去买回来也是给中国品牌加分的。但是千万要记住你买的是什么，如果买的是一个企业，你参股跟着人家买好说，你占大股买回来，没有能力驾驭管理层的话就会带来大麻烦。所以跟着人家投钱到外面是非常好的方式。最好就是参股，既可以学习人家的管理，又显示了实力，降低了风险。
南方周末：中国企业跨国经营之后，如何既把海外企业交给洋人管理，又能以大股东身份管理好洋人，的确是门大学问。很多中国企业家在国内能把公司管得很好，出去管外国人就觉得很难适应。
柳传志：确实有文化磨合的问题，要看中国人在什么位置，当董事长还是当CEO，在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管法。国际公司管理团队里可能更多的是外国人，外国人能不能和你的核心价值观一致，这里就有问题，沟通中都会有问题，这些问题不是不可解决的，但都是要想清楚。联想做任何事情都讲究做一段要复盘研究再调整，原来想得再好的事儿跟实际都会有出入。
南方周末：我们的感觉，相比中国公司到海外投资，国外巨头来中国投资之前做的功课要更扎实。中国公司走出去之前应该反向研究一下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验教训，看看他们怎么样适应中国的商业环境。
柳传志：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确实比中国到外国去还要困难。中国市场不那么规范，到今天为止跟成熟市场比也还有差距。我在香港工作的时候接触不到政府，政府跟不存在一样，但它在支持你的工作。在内地，方方面面都能感到政府的支持，如果没有这种支持企业做起来可能就会很困难。
南方周末：刚才讨论中国企业还欠缺哪些能力时，您提到了品牌，提到了管理能力，但是没有提到技术。
柳传志：在咱们国家主要的问题不是技术，是技术转化成为商品的能力，技术换不成钱一点用都没有。技术和科学不一样，技术是很实用的东西，在咱们国家像科学院和大学里有相当多的有技术含量的东西，但是由于不能转化，所以就变不成钱，因此在我们国家转化机制极其重要，机制好了技术自然出来，机制不好大家傻投半天也没有多大用处，这是一个大的观念问题。大规模商业化，而且有机制保证商业化后那些高技术公司的管理人员得能得到好处，这个问题咱们国家只解决了一部分。
南方周末：相当多的人还是认为技术是中国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的一个瓶颈，有两个行业的例子被举了很多，一个是家电，一度我们把洋品牌打垮了，但是平板时代他们又借技术优势翻盘了，还有一个例子是手机。
柳传志：电脑也一样，手机更明显。但大多数人都没往下深究，刚才讲在科研院所里技术转化不出来，到了企业里我相信像张瑞敏、我、李东生这些人对技术起的作用肯定是非常了解和认可的，技术上不去的话就挣不到人家那份钱，这是很容易明白的事。关键是这里有一个实力问题，平板电视也好，大规模集成电路也好，想要做成它有两个前提，一是资金后盾，像平板电视投入最少上百亿，上百亿对民营企业来说肯定够不着。国家要有直接支持，韩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企业资本不够的话，国家资本介入一部分。包括金融上的创新，因为银行天生就是谨小慎微的，不会投有风险的事情。但不从银行贷款的话，钱从哪来，来了以后是不是会有比较安全的回报？这个都需要长远的战略规划，不仅是企业的规划。
二是人才后盾。比如做半导体，有张忠谋这样的人就安全多了。比如做平板电视，如果我做的话，第一件事也许是从台湾或者其他地方挖一些有技术经验的人过来。当然我这个年龄挑这个担子过重了，但是有我这样想法的人总还是会有的。
南方周末：虽然还存在方方面面的问题，但相当多的人还是很乐观，认为今天的中国制造就是当年的日本制造。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制造也是低质廉价的代名词，但是1980年代的时候日本制造就变成了高品质的代名词，涌现了一大批丰田索尼这样的顶级品牌。
柳传志：中国的先天条件比日本好，中国的人力成本相当时间内还会很便宜，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很大的本土消费市场，不像日本企业不出去就不行。本土市场是很好的保底，保住自己的底，再出去就安全多了。中国的内需市场还远远没有激活，同时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很明显跟出口比重太大，出口依赖过重有关系。如果政府能在社保建设上给予更多支持，再通过调整税收，把国富程度减减，把民富程度加加，我们的消费就会起来，中国就又会有发展空间，又会有发展高潮。
南方周末：让我们谈论一些管理问题，对您管理思想影响最大的书是哪本？人是哪位？
柳传志：早年间《再造宏碁》对我有一定的影响，前些年《基业长青》这本书对我有影响，从头到尾认真看完了。外国人的话杰克·韦尔奇有一定的影响，比尔·盖茨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尔·盖茨主要是他的企业战略本身给我很深刻的印象。
南方周末：韦尔奇对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柳传志：多元化管理，GE的多元化做得很成功，后来我们做多元化的时候分析了GE，哪块能选，哪块不能选。
南方周末：《再造宏碁》在哪些地方影响了您呢？
柳传志：当时中国大陆的人看到台湾的同行做出了键盘、软驱、显示器，都觉得很了不起，我们对自己有没有能力做出PC来心里很没底，更别说做出品牌来了。施振荣带领宏碁，不仅做出了整机，而且在世界市场站住了脚，这给我们以很大的鼓舞和信心。
南方周末：《基业长青》这本书您从中学到了什么？
柳传志：那就多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如果要想让事业有长期继承，最好还是从内部选拔接班人。
南方周末：看来您受西方影响更大一些。
柳传志：因为你谈的事儿都是西方的，你刚才问的是管理的书，我其实是把目的放在第一位的人，我觉得要用什么的时候我就看什么，东方的书也看，西方的书也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这些人人都看的书对我影响也很大，里面讲到的毅力等东西你很难说它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1994年我在医院里把曾国藩的书结结实实看完了。曾国藩有三件事儿给我印象很深刻，第一是屡败屡战的精神。第二是他静思的方法，每每大战打完了以后要点上一炷香，细细琢磨一天，这跟我的工作方法很相象，每到一个时候要退出画面把这个事儿重新复盘想一想，不过后来发展到不是我一个人想，而是一个团队一起想。第三是要看到竞争对手的优点，像曾国藩对左宗棠的分析。一般人不愿意看竞争对手的优点，曾国藩特别善于发现竞争对手的优点，这个真的很有意思，我完全认同。
南方周末：本土智慧对商业的贡献更多地体现在影响企业家的个人修养，对于成系统的商业运营，特别是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商业运营，中国传统文化究竟能够贡献些什么呢？
柳传志：还是有的，拿老话来讲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比如《孙子兵法》里讲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对商业是很大的启发。再比如我思想深处的东西，从做事方法上讲是“守正出奇”，守正出奇就是如果一条路我看不明白，就得小心走，踩实了才撒腿就跑，这些是东方中庸思想里发展出来的。这两年很流行所谓的狼性文化，但我这儿就不提倡。西方的竞争比我们还激烈，但是争在明面里的，对事不对人。
南方周末：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适合商业的是什么？
柳传志：道家思想体系基本是讲“出世”，讲与世无争，退一步海阔天空，我不怎么太喜欢这个说法，因为没有竞争就没有商业，社会要在竞争中才能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