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新一轮投资泡沫:天使抑或魔鬼

马光远 原创 | 2012-08-01 09:51 | 收藏 | 投票

  中国经济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并在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三年来第一次破“八”,使得全局性的稳增长再次被提升为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在国际经济环境极其不确定,国内宏观数据下滑态势明显的情况下,通过政策的调整,遏制经济的下滑,在长期以来将速度放在一个异乎寻常重要地位的中国而言,这种政策的调整是可以得到理解的。

  特别是,在内需提振短期无望,出口基于欧债危机的蔓延几乎确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连续数年为负数的情况下,中央再次提出稳增长首要是稳投资的思路,而这种政策思路一方面造成了房地产再次逆势回暖,另一方面,抑制了很久的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再次井喷,一些地方再次提出了宏大而吓人的投资计划,最典型的案例是长沙和贵州。

  比如,长沙市政府最近拿出了一个包括195个项目,总投资额高达8292亿元的2012年重大项目投资计划。这195个项目分布在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等各个领域,包括总投资高达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包括“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小城市)”和“十大产业项目”。长沙市政府特别强调,通过重大投资推动经济结构的调整,云云。从长沙市上半年的统计数据看,该市上半年实现GDP 896.54亿元,同比增长12.9%,其中,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900.52亿元,同比增长21.9%,投资占GDP比重达到了65.6%。同时,我们看到,长沙市去年全年的地方财政总收入只有668.11亿元,这意味着,8000多亿的投资项目需要该市10多年的财政收入。与长沙相比,贵州省在最近编制的《贵州省生态文化旅游发展规划》提出的投资计划则更为庞大,该计划称,今年5月至今已收集项目2382个,筛选出投资总额达32479亿元的项目,初步提出规划10个国家级重大项目、50个省级重大项目和200个省级重点项目,而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

  尽管长沙和贵州的投资规模,和今年3月湖北省提出的12万亿的投资规模无法相提并论,但由于长沙和贵州提出的时机,恰恰在宏观经济面临下行困难,各地又出现投资冲动的关键时期,其象征意义则更为明显。在稳增长的大背景下,诸如长沙、贵州一样的投资冲动,恐怕并非个案,而是很多地方“集体行动的逻辑”。早在中央提出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之前,一些地方已经希望中央再次出台“4万亿2.0”的刺激计划,通过新一轮的投资狂潮,拉动经济增长。

  不可否认,从上半年的数据看,中国经济存在着极大的困难和挑战,实体经济的不振,很多行业产能的过剩,中小企业面临比08年更为严峻的困难,特别是发展模式的转型和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的挑战,都是前所未有的。特别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现实以及对投资的过度依赖,不能说强调投资不对,但关键是,在投资已经严重过度,导致经济发展已经极度失衡的情况下,通过投资的拉动,除了可以暂时换得短期的好看数据和心理的欢愉之外,对于解决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长期发展的问题不仅没有任何帮助,而且由于投资的再次挤压,挤压解决这些困难的政策空间。如果投资可以解决时下的问题,就没有必要通过减税和结构调整这种痛苦的选择,也没有必要解决中小企业的困难,这种路径依赖,过去30年的发展已经证明,再无需证明。而且,过去4年中国经济的表现说明,仅仅为了短期的稳定再次放开货币水龙头,启动政府投资,加大项目审批的速度,长期看不仅无法稳定增长,反而会积累更多的风险,从而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一个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实事求是而言,今年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下滑,除了欧债危机的影响之外,更大的原因就在于前两年的刺激政策延缓了结构调整的努力,因为使得包括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行业再次非理性膨胀,从而造成了更多的产能。

  而且,从地方政府历来的发展思维看,只要中央不遏制,地方从来不缺乏投资冲动。这一方面和高层从来不强调投资的效益有关,另一方面,也和地方多年来追求经济增速以及经济规模排名的恶性不无关系。在单纯追求速度和规模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就会不顾自己的实力,不顾自己的财力,不顾自己的能力强行上马一些“看得见”的项目,换取任期内的政绩,但将庞大的地方债务和财务黑洞却留给了下一任。过去几年的“四万亿”刺激计划,地方配套投资高达18万亿,短短两年时间就使得地方债务飙升至10万亿,而很多地方上马的项目,即使现在来看,也基本还债无望,很可能引发不容乐观的银行坏账。在今年稳增长的情况下,如果再次听任地方随意涂鸦,大胆投资,在地方政府自身的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只能借助于银行信贷。债务黑洞越积越大,这对于银行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

  笔者一直强调,中国经济从去年以来连续6个季度的下滑绝非短期现象,更非欧债等外部因素导致的结果,而是中国经济发展30多年来真正的转折点的到来,依靠投资、依靠出口、依靠低附加值的制造业、依靠房地产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权力过大的问题,垄断的问题,产业升级的问题,等等,都不可能靠再一次的政府投资来拉动,更不可能靠货币政策的再一次放水来解决。四年前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已经证明,不进行深层改革和结构调整的任何稳增长措施只能见效于一时,在政策的药效消耗殆尽之后,没有抓住时机进行调整的整体经济将再次陷入低迷,并且由于贻误调整的时机而让问题更加严重。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雾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这种多年来累计的风险已经无以复加,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炸掉中国经济的未来。

个人简介
经济学博士,执业律师。师从成思危先生,学术旨趣主要在资本市场、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基金,关注中国的法治转型和制度变迁。是《中国经营报》、《南方都市报》等多家媒体的特约评论员和专栏作者。作为中国律师,主要在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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