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业经营——最重要的防火墙

胡祖六 原创 | 2012-09-30 10:02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关键字:

  最近全球金融市场一个广受关注的事件是JP摩根从事信用衍生产品交易导致了二十亿美元以上的损失。摩根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少数一两家表现良好平稳度过的金融机构之一,其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吉米·戴蒙一向以善长风险管理而声名卓着。摩根的这项巨大亏损因而备受瞩目。虽然这笔失败交易不会伤筋动骨,更不会危及摩根的生存,但毫无疑问为美国大选之年围绕金融监管改革的激烈辩战提供了爆炸力极强的新弹药。可以预见,摩根事件将导致金融监管在整体上更加趋于严格,特别是酝酿良久的“沃尔克规则”在贯彻实施上将会更加严厉、广泛与细密。

  “沃尔克规则”以其倡议者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先生命名,作为多德-弗兰克金融改革法案的一项重要内容,目标旨在限制银行控股公司的自营交易业务,并为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设立上限。我认为实行沃尔克法则有必要,时间也许会证明它的价值,但是从金融系统稳定性的大目标考量,该法则有明显局限性。2008年以美国房地产次按债券为导火索的全球金融危机以及当前不断加剧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其实与金融机构的自营交易、对冲基金、PE基金等业务关系不大,沃尔克规则并没有直接为防止信用过度膨胀资产价格泡沫提供良方,也没有解决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的核心问题。因此,政府与监管当局如果以为“沃尔克规则”实施后金融体系从此可以高枕无忧,将是一个危险的幻觉。

  反思全球金融危机,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与“关联性太强不能倒”是一个最尖锐最突出的难题。这个困局在表面上是过去二十年间市场竞争导致金融服务业大规模整合的结果,但实际上是由不适当的法律与监管政策所造成的。其中最突出后果也最严重的法规监管错误就是美国国会在1990年代末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个着名的法案曾把大萧条时期美国金融头号巨头JP摩根一分为二,并通过对于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业务的强制分离,客观上抑制了美国金融业“太大不能倒”与“关联性太强不能倒”的问题。

  在其后长达七十余年的时期,美国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与前苏联的长期意识形态与军事对峙、中东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制度崩溃、经济滞胀、拉美债务危机、日本的崛起竞争、亚洲金融危机、“911”恐怖主义袭击等一系列重大的宏观冲击(macro shocks),也发生了较大金融机构如伊利诺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 Bank)、爵克瑟尔·兰伯特投资银行(Drexel Lambert)的倒闭事件。但是,美国金融体系在整体上却保持了长期的稳定,并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创新能力、效率与全球竞争力。

  不幸地是,这个重要而行之有效的法案在1990年代末被废除,引发了前所未有的金融业整合高潮。商业银行纷纷进军投资银行领域,投资银行也开始从事信贷业务,金融混业经营格局基本形成,出现了花旗集团这样集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保险于一身的金融巨无霸,从此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与“关联性太强不能倒”的矛盾日益加剧,在2008年雷曼事件后暴露无遗。

  为什么上世纪八十年代赫赫有名的垃圾债大王,华尔街最有影响的大公司之一爵克瑟尔·兰波特的倒闭,尽管导致了美国高收益率债券市场的崩溃,及为数可观的储贷机构的纷纷倒闭,但对于美国整体资本市场与银行体系却影响甚微?为什么1995年英国老牌银行霸菱因为债券期货巨亏而破产,全球金融市场同样波澜不惊?而到了2008年地位甚至不如爵克瑟尔·兰波特的雷曼公司的倒闭却引起了如此可怕的多米诺骨牌反应,让AIG、美林、瑞银、ING、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美洲银行等全球知名的大型金融机构一个个相继陷入生死存亡险境,触发了惊心动魄的全球金融危机?

  深究原因,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金融体系在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时代变得太大、太复杂、太相互关联,结果系统抗震能力显着地削弱了。

  全球金融危机告诉我们,分业经营是一道最重要的防火墙。机构、业务与资产的适当分离对于金融体系风险隔离,对于保护客户(特别是零售客户)利益,对于有效风险管理,对于解决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的问题,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质上,金融机构“太大不能倒”就是风险不能在系统内有效隔离,单一机构的财务问题可能波及其它一大批金融机构,从而威胁整个系统的稳健性。金融体系风险隔离的首道防火墙就是应当实现机构隔离,即按金融业务性质分别颁发牌照,严格限定各自经营范围。

  分业经营实现机构隔离可以抑制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规模过度膨胀,尤其是管理半径过大的横向扩张,导致业务的广泛交叉与相互渗透。

  分业经营可以显着减少金融机构业务与资产的复杂性,提高专业化水平与经营效率,有利于各类风险的及时辨别与有效的控制,有利于资本与流动性的管理。

  分业经营有利于抑制道德风险,减少“监管套利”现象。吸收零售存款的银行机构一般得到政府公开与隐含担保,融资成本低,但在混业经营模式下,往往存在从事风险更大资本市场业务的冲动,从而产生道德风险。

  分业经营有利于外部监管。混业经营高度复杂的金融机构不仅对金融机构自身内部管理提出了巨大挑战,更是超出了外部政府与监管机构的专业能力、人才与资源,导致监管失效。这个情形在中国如此,在美国和欧洲也是如此,鲜有例外。所以,简单的业务模式应该成为一个合理的审慎监管政策目标。

  最后,也可能是对于系统金融稳定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分业经营可以抑制金融风险的传递与扩大,防止风险跨机构跨资产跨地域国别的快速传播与蔓延。美国加州与佛罗里达州的次按房债违约率攀升之所以不仅严重打击了从事次贷业务的美国商业银行,而且波及了全球的投资银行、保险公司与投资机构,不仅影响了次按房贷证券单一资产类别,而且冲击了商业票据、公司债、信用违约掉期等信用衍生品,乃至股票,外汇与商品期货市场,就是因为在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时代,金融体系缺乏有效的风险隔离机制。

  当然,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本身并不能避免信用泡沫与房地产泡沫而引发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如果该法案继续存在的话,它所形成的制度隔离一定可以大大减少这场危机的波及面,并显着减缓危机的严重后果。虽然有理由期待“沃尔克法则”在今后可以产生有益的影响,但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相比,在风险隔离上可能远不及后者所发挥的作用。

  中国的证券行业经历了几波低谷,如2001-2004年以及2008-2010年,众多证券公司资不抵债,甚至倒闭,但没有冲击到银行体系,危及系统的稳定性。同样,在重组改革之前脆弱的国有银行也没有对于证券或者保险行业形成过大冲击。事实表明,分业经营这道防火墙在中国起到了良好的风险隔离作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有必要保持金融分业经营的基本格局。

个人简介
毕业于清华大学,获工程学硕士学位后,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获得经济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担任哈佛国际关系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顾问,在华盛顿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级经济学家多年,为成员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研究和政策咨询…
每日关注 更多
赞助商广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