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升贸易质量远比规模增长更重要

　　如预期所料，2012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并未完成年初设定的10%增长目标，同比增长6.2%，相比2011年回落了16.3个百分点。然而，比较增速，中国贸易质量可能更令人担忧。

　　从1978年到201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增长143倍，年均增长16.8%，其中出口发展尤为迅速，2010年货物出口总额已达15778亿美元，是1978年的161倍，年均增长17.2%。然而，在高增长背后，巨大的贸易不平衡问题也日渐凸显。根据海关数据统计，2010年我国货物贸易顺差高达1815亿美元，一度创下占GDP比重将近10%的峰值。由于中国以加工贸易为主的贸易分工结构，中国的贸易份额明显“被高估”，贸易顺差也被夸大。

　　毋庸讳言，中国近年对外贸易迅速扩大，很大程度上由外资企业拉动，尤其在出口商品与顺差中，外资企业更是举足轻重。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1年跨国公司商品出口占中国商品出口的比重为18.3%，2008年升至55.3%。而当年法国的这一比重为15.7%，美国为14.9%，日本为9.5%，印度仅为3.5%。也就是说，中国外贸规模与贸易顺差被跨国公司的进出口放大了，如扣除跨国公司这一块，中国实际进出口与贸易顺差将足足减少一半以上！

　　由于资源丰富而且价格低廉等原因，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通常高于发达国家的资本边际收益率，而全球生产性资本是根据资本收益率高低及利润极大化原则来配置的。资本收益率一般看资本与劳动比率。中国目前的资本与劳动之比只是国际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是美国平均水平的十分之一。依据世界银行基于中国120个城市的124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工业企业2005年平均净资产回报率超过15%，私营企业的投资回报率达到19%，外资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为22%，均显著高于国际平均水平，更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资本获得如此之高的收益呢？说起来，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劳动力价格长期扭曲。就劳动力成本而言，过去近30年，我国资本回报率上升迅速，而劳动力回报率增长缓慢。从1998年到2008年，工业企业利润平均增长30.5%，劳动力报酬年均仅增长9.9%，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远远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

　　归根结底，中国一直存在要素价格扭曲并承担相应成本。30多年来，我国长期处于低要素价格的状态之中，包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低资金成本等，这恰是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的一个重要条件。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力价格、金融市场的资金价格（主要受利率管制、资本管制、信贷控制、汇率水平所影响）、土地价格、能源与环境成本所存在的相对扭曲，是中国国际顺差扩张的根本原因。从发展趋势看，未来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导致的劳动力供给、由政策和人口结构导致的储蓄率，以及由劳动力再配置格局导致的资本收益率都会出现变化，这使得中国低成本优势难以为继。

　　中国出口贸易面临“前堵后追”双重夹击。目前，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已开始放缓，越南、印度、墨西哥与东欧等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工业发达国家产业转移的新阵地，东盟制造、印度制造、墨西哥制造开始用更加低廉的成本要素实现对中国制造的供给替代。

　　可以预见，从现在起到未来的很长一段时期，全球仍处于危机后的大调整时期。经济复苏乏力，增长中枢下移，经济增长低于趋势增长率将成为“新常态”。在全球经济这种新常态下，最稀缺的资源是国际市场空间。于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将由红利增长转向红利的争夺与分配上。在全球经济逐渐恢复过程中，美国、欧盟以及与中国贸易结构相似度很高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使出各种手段争夺有限的外部市场资源，贸易战动荡升级在所难免。

　　近期，欧盟与日本准备开启双边贸易谈判，而美欧之间自由贸易谈判也再度被提上日程。此外，美国重返亚太，试图推动建立由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601099,股吧)伙伴关系协议（TPP）框架，而中国也积极参与亚太自贸区的谈判，一面是贸易保护大行其道，一面又是纷纷缔结“盟下之约”。中国贸易如何突围，变得尤为迫切。无疑，拼价格只能遭致更大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保护，中国非得建立起价格以外的竞争优势不可。

　　唯有通过加大科技投入，集中力量开展关键技术突破，着手建立产业自主技术创新体系，中国才能真正提高贸易增长的质量，才能够真正获得全球贸易分工中的利益分配，从而不怕全球贸易中的“双面夹击”和“釜底抽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