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走上了城市化、国际化与泛商品化的道路，我们就陷入了层层的冲突与矛盾之中。面对这种状况，我们是应该保持淡定，还是纠结？
我们想城市化，想通过城市化提高人口密度，让农民变成市民，通过彼此的攀比来提高他们对于商品的需求，又人为的设定门槛，不让他买房，这是矛盾的。其实当大量的人口从农村涌入城市，即使不让他们买房，也是会推高房价的，毕竟消费也是会刺激商业的，同时租赁市场也是在推动投资。
我们想城市化，让农民变成市民，却又在教育、医疗等方面设置双重标准，这也是一个问题。其实并不是我们不想，而更多的是因为在城乡之间，不同的户籍制度方面，还没有实现在政策与待遇上的无差别化的管理。
我们想让民间资本来拉动经济，为政府贡献更多的税收，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为前景提供更多的希望，又不希望在政策上有丝毫倾斜。这本身就是失衡并让人产生怨言的。
我们总是希望农民工的费用不被拖欠，又持续地进行房地产的宏观调控，同时以招拍挂价高者得的方式，把土地价格最大化，同时也难以容忍银行等金融系统的资金安全受到威胁。土地成本与财务成本，建筑材料成本与物流成本高涨之下，为了追求社会稳定与底层民众的生活保障，我们还需要限定房地产的价格不能失控。
我们希望用商品化来丰富我们的物质生活，让彼此的选择余地更为宽广；却没有想到商品化的基因无限地蔓延，让无孔不入的物欲侵害了我们的每一寸领地。
想想当初，我们是如何选择这个方向的？是期待外边的人来对我们提供救赎？还是期待自己能物质与精神“两手都要硬”？是过于自信于自身抵御物质财富的诱惑，还是那原本就是一种单纯的借口与托词？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人住上好房子，却又不愿意把更多的钱用在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准上。因为权利所带来的实惠是任何一个当权者都难以忽略的，至少任何权利的获得，都是在很多方面进行投入之后才有的成果，所以才会在得到权利之后，变本加厉地把利益收回来。
我们一直在声援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却还在为农民工进城并扎根制造麻烦。明明知道他们赚的都是血汗钱，却还在提高他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生活压力。我们明明知道他们赚的钱都需要养家糊口，却还是在提高往返家乡的成本。
我们一面推行开放，却又不给本土企业提供相应的保护，为外来资本与入侵者锯掉门槛。政府相关部门主要是靠本土企业的税收，却在为外来者扫清道路。当所有的优惠政策都朝国企与外资倾斜，紧缩民营机构的市场存活空间，一步步地推进国进民退。让我们难以搞清楚那些我们所供养的官员，究竟是站在哪一头的。
我们一面导入市场经济，在政策上却又对民营经济持续地保持压制态势。同时加大物流方面所需要支付的成本，相关职能部门所发挥的更多的是监督者与管理者，而不是服务者。
其实，这个时代有很多现象是匪夷所思的。如果我们对那些过于纠结，总是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有句话说：如果我们不能接受，我们就要学会承受，如果我们不能承受，那么我们就要学会忍受，如果我们无法忍受，那我们就要改变自己。所以，面对这些冲突与矛盾，还是不要纠结，淡定一点更好。
贾春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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