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上，国家的权利是集中的，就如一家小公司（或者私有的公司）所有者与经营者相对统一，相当于既是董事长与唯一拥有人，也是总经理与执政官。国与国之间，更多的是靠战争与和平来作为主旋律的。不管是战争的残酷还是外交的阴谋，都会带来利益上的纷争。
国之君主（不管是叫国王、君主还是叫皇帝）就是大家长，都是以国为家，以家为国的。由于既要照顾形象，又必须要考虑利益最大化，所以要恩威并施，勤政而且要照顾到各种礼仪之类的细节。
君主确立与维系之机制决定国之命脉，君主要为国民之利益最大化负责，所以君主要不择手段地证明自己顺天承运，根红苗正。逐渐地民众对君主的所有权发生质疑，君主成为单纯的形象与标签，实际上国家是属于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
当君主被标签化，成为单纯的象征性标识。就需要有相应的机构来为国家的真正拥有者（人民）代言，那个机构在中国被称为“人大”，在欧美之类的国家被称为议会，国家的代言人并不亲自做执行，而是选择相应的专业管理团队去负责执行，那就是政府所组建的内阁。
政府首脑（或名之为总统、首相、主席）受命组建内阁为国家的利益最大化而努力工作，由于每个党派、每个人的政策导向原本就是不同的，即使强行统一也是暂时的，更是虚伪的，所以就会出现不同的派系之争。
派系之争，在欧美等国家是以依法注册的党派形式存在的，党派之间通过竞争上岗，并看民意投票来决定谁是执政党。在中国这样的国家，则是靠政权之更迭的方式来体现的。即使没有相应的流血的战争，也会有发生在内部的军事或者政变。
不管是通过什么形式，纷争都是难免的，虽然执政者希望自己的家族或者党派统治万万年，但都会对根基问题惴惴不安，或者通过诸如科举之类的手段规范，或者通过文字狱之类的手段对异己者杀伐，或者通过愚民政策对自由人士进行约束，定期的叛乱终究难以改变。
单纯依靠酷吏的打压，苛捐杂税的滋养，是无法令异己之力量自行消弭的，所以就只有在贤明的君主与股肱之臣之间的彼此信任，进行制度性的改变。
对国君（宪政）而言。即使是通过权倾一时的改革者方式推动，都难以消灭反对势力，一旦局势生变，就会改弦易张，所有人的命运都随之改变，上位者为对手罗织罪名，导致失势者或者被投入监狱、身首异处、灭族杀伐；或者被鞭尸、剥夺爵位、抄家等等，此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如此轮回，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制度上的调整会避免战争、流血与很多悲剧的发生，但制度上的调整会让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受损，也只有抛开一己之私利，才能从更超然的视角看待，并做出应有的贡献。
人的内心是由基本的心理构成的，有的时候贪婪，有的时候恐慌。贪婪的时候谋战，恐慌的时候求和。还会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从草根百姓的角度，更多的是希望能安居乐业，简单和谐；从君主角度，更多的是希望不因循守旧，避免留下庸庸碌碌、浑浑噩噩之恶名，所以更多的是希望通过征战与外交谋求利益最大化。
其实君主所谓的征伐也不完全是为了满足自己穷兵黩武、好大喜功之心，同时也希望自己的臣民有更为安全和谐的生活，因为君主肩负江山社稷的兴衰重任，一句话一个态度一个做法一纸盟约都有可能兴邦有可能误国。
君王内心的压力是最大的，不仅要想到自己，更要想到子民，宫闱内外、朝堂内外，国境内外的对手，时刻在窥伺最佳时机，给自己致命一击；同时自己更是需要励精图治，以对得起自己的祖先与子孙，那恰恰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内忧外患，谋国者更多地会恃强凌弱。
军事战争会在战略上威慑敌人，并在外交上赢得更多的权利，可以制定游戏规则，也可以把自己的利益强加于别人的痛苦之上。战争为自己在蚕食策略上赢得唾手可得的利益，可以给自己的子民带来更为广阔的市场与生存空间，给自己在内政外交方面加分，在列国之间得到相应的尊崇地位，在朝堂内外树立绝对权威的地位。
联合国在某种程度上，对国家与国家之间起到制衡的作用，同时也难以避免地要成为强国的工具，当那些强国希望发动战争的时候，总是可以找到相应的借口。
所谓止戈为武，不管是先礼后兵，还是为自己谋取正义的旗帜，都是谋臣之职责。谋臣并非单纯地通过和平去息事宁人，而是为了本国利益最大化而出谋划策。想打的时候便可以找到理由开战，不想打的时候可以不战而去兵，此为外交之上策。
一味的去逢迎以求自保，为自保而损害国家之利益，为奸佞小人。真正的谋臣应该以兵法为根基，虽以口舌之能却可以随时动用刀兵之力。外交更需要信心，而不是谄媚。
武将可以率领士卒冲锋陷阵，攻城掠地，文官虽然手无缚鸡之力，却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让自身建立功勋。武将可以以战止战，文官也可为国争利。当初张仪对秦惠文王，儒生对汉高祖刘邦，都立下了丰功伟绩，虽然巧舌如簧，却可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这就是当今所谓的“忽悠”。
我们已经把“忽悠”这个词归结于巧言令色的贬义，就是为了达到自己的利益而让对方迷失的努力，而被忽悠者往往是被嘲笑的，因为其往往会在迷茫之中成为对方利益的输送者。
不管是战争还是和平，都是彼此力量的制衡，在制衡之中谋取利益最大化。战争让自己拥有更强悍的形象，并谋取更多的利益；而外交则通过示好的方式来降低获取利益所需要投入的成本。先打后谈与先谈后打，或者在打的过程中谈，这些都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关系。
如今，任何事情都讲究职业化，不仅经理人是职业化的，就连政客都是职业化的，从投资人、决策团队到管理团队，再到执行团队与顾问团队以及外边的外包服务团队与渠道协作团队，划分得越是精细，其效果就越是精细，当然，其中更是不乏刚强勇猛与运筹帷幄，就如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与和平一般，仅仅是利益最大化之手段罢了。
贾春宝
2013年10月5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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