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我国正处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机构的加速转型期，这是我国经济领域的一场深刻变革。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的发展植根于服务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当前我国银行业改革发展和转型，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性机遇，也面临不少的挑战。银行业要坚持服务实体经济这一本质要求，紧紧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线，通过自身的发展转型，努力提升金融服务的普及性、多样性和有效性。
如何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建立起良性互动的关系呢？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中国银监会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12年武汉金博会大会论坛在武汉隆重召开。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银行业专家学者、银行业金融机构高管以及地方金融管理部门负责人齐聚武汉，共商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大计。基于此，本刊选登部分发言内容，以飨读者。编排以发言顺序为例，所选文字系速记整理而成未经作者本人确认。
赵斌：全力打造武汉区域金融中心
湖北是我国中部地区的重要省份，正在着力构建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省会武汉是国务院确定的中部地区中心城市，正在努力建设。当前，湖北正抢抓“黄金十年”的发展机遇，加快推动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全省上下形成了“中”气十足、激情跨越的强大气场，经济社会呈现出平稳较快、蓬勃发展的良好态势。截至2012年9月末，全省完成地区生产总值15390亿元，同比增长11.2%，增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5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实现增加值6744.13亿元，同比增长14.6%；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1349.65亿元，同比增长28.6%。
与此同时，金融与经济实现了良性互动、共同发展。湖北省委、省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金融业发展，全力打造武汉区域金融中心，各类金融机构逐步健全，金融组织体系逐步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不断优化，金融市场日益活跃，金融人才加速聚集，已形成了银行、保险、证券、期货、信托各业并举，中资、外资金融机构并存，功能完备、运行稳健的金融体系。截至2012年10月末，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27631亿元，比年初增加3484亿元，同比增长18.56%；各项贷款余额18803亿元，比年初增加2478亿元，同比增长19.32%，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11个百分点，高于中部地区平均水平1.31个百分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同时强调，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健全促进宏观经济稳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大力提升金融服务功能，扩大服务覆盖面，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这对金融业自身加快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对金融业支持经济转型升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希望各金融机构能够抓住湖北跨越发展、加速崛起的重要机遇，通过来鄂设立机构、开展业务、寻求合作等方式，关注中部，融入湖北，与我们共享发展机遇，共迎美好明天！
（作者系湖北省副省长）
邓智毅：“黄金十年”中的金融选择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将会更加强调转变发展方式和增强创新驱动力，金融业如何适应这些深层次变化，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下面谈三点想法。
一是银行业将迎来机遇和挑战并存的“黄金十年”。未来十年将是我国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的“黄金十年”，是城乡一体化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黄金十年”，是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的“黄金十年”，是居民收入倍增和生活、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的“黄金十年”，这将为银行业发展提供广阔前景和巨大空间。但也要清醒地看到，未来银行业面临的经营环境将变得更加复杂，表现在银行业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政策基础、客户基础和理念基础将发生巨大变化。
二是银行业需围绕实体经济变化加快转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对银行业而言，这个“本”就是实体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金融必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因此，当前银行业应把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如何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需求上，紧紧围绕加快转变发展方式这一主线，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有效性和普惠性。在有效支持实体经济转型过程中，增强银行业综合实力、核心竞争力及防风险能力。
首先要加快发展模式转型，提高金融服务的多样性。发展战略转型就是要明确合理的市场定位，积极培育核心客户群和利润增长点，建立差异化发展战略。比如，2012年湖北银行业正积极探索科技金融，试水“投贷”联动，开辟新的业务领域，就是很好的发展方向；业务结构的转型就是要适应利率市场化改革要求，提升金融服务的多样性，拓展非利息收入渠道，逐步改变过于依赖利差的盈利模式；组织架构的转型就是要按照集约化原则，构建业务条线清晰、职责分工合理、管理运行高效的组织架构，优化业务流程，不断提升业务专业化和管理精细化水平。
其次要加快信贷结构调整，提高金融服务的针对性。201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稳定匹配理论的研究者，这对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也很有启发：如何把有限的信贷资源配置到经济发展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
第三要加快风险文化建设，提高金融服务的稳健性。在转型发展过程中，防风险应始终作为银行业机构的生命线。银行机构必须积极构建稳健的风险偏好框架，建立健全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完善风险管理机制和流程；加强信息系统建设和风险数据管理，培育良好的风险文化，不断提高风险管理的有效性。同时，在未来宏观经济进入常态增长的情况下，需要银行前瞻性预判经济风险，准确把握风险防控的重点，密切关注各类风险的趋势性、方向性变化，做到风险早发现、早暴露、早处置。
最后要加快社会责任养成，提高金融服务的普惠性。银行机构不要把企业社会责任仅看作一种负担，而且还要看到可以从企业社会责任中转变出一种实实在在的机会。美国管理之父德鲁克指出，把社会问题转化为企业发展的机会可能不在于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而在于社会问题的解决，即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可以直接和间接使企业得到利益。我国银行机构的竞争在许多方面是完全同质化的，要真正建立持久的差异化竞争力，不能仅靠普通的业务创新或者渠道创新，还要靠社会创新。这种社会创新做得好，可以转化成一种持久的差异化竞争力。
三是监管者要引领银行业科学转型。在银行业改革转型过程中，监管部门扮演着“引路人”的角色。监管政策和导向的变化，往往会起到“风向标”的作用，比如银监会在2013年即将实施的新资本管理办法中，专门为小微企业贷款设立差异化的风险权重，有利于调动银行业助小扶微的积极性。提高金融监管的前瞻性、针对性和有效性，有助于引领银行业科学转型、稳健发展，特别是要注重引导银行业机构把握好三种关系：一是正确处理业务发展“多”与“一”的关系；二是正确处理信贷投放“进”与“退”的关系；三是正确处理金融创新“实”与“虚”的关系。
（作者系湖北银监局局长）
曾康霖：关注金融改革的两个着力点
十八届党代会上，关于金融改革方面，特别值得关注的有两点：一是建立“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现代金融体系”；二是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这两点的新意：前一点强调支持“实体经济”，而且把它作为建立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内容。在报告的另一处还包括“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治措施”。后一点强调“加快发展”。这两点新意值得关注。
支持实体经济，需要规范“实体经济”这个概念，实体经济包括“制造业（广义的制造业有工业、农业、建筑业），也包括服务业。金融怎么支持？金融的支持就是要把货币资金进入制造业和服务业领域。而能不能进入，不仅取决于货币资金融出方，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货币资金融入方。一般说来，融入方首先要有资源，继后才需要货币资金。现在银行都在注重支持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发展，仔细地想，不少中小企业和微小企业缺的不是货币资金，而是资源、技术、信心。所以，金融机构怎么使货币资金进入中、小、微企业，重要的是要让它们获得资源、技术，使它们有信心。
从货币资金融出方说，要使货币资金进入制造业、服务业，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有三方面的工作要做：一是培育贷款客户；二是加强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合作；三是把握住虚拟经济发展的度。
现在人们都说：不是企业需要银行，而是银行需要企业（见着好客户大家都关注），其实不只是求与不求的问题。一个好的客户要培育，所谓培育就是要让它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也就是要帮助它发展、壮大。
加强与融资性担保公司的合作，是2010年5月26日银监会在贯彻落实国务院“新36条”意见中提出的，“引导银行业与融资性担保机构的合作。”怎样合作？需思考研究，我仅指出一点：要关注人。要吸取广东华鼎融资担保公司的经验教训。不能再出陈奕标式的人物。合作，要考察与之合作者的人际关系、思想品德、经营理念、业务水平。
把握虚拟经济发展的度，主要取决于资产证券化的度。能够把这“度”确定为：只有实体资产才能证券化，虚拟资产不能证券化。也就是限制一种证券派生为另一种证券。
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与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是一脉相承的，只不过原先说的是“鼓励”，现在说的是“加快发展”。其实，这是个老问题。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的“新36条”再次提出要“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其中第18条还明确指出：“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现有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参与农村信用社、城市信用社改革”，“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等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信用担保公司”，“鼓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金融中介服务机构，参与证券、保险等金融机构的改组改制“。为了实现上述政策目标，第18条还提到要放宽几个具体的限制，从而把几道看得见的门开得更大一点，其中包括“放宽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比例限制”，“放低出资比例的限制”，“适当放宽小额贷款公司单一投资者持股比例限制”，“落实中小企业贷款税前全额拨备损失准备金政策，简化中小金融机构呆账核销审核程序”。这一过程表明：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是我国政府既定的政策，现在提出“鼓励”是有别于“允许”，强调由被动变为主动。
在这里，更有意义的是，从中看出认识在不断的深化。2005年8月提出“允许”，2010年5月提出“鼓励”，2012年11月提出“加快发展”，从允许——鼓励——加快发展，是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
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为了什么？或者说加快发展民营金融机构为了什么？回答这一问题，可以有多种：为了把金融机构以外的货币资金组织起来，有序流通；为了分散风险；为了调整融资结构，解决微小企业的问题；为了打破我国金融垄断的局面；为了扩大融资规模，提高融资效率。不同的回答，都有道理。我看初衷主要是第二点。
（作者系西南财经大学教授）
王松奇：中国未来十年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有个谈话，他说全世界现在都在关注中国到底怎样开局，全国人民，全世界都在关注。胡温十年是一个辉煌的十年，那个十年，我个人认为从经济业绩上说完全可以用黄金十年来形容，2002年，中国人均GDP只有1132美元，到2011年年底，我们的人均GDP是5417美元，在过去这十年，中国的人均GDP翻到了四倍，整体看，社会安定，通胀率低，可以看成是中国的黄金十年。习近平在十八大后亮相会上的演说强调了两点：人民的重要性、人民追求幸福的权利；党内反腐形势的严峻性。
这两点透露了在经济上要更多的支持人民至上、民生至上这个原则，这个原则靠什么落实呢？第一，靠科学发展，靠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解决转变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用什么手段和什么路径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至关重要。过去十来年我们一直在提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但效果不太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效果不太好，为什么没做好呢？肯定有背后的原因，有制度原因，体制原因，政策原因，有方方面面的原因，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找到一条简明有效的路径，去实现发展方式转变。将过去三十年来依靠投资，依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到主要依靠国内消费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这种方式上来。第二，要实现创新驱动，中国的产品林林总总在世界的中低端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我们产品单项产量世界第一的有三百多种，但是我们产品的附加值太低。“十一五”计划完成很好，但是有三项指标没有完成：第一项就是研发投入指标，按照计划“十一五”要实现研发投入占GDP的2%，但是我们到“十一五”期末只实现1.75%，另外还有节能减排指标和服务业比重指标都没完成。所以在新一届领导集体开局之后，我们的研究结论是：出口因为全球经济危机，由于欧债危机，现在还在努力，但基本上不抱多大希望；投资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中国经济三驾马车中最重要的一驾。中国居民储蓄在全世界数一数二，中国的投资驱动实际是以高储蓄率作为支撑的，不是没有支撑条件，美国几乎家庭家家都在负债，日本家庭储蓄率很高，但国债占GDP比重200%多，非常惊人。只有中国政府有钱，中央政府有钱，地方政府有钱，老百姓手里有钱，企业手里也有钱，我们还有3.29万亿美元外汇储备。中国有钱，投资在今后相当长时间内依然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之一，现在去地方调查，到处在拉投资，到处在搞建设，中国经济发展很快最重要的一个奥秘，就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扩张上有一种本能的冲动，这种冲动应当保护。
投资之后就要研究如何拉动国内消费需求。第一是挖掘消费潜力，从提高居民收入入手，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十年收入倍增计划。2002〜2012年胡温十年翻到了四倍，下一个10年翻一倍是可以轻松完成，也许十八大提出的翻倍是在改变了收入分配结构的情况下，普通老百姓都能翻一番。第二，如何改善消费环境，中国的消费能力实际不弱，每个长假消费都让国外瞠目结舌，中国人怎么买这么多东西，去美国和日本看看，多少商店买LV包的，一买买十几个的一般都是中国人，去机场排队退税的都是中国人。中国本身的消费能力很强，为什么不在国内买，要到外国去买呢？其实就是中国国内消费环境太差，中国是个什么社会呢，是个相互投毒的社会，农民下药给城里人，城市人下药给农村人，吃什么都不放心，最近又出酒鬼酒塑化剂风波，酒鬼公司查白酒生产储存运输各个环节中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但有内部人士透露说，高档白酒都有添加塑化剂的情况，这对中国白酒行业的打击肯定是致命的。美国的股市是全球第一大股市，美国股市最高股价是苹果公司，其股价约为684美元，中国股市茅台酒是最高股价，约219元。酿酒技术有多少高新不高新？所以我们应该改善消费环境。第三是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最近我们在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课题研究时发现，真正的消费热点在哪里？在新农村建设里。到各地市看一看，开展新农村建设，特别是在人口稠密的平原地区，进行的并村计划和并村运动都很有意思，可以说是有中国特色，是体现中国国情走出一条新型的城乡统筹瞩目的新型城镇化道路的非常重要的一种试验。过去搞新农村，我们有些前辈带有空想性，现在从2006年中央1号文件之后，我们的新农村经过六年发展之后，各地已经创造了一些模式，我到河南之后非常震惊，十个村子并成一个村，然后宅基地进入复垦，复垦一年后可以进入流转环节，光地票指标卖15万元以上，这给城市腾出了大量建设用地。现在的农村是典型的空壳村，是老人妇女儿童村，全是女人当家了。现在新一代农民80后、90后，特别是90后都不会种地，中学毕业以后就到城里打工了，农村没人愿意种地了，在一家一户的自耕农情形下，每亩纯收入不到四五百块钱了，基本不赚钱。通过并村以后，通过农业要素的重新整合，把这些土地交给种田大户给现代化公司去经营，然后农民进城打工了，可以上楼了，可以洗澡了，有像样的厕所了，农民的生活质量提高了一大步。河南有个区，在新农村城镇化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每个楼梯门都选出一个“网格长”组织化非常高，红白喜事，吃饭宴请都有四菜一汤规定。因为中国的农民天生爱攀比，你今天五粮液，我明天茅台，你盖房子地基比我高五寸，房顶我比你高一尺，农民都是盖房子盖穷了。河南的农民到了五十岁左右，一辈子盖三次房子。过去一代人盖三次房，现在三辈人盖一次房。农民不盖房，钱包鼓起来了，消费就出来了，一般搬进新居以后，许多人家里有车库，有兵乓球案子。家具需求，家电需求，交通工具需求统统都来了，这比我们国务院前两年搞的家电下乡折扣优惠活动有效得多了。从这里寻找消费热点，我觉得应该是一条正确的路。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央政府做错的最大一件事就是上收地方金融资源支配权，地方要做的事很多，但是可支配的金融资源太少，实际上对于地方政府平台公司的支持，银监会应该不失时机的出台一些措施进行分类指导，对那些财政级次高，项目现金流能全覆盖的项目，都应该支持，鼓励商业银行向它们放贷。另外，我希望货币政策透明度更高一些。货币政策在过去一些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一直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国外教科书没有这种提法，只有熟悉中国哲学的人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妙处即什么东西都可以往里装，要加快经济增长，现在主要障碍在货币政策上。另外中央银行的贷款管理方式上做得不够。放眼全国的银行系统，现在只有一家银行——农发行有专门的建设新农村业务条线，现在新农村建设贷款余额已达8000多亿元，但是2012年这样好的形势，有这样充沛的市场需求，它发不出来，为什么发不出来？因为在2012年年初，人民银行只给农发行2400亿元的新增贷款指标，除去粮棉油收购和棉花储备资金新农村支持已再无余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货币政策要改进和改革。
中国要解决增速低落的问题，最根本在于货币、货币政策，实际上人民银行已经正在采取一些手段如逆回购的频繁运用。需要采取带有普遍效果的货币松动政策，20%的存款准备金率有点高，放眼全世界，只有韩国有一段时间比中国高，现在全世界没有中国高，96万亿元高达20%就是近20万亿元的货币闲置无用，为什么企业的库存在增加呢？主要是它转不动,所以我们应该从货币源头上给一些松动，做一些新的调整，我们要配合十八大新领导集体整改经济，中国经济发展快也是我们的一个优势，我们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不能轻易丢掉这个优势。2011年初的时候，全国31个省自治区报经济增速指标，只有6个省自治区报8%以下，25个省自治区超过8%，有十五六个省提出五年翻番，意味着平均每年GDP增长达14.9%，所以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在于地方政府这里，在企业这里。我们新一届领导集体应该厘清思路，怎么在金融资源支配权上向地方下放一些。一些财政收入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的，信用环境优良的地区，可以多给一些地区金融资源支配权；关于金融机构对小微企业的支持，银监会可以在扶持政策上加大力度。现在关键是我们的领导人探索开辟新时期的新思路，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另一方面要给民营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更大的自由。这样，在2012年到2022年，我们中国一定能再成就一个新的黄金十年，这个黄金十年可能超过上个黄金十年。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党委书记兼副所长《银行家》主编）
杜江龙：经济转型 银行求变
当前，我国经济再次面临十字路口的抉择。站在大型商业银行的位置，我们同样在思考，经济转型阶段，我们的银行如何求变？怎样才能更快、更好地支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以下我就围绕这一主题，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变化”是经济金融领域中的常态。纵观历史、展望未来，我认为，当前这一场经济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经济发展的市场由外需向内需转变。财富积累是国人的历来传统，二十余年来，我们通过向外输出辛勤劳作的成果换来了国民生产总值跃居世界第二位的亮丽成绩；而在全球经济格局重构、国内外环境变迁的背景下，我国的潜在消费市场就在脚下，几近全球人口1/5的内需市场无疑将为我国未来经济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经济产业结构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以粗放型产业为主的发展方式体现为资源消耗、环境损害、技术落后、效率低下等方面，现阶段产业结构亟待升级、从“中国制造”转型为“中国创造”，未来包括节能减排工作、绿色低碳产业、技术品牌的自主创新等的集约型产业将具有广阔发展空间。
三是经济的地域发展由不平衡向差异化转变。二元经济一直困扰着我国经济的平衡发展，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的差距也扭曲了资源配置效率；我国幅员辽阔，一个模式的发展思路不可能推广至所有地区，从而需要寻找与地区环境相匹配的差异化发展策略。在协调发展的目标下，我国经济将进一步朝着新型城镇化、现代化农村以及东西部区域特征差异化方向转变。
四是经济发展目标由强国先富向强国富民转变。在底子薄的过去，我们讲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强国为目标旗帜；现在我国已实现总量规模居世界前列，下一步要转向富民优先于强国的发展轨道。
2008年金融危机的教训告诉我们，唇亡齿寒，金融无法脱离实体经济而独立运转，而金融业又是实体经济的润滑剂；因此，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中，金融业、尤其是商业银行对于实体经济的平稳过渡必然要承担应有的责任与义务。
首先，在经营理念上坚定服务实体经济是商业银行生存发展的必要基石。商业银行的关键经济角色是服务行业，服务面向的主要对象就是实体经济。未来市场中，没有牢固客户基础的银行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实体经济就是商业银行唯一最坚实的客户基础；而客户基础的构建与稳固必须未雨绸缪、长期积累，这样才能积淀商业银行长远发展的深厚基石。
其次，在经营方式上循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而创新求变。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下，固有、单一的银行业务渠道已不可持续，亟待顺应市场的变化创新求变。在此，我想提几点具体的思路供大家交流：一是扩大消费金融服务领域、覆盖多层次服务群体、挖掘潜在消费能力，这就需要我们提升金融服务的主动性，要去想消费者之所想；二是加大对优质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这就需要我们提高金融服务的灵活性，要能准确、敏锐地把握市场的变化；三是继续支持国家重点行业和项目的培育和壮大，这就需要我们延伸金融服务的高度与远度，要对国家经济战略进行深入解读；四是稳步切实推进对农村、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服务覆盖，这就需要我们树立金融服务的差异性，要细致研究区域特质与金融需求。
最后，在发展战略上契合经济转型而整合内部制度、管理与流程。旧的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未来市场的瞬息万变，依靠息差生存的传统银行运营模式也将难以持续，只有从制度、管理与流程等内部根源上重新整合商业银行体系资源，认清现实条件与未来目标正确进行战略定位，建立同业中的差异化优势，才能实现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具有自身特色的商业银行转型。在此，有两点想法和大家分享：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组织管理架构改革应秉持集约化经营原则，朝着机构扁平化和业务垂直化的方向转变，其中涵盖权责分工合理、业务条线明晰、管理运行高效、改进创新灵活，以及以客户为中心的业务流程优化等内容；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同样需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经营方式转变，这就需要改革银行的绩效考核制度，从规模的考核朝着质量、效益的考核方向转变，引导商业银行以长期稳定的收益开展业务经营。
（作者系交通银行董事会秘书）
邢本秀：携手小微 特色发展
如何走出一条具有民生特色的差异化发展道路，是民生银行长期以来孜孜探索的永恒课题。
一是明确定位，情系民生发展。中国民生银行作为全国第一家以民营企业出资为主设立的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从1996年成立之日起就把服务“民营、中小、高科技”企业作为自己的战略定位。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中国的民营企业生存与发展也面临严峻考验。作为与民营企业有着深厚渊源的民生银行，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与瓶颈感同身受，“既要锦上添花，更要雪中送炭”。民生银行审时度势，果断提出 “做民营企业的银行”、“做小微企业的银行”的战略定位，把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确定为自己的企业服务主体，与广大民营企业、小微企业同成长、共发展，并围绕这一核心理念，在支持地方实体经济发展不断加大金融扶持与资源投入力度，为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服务实体经济、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是根植民企，服务实体经济。对于民营企业，民生银行的目标是支持它们做强做大，更重要的是做出品牌，成为推进中国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主力军。
对成熟期的大中型民营企业，我们提出“化‘融资’为‘融智’”，做民营企业的“金融管家”。对发展中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我们依托民营企业生产交易流程，优化行业产业结构，支持企业做强做大，做民营企业的“金融产品供应商”。
民生管家式服务，以“战略认同、专业团队、资源整合、价值创造”为内涵，变以往单纯的“融资”服务为综合性的“融智”服务，在认同企业发展战略的前提下，利用银行自身专业资源综合服务，为民企提供定制化的、综合性的一站式金融服务，满足民营企业在战略发展的过程中不同阶段、更复杂、更多样化的金融服务需求。
三是情系小微，探路城市商业合作社。中国有3800万户小微企业，它们在活跃市场、增加税收、创造就业、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是经济发展和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但是长期以来，小微企业的融资，绝大部分是通过民间借贷解决的，得不到正规金融系统的支持。
2009年2月，民生银行在全国性商业银行中首家全面进军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并在2009年下半年提出了“做小微企业的银行”的战略定位。
在三年多时间里，民生银行累计发放小微企业贷款6000多亿元，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2500亿元，小微企业客户数超过64万户，贷款户超过18万户，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机构之一。
民生银行的小微金融服务有今天的成绩，多项创举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是对小微企业金融更强调包含融资、咨询、信息在内的“综合服务”。二是通过规模化、批量化的方式解决银行成本和风险问题，三年开发小微商圈156个，小微客户总数突破2万户，批量化开发占比70%，小微资产规模近百亿元。三是专业化经营，建立专业团队、专业支行。四是资源整合，平台搭建。民生银行正在将小微民企以商圈、行业协会、商会、地域等不同组织有序结合起来，整合为小微城市合作社，大家抱团发展，让无计划、无管理、无组织的千家万户变成有组织、有管理、有自律的有机整体。
其中，“城市商业合作社”为小微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全新的广阔空间。民生的小微城市商业合作社是“非社团、非法人、非盈利、非公益”性质，目的在于结合政府、商会等组织，将小微企业组成经济体来抱团发展、抵御风险。
与业内通行的商圈贷、傍商会不同的是，合作社模式将整合多个商会、商圈中的优质企业，借助此模式，民生银行可与成员企业建立起日常沟通机制，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而基于合作社模式，成员企业不仅能更为便利的获得贷款，还能获得民生银行提供的其他金融及非金融服务。
从实际业务模式来看，目前国内银行做小微业务大多仍然采用传统的“扫街”模式，但这种方式不仅耗费人力、效率较低，投入产出比也并不理想。如果银行既想服务好小微企业，又要降低成本、提升利润率，那就需要有比较好的客户获取模式。目前民生银行对属下分支机构强调的一个核心技术是“小微战略地图”，这个核心技术要求具体到一个省、一个区域乃至一条街道，去看“目标客户在哪、商圈如何构成”。先发现鱼群，然后再派渔船捕捞，是民生的做法。
（作者系中国民生银行副行长）
徐海燕：顺势而为推进科技金融创新
我从两个方面谈一下对于推进科技金融创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体会。
首先，顺势而为，增强科技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动性。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商业银行能否积极顺应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和全球“再工业化”趋势，率先转变自身发展方式，与科技创新产业进行有效融合，对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加强科技创新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有效举措。欧盟各国及美国、日本等国家，纷纷调整了应对危机的战略，在顺应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的基础上相继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以期通过重振实体经济应对金融危机。“再工业化”的核心是加强科技创新、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就需要一大批科技型企业承担起推动技术攻关，率先实现重大技术突破的重任。因此，商业银行发展科技金融业务，支持科技型企业不仅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切实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降低自身系统性风险，保持稳健发展的需要。
第二，加强科技创新对于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重要作用。2012年5月3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发展方向和主要任务。这意味着，我国将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核心载体，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加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这对商业银行创新服务实体经济模式提出了新要求。
第三，发展科技金融对于我国银行业转变发展方式具有积极作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与国际银行业相比，中国银行业一枝独秀，在规模、质量、结构和效益等指标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一方面增强了我国银行业的经营实力，另一方面也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银行业加快转变发展方式的危机意识，强化了银行推进转型的惰性，导致银行业发展高度同质化。然而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对商业银行的冲击日趋明显，商业银行对客户资源的争夺日趋白热化，依靠利差实现盈利的传统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胜出，商业银行就必须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加强创新，尽快建立起差异化竞争优势。这客观上要求商业银行积极顺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趋势，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支持，通过加强科技金融服务创新，大力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客户，实现客户和业务机构优化，稳步推进转型发展。
其次，积极作为，加快形成科技金融服务特色。
当前，推进科技金融创新、切实服务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成为政府和金融界的共识。我认为，要切实推进科技金融创新工作，需要政府、监管部门和商业银行进一步统筹行动、共同协作。
第一，应将科技金融列为“一把手”工程。应制定科技金融发展规划，将科技金融从战略上提升到银行重要业务的地位；应自上而下建立完善的组织架构体系，明确内部权责，完善相应的业绩考核机制；应结合实际准确进行市场定位，精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的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特定服务对象稳步推进；应综合运用债务融资工具、并购贷款、资产证券化、财务顾问、项目融资、银团贷款、绿色信贷等综合金融服务手段，丰富科技金融产品体系，并针对不同成长阶段的科技型企业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
第二，应建立科技金融的专业团队。按照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的选聘原则，一方面在系统内大力培养懂技术和金融的复合型人才，另一方面按照急用先行的原则，从大专院校、科技管理部门选聘专家作为科技金融信审人员和在线顾问人员。通过这些专才、专家，既为科技企业提供技术、融资、信息、咨询服务，也要在服务过程中，充分掌握科技企业的产品、市场、技术和管理团队的信息，防范信息不对称产生的系统性风险、道德风险和其他各类风险。
第三，应加强科技金融的风险管理。应加强与风险投资（VC）、私募股权投资（PE）合作，完善投贷联动机制，采取跟进策略，尽量选择VC、PE支持过的科技企业发放贷款；要求科技企业以可转化的专利技术或其他知识产权进行质押担保，并在贷款合同中明确银行较VC优先受偿，进一步牢固同VC和科技企业的战略协作关系；通过开设应收账款、VC投资资金归集唯一账户，锁定科技企业现金流，建立严密的科技金融风险防控体系。
（作者系浦发银行副行长）
许建华：房地产金融创新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无论对整个国家来讲还是具体的一个行业和企业都是一个重要的大命题。在此，我结合恒大的运营实践，着重从三个方面与大家分享交流：
一是城镇化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内容。城镇化是老生常谈了，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经济三十多年的发展，得益于中国整个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那么我们未来的20年、30年以及更长时间的发展，是不是要离开这些基本面呢？我想这个基本面仍然是不能离开的，我们仍然要在中国的整个经济的工业化、城镇化和全球化这个过程中，去谈我们的经济方式的转变。
李克强副总理日前在一个会议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应有之义和基本之策。已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是工业化国家，城镇化率高，农业现代化也达到相当水平。我国已进入工业化中期，作为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现代化在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需要立足国情，探索前进，走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路子。他强调，城镇化是最大的内需潜力所在。我国城镇化率刚超过50%，按户籍人口算仅为35%左右，明显低于发达国家和许多同等发展阶段国家的水平。差距也是潜力，未来二三十年，每年将有1000多万人口转移到城市，必将持续释放巨大内需，这正是中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的动力源泉。按照龙永图的话来说，中国的城镇化率只有美国1910年的水平、日本1960年的水平、韩国1970年的水平。所以，中国的城镇化还将持续30年、40年甚至50年，才能够达到发达国家整个城镇化率超过80%这样的水平。
因此，城镇化仍然是我们经济未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但是我现在所说的城镇化跟以前的城镇化不太一样，现在的城镇化是一个高质量的城镇化，是环境友好型的城镇化，是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相协调的一个城镇化。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的发展而发展的，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吸引农民向城镇转移，推动了城镇化的进程；而新型的城镇化不是粗暴地从农民手里把土地掠夺过来，而是让农民同时获得应得的土地收益，有利于农村土地规模化的开发，促进了农业的集约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同时城镇化又创造了工业品的消费市场，反过来促进工业化的发展。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是各种内在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包括人力资源等经济要素稀缺性加剧，环境可承受性降低，要求我们改变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而上述所说的新型的城镇化恰是符合这一转变的要求。所以，城镇化仍然是我们未来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也是我们经济方式转变的一个重要内容。
二是房地产金融创新对实现加快房地产转型有重要的意义。房地产行业是资金密集性行业。对大型房地产企业来说，相对于其所能够开发的好的项目来说，相对于经济转型过程中对房地产企业项目规模化、交楼精装修、建筑材料节能环保的要求而言，资金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更大量和更长期的资金需求。到目前为止，房地产建设开发资金基本依赖于银行贷款支持，信贷的松紧也直接影响着我国房地产市场的冷热走势。如何在经济转型下大背景下解决房地产面对的新的问题，在房地产金融创新上有所作为，是房地产企业和包括银行在内的众多金融机构共同面对的课题。
三是恒大集团在房地产金融方面所做的一些探索。恒大作为中国精品地产的领导者，在融资渠道的创新上也做了一些探索，除了传统的银行信贷融资以外，恒大积极探索多元化融资渠道。由于我们是在港上市的国内房企，我们可以充分利用境内外金融市场的一些优势， 2009年11月5日，在香港联合所挂牌上市前后，多次在境外发债，累计发债30多亿美元；另外，这几年跟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也有较多的合作，包括信托开发贷、信托股权收益权转让和项目股权转让融资等等；在城市“三旧改造”项目和保障房建设方面也得到一些银行的资金支持。
我们最近跟一些信托公司和私募基金在做股权类的房地产基金模式的探讨。房地产基金业内已探讨了许多年，许多信托公司两年前就给我们提出方案，但都要有保底的承诺，我们无法接受，现在的条件比较成熟了。从银监局角度来讲，希望投资者和发行方共同承担股权类信托产品的风险，不能完全由信托公司等金融机构来承担这个风险，鼓励推出真正的股权类信托产品；从投资者角度来讲，经历了这几年经济跌宕起伏，投资人无论在证券市场还是矿产投资，他们的收益都不是很理想，投资人收益期望值在降低，像恒大这样的龙头房企这几年的固定收益的信托产品的兑付非常好，也增强了投资人的信心。真正的股权类房地产基金正在向恒大这样的龙头房企渐行渐近。
（作者系恒大地产集团副总裁兼资本市场部总经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