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与农村?

韩毓海 原创 | 2013-04-08 09:20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马克思论金融

  《资本论》第三卷的第二十五章是《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一章虽短,但非常重要,《资本论》第一卷主要谈商品生产,第二卷主要谈商品流通,而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的,就是信用。所以,《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一章是连接《资本论》整体结构的桥梁。

  马克思说,商品与货币、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不是资本主义,货币转化为资本,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他非常通俗地论述道:在生产向流通转变的环节中,经销商不会立即付钱给企业主,即他并不是一下子把企业主的产品统统买下来再拿去卖,而是给企业主一个票据,至于结账,那是将来的事,而票据就是信用。这样一来,就把买卖关系转变为债务关系,把货币关系转变为信用关系。马克思说,这是“惊人的一跳”:这就是罗德斯岛,从这跳吧。

  “这种债务关系或者信用关系的体现就是票据,任何票据,当它在到期之前,都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进行再买卖。”

  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跳,商品变成了期货,货币变成了票据,商品交换关系变成了债务和信用关系。

  他接着说:信用和票据都是虚拟的,是虚拟资本。因此,真正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是货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信用、是票据、是虚拟资本,在资本循环的总过程中,是票据——即信用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

  信用和虚拟资本,在大规模的生产与交换之间架起桥梁,推动了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这是现代商品经济最伟大的飞跃,是它区别于以往一切狭隘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进步之处,信用的发达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但是,这又恰恰是其脆弱之处。于是,我们要寻找现代经济的弱点,或者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就不能从生产过剩、从生产和交换中去寻找,而是要从信用和虚拟资本的活动中去寻找,从信用发展与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失衡中去寻找——这是《资本论》的伟大创见。

  马克思指出,随着信用和债务的扩大,生产和交换不断扩大;随着生产和交换的扩大,信用和债务的发行就日益变得无节制,票据本身被日益炒高。一旦人们发现信用和票据的兑换变得不再可能,债务的偿付就变得渺茫,于是,对信用和票据的抛售就开始了。一旦信用崩溃,生产和交换就停止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绝非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来就是:

  “由于信用危机引发的票据抛售开始的,从而造成生产和交换的停止。一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并不是商品和货币经济,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信用和票据的无节制发售。那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的论断,已经再次被今天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印证,而这就是《资本论》在西方世界再次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因此,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我们要时刻避免信用和虚拟资本脱离生产和交换的盲目发展,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的破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拒绝信用和资本的健康发展,因为给生产和交换插上翅膀的,就是虚拟资本和信用扩张,这使得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扩大,使货币供给不足的束缚可以得到解决,其表现就是信用扩张,金融业发展;我们必须清醒: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善用者方能取其利、避其害。

  从中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没有实现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向信用和金融经济的飞跃,方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外部货币供给的制约——这是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赶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我在《五百年来谁着史》中讨论的问题之一。自从1567年货币税收改银,并大规模从海外进口白银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银在中国是货币,而在世界市场上是商品,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白银供给的制约,而货币白银又受海外白银市场制约,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明清两朝崩溃的原因复杂,但其重要表现就是明代后期的白银流入中断、清代后期的白银大规模流出。魏源的《军储篇》、康有为《钱币疏》、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讲的都是废两改元、即中国必须发行自铸银元这个问题。民国政权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即通过以英镑汇率和美国银本位制为基础发行法币,从而与日元完全脱钩,这是导致日本侵华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所以有人说,抗战其实是为了法币而战,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48年国民党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强行发行金圆券,这其实又与明代中期之前,朝廷强行废银而推行“大明宝钞”的举措一样,叫做“尽收天下之财,皆失天下人心”。总之,直到国民党垮台,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到信用经济这道难关依然没有闯过,这成为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极大瓶颈。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发行人民币,这个五百年来束缚中国发展的难关,至此才算真正度过。因为人民币的实质是: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不与任何国家的外汇挂钩,而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从而避免了掌握着主要金银库存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真正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信用货币体系,从而一举将中国经济推入信用时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这样的历史回顾,是为了回答一种很无知的观点,即共产党人不懂经济,不懂金融,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就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不懂得历史、不懂行的错误认识。

  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一种极端化的思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要国家、不要人民,只强调“社会”和个人,而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里,则是思想解放不够,其主要表现就是融资渠道不多、投资效率不高,不善于利用资本杠杆。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从来就不是“资本”而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反对资本为国家的发展、为民生的改善服务。如果我们把企业家简单地当成资本家,把利用资本、发展信用经济视为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这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金融垄断与农村衰败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以意大利自由民为主体的自由农的衰落和大规模土地兼并造成了罗马帝国军事和国家能力的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日耳曼人为主体的蛮族的入侵和日耳曼土地制度的确立,而建立在日耳曼土地制度上的农奴制度之无效率,则造成了西欧农业的长期衰败。

  资本主义制度之兴起及其原始积累,就是建立在对于日耳曼土地制度的破坏、特别是对公地的圈占的基础上的,它造成的是城市对于农村的优势的确立,造成了对于农村的野蛮掠夺。对于西欧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马克思,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的日益纯朴》等这些着作,都有着深刻的揭示。

  历史上,中国之所以长期领先于欧洲和世界,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土地的合理分配和经营,历代盛世的基础莫不如此。近代以来,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民、农村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几代中国革命者的追求,从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们都认识到:不能听任少数人掠夺和占有土地财富,这是防止发生两极分化的根本所在,而要把农村建设好、发展好,仅凭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行。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实现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和规模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规模化的生产和流通之间,必须有金融组织作为桥梁。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对于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早在1950年9月,薄一波、刘澜涛同志曾经在《华北局关于工农业情况的意见和综合汇报》中提出,只有农民增收,农民能够消费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业品,才能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重工业发展。毛主席看了很高兴,并总结说:通过城乡交流、通过农业与轻工业的交流,才能缩小城乡差别,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靠剥夺农村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区别。今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的经济要发展,就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如果7亿农民手里没钱,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是虚的。所以关键是如何让农民敢消费、能消费。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一场着名的党内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1950年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设想。王谦根据当时长治的实际提出的办法是: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今天看来,王谦提出的农民自主合作经营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金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主要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着中,也曾有清晰描述。

  解放初期,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中也有很深切的描写。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1947年,他们夫妇二人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名着《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以及《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与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可图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20天的100%到一年的1825%。这在华北农村是很普通的,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他们宁肯将现金窖藏起来,也不肯借贷给农民,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又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盘剥借贷者一次——因为纸票的价值相对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即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全面的变革同时进行,而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其实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那种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的观点,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给农民以“信用者待遇”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在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冀南银行”,发行纸币,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通过伪币和法币贬值剥夺根据地人民,对内为发展根据地生产和民生提供现金和贷款,“人民的货币”正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人民币的最主要性质是:使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着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金融的彻底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奠定了货币金融基础。

  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互助合作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合作的方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中国已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与当下流行的观点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与唐太宗的“均田”根本性地区别开来的正是:共产党不仅仅给了农民以土地,而且更给了农民以信用、信任和信贷,这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第一次,毛泽东曾经这样呼吁说:“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而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农村金融和信贷,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因此,当前解决投资效率不高、资本利用率不高的一个突破点,就是努力发展和壮大面向农村和基层的金融信贷机制,同时,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究竟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自主专业合作社好一些,还是走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好一些?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践中切实的调查研究来决定。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掌握着资本和市场的公司,一家一户的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因此,即使目前为保证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的健康发展,也必须坚持贷款利率、收购价格向农民倾斜的方向,而坚决避免公司盘剥农民的逐利导向。

  历史和现实更告诉我们,发展农村、壮大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除了给广大农民以“信用者待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全方位入手,而这个方向,既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指出的,也是科学发展的方向所昭示的。

个人简介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担任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访问教授、日本东京大学教育教养学部特任助教授、韩国高丽大学人文学部客座教授。并曾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学术机构从事学术研究。 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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