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罗马的平民哲学

　　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哲学与科学三篇是从哲学家的角度来讲的，介绍了他们的学说和贡献，但作为一个平民的哲学的作者，自己本身就是平民，更多的关注平民的想法和看法，而从这个视角出发的人少之又少。我来写写看吧

　　 不管哪个时代的哲学家，他们都有点象今天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其实，这些社会科学就是哲学的一部分，也是从哲学中分化出来的），他们的学说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可才能得到传播，才能影响众人。而被民众接受了的哲学，则成为了平民哲学的一部分并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写古希腊罗马世界的平民哲学之前，我曾在原始社会时期的哲学与科学和青铜时代的哲学与科学这两篇文章中简单的描述了该时期的平民哲学以及平民哲学与专业哲学之间的关系，这里先重复一下。

　　 原始社会时期的哲学家，即那些掌握了部落知识的巫师们，但对于部落里的其他人来讲，只需要听从巫师的话就可以保证平平安安，理解万物。结论：对于巫师来讲，他们的哲学就是解释神的行为。而其他人的哲学，就是听巫师的，并填饱肚子即可。对于这一点，东西方是一样的。

　　 综观青铜时代的历史，神很重要，人们刚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对大自然充满敬意，科学处于启蒙阶段还没有形成体系，对自然界的解释与认识只能由神学来完成，同时也成为统治者利用的工具，由此来确定他们高人一等不可侵犯的地位。于是这个时期的社会哲学就是神学。

　　 回到希腊，其实神也很重要，苏格拉底被处死有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亵渎神灵，柏拉图有记载：“他们坚持说，苏格拉底所犯的罪是不敬国家所奉的神并宣传其他的新神，而且还以此教导青年、败坏青年。”古希腊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充满了对神的敬意，柏拉图把人和神的关系比作是牛羊对于主人的关系，他说如果你的牛自由行动了结了它自己的性命，你会生气的；因此"就可以有理由说一个人应该等待，而不可了结自己的生命，要等候神来召唤他，就象现在神在召唤着我那样"，他对死并不感到忧戚，因为他相信首先我是到别的智慧而善良的神那儿去。与神权社会不同的是，希腊罗马时代并没有形成一个神权组织，比如类试似于中世纪教会这样的严密体系，所以会诞生各种各样的哲学和科学流派,同时也出现无神论者。但对于平民来说，神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亵渎神灵，那他一定是坏人，所以给人定罪最好的办法是指控他亵渎神灵，这样最容易引起公愤。

　　 古希腊出现了很多科学家，但都是脱离民众的。科学家们研究的东西比如数学、几何、物理、天文等是不讲究实用价值的，现在的大学里的理论物理学、理论数学一样不讲究实用价值，讲究的是对自然了解和对数学的解释。然而鄙视实用却实用主义地被证明了是有道理的。在希腊时代没有一个人会想象到圆锥曲线是有任何用处的；最后到了十七世纪伽利略才发现抛射体是沿着抛物线而运动的，而开普勒则发现行星是以椭圆而运动的。于是，希腊人由于纯粹爱好理论所做的工作，就一下子变成了解决战术学与天文学的一把钥匙了。在这里我向那些在研究理论物理学和理论数学等纯粹理论的理论学家们表示敬意，因为他们的研究成果可能会在几百年后才会被人们用到或者根本没有用。如果去研究应用数学和工程学则更划算，至少会找个好工作。所以平民从事这样的研究是很难的，也不感兴趣。罗马人则实际一点，他们研究怎样提高农业产量，如何建设城市。

　　 自然哲学：指人们对自然的看法。包括宇宙的起源和运转、生物和人类的起源和本质。为什么要研究自然哲学？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是没有意义的，除非你从事相关工作。但是当你思考你工作是为什么的时候就会延伸到社会哲学，而社会哲学的思考会引出人的本性和本质，而解释这个问题的答案在生物学和人类的起源，而生物学的问题会延伸到生物起源，从而引出宇宙的起源。关于这些，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平民认可的是神学，神决定了宇宙和物种还有人类的起源。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中间也有无神论者，但在当时是不被社会承认的，换而言之，不能被平民接受。古希腊的神话故事我就不讲许多了，我们熟悉的神比如宙斯、雅典娜等。

　　我在前面哲学的相对性一文中提到了社会哲学是这样描述的，如果说，个人哲学随着个人的消亡而消亡，那么，社会哲学随着社会各阶层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与是否绝对正确毫无关系。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社会哲学，与该群体中个体的个人哲学是否完全一致没有关系，它只取决于群体内各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社会哲学，在那个时代是正确的，现在看来是可笑的。”关于哲学是个什么东西，给个通俗的解释：个人哲学是个人对事物的看法，社会哲学是某一群人对事物的看法，所以哲学等于看法。其实，这个社会哲学的概念是相对于个人哲学而提出的，社会哲学的概念是某一群人对事物的看法。但是现在要提出的社会哲学的概念则是相对与自然哲学而提出的，它的定义是：指人们对社会的看法。我曾考虑过对这两个社会哲学概念的命名问题以区分它们，但没有找到更合理的词语。以后的文章中提到的社会哲学的概念应是指人们对社会的看法。不是这个定义的话我会另有说明，希望大家谅解。

　　 古希腊的自然哲学是由神学解释的，那么社会哲学呢？柏拉图提出了理想国（见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与科学中）中描述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它的原形来自于古希腊城邦斯巴达（见古希腊罗马的哲学与科学中）。这是一种形式的社会哲学，但柏拉图提出的理想国没有被实现也没有被当时的民众认可，变成了一种学说流传下来，为后来的乌托邦和共产主义提供了参考。而斯巴达的社会结构和制度则是一种被斯巴达平民认可的社会哲学，在斯巴达强大的时代，它的社会哲学流传到希腊各地并被广泛接受，柏拉图则生活在这一时代。但是柏拉图生活的雅典则不太欢迎这种社会哲学，雅典实施着古希腊城邦国家中另外一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哲学，也是现在西方国家推崇的民主共和制度。雅典的民主共和制度要从梭伦改革说起，当时雅典原始公有制剧烈瓦解，私有制逢勃发展，各地都出现平民与贵族围绕土地和债务的尖锐斗争，雅典也不例外。贵族不断利用自己的政治、经济优势侵吞平民的土地。欠债的农民如不能按时还债，其抵押的份地就归债权人支配。如果份地不足以抵偿债务或用人身抵押的债务人未能还清债务，其家人及自身就会成为债权人的奴隶，甚至被卖到国外。未变为债奴的失地农民被迫成为富人的被护民和流浪汉，为富人耕种土地并将1/6的收成交给土地的主人。这种现象在公元前7世纪末叶空前严重，农民抵押土地的债碑在阿提卡比比皆是，平民和贵族的矛盾尖锐化，社会动荡不安。公元前632年，一位富有野心的贵族青年基伦利用形势夺取政权，建立个人统治，但失败被杀。公元前621年，执政官之一德拉古编定严苛的成文法，以加强贵族的统治。公元前594年，平民准备以暴力推翻贵族政权，内战一触即发。在危急的关头，梭伦被选为拥有立法和改革现存制度的非常权力的执政官，受命调停矛盾。梭伦虽出身贵族，但家财中等，向来不满为富不仁的行径，同情平民的遭遇。他上台之后实行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改革，内容包括：1.颁布“解负令”，废除一切公私债务，拔除到处竖立的债权碑，禁止以人身作为借贷抵押，因欠债而被抵押的人予以解放，赎回卖到海外的雅典人。2.为防止土地再次集中，规定公民占有土地的最高限额，即限田措施。3.按财产多少划分公民的等级并规定相应的义务和权利。第一等级为500斗级，凡地产收入在500斗以上的公民均列入此级。第二等级为骑士级，指地产收入在300斗至500斗之间、拥有养马能力的公民。第三等级称双牛级，地产收入在200至300斗之间。第四等级为雇工级，系年收入在200斗以下者的少地公民，经常受雇于他人以弥补地产的不足。四等级公民各自的人数不详，从后期史料推测，前两个等级为富有者，人数不到千人。后两个等级约3万余人。按地产收入划分等级说明雅典公民成分比较单一，基本是土地所有者。国家的高级官职由头两个等级的人担任。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官职。第四等级只有公民大会的参与权与选举权，以及民众法庭审判员的被选举权。但富有者担任高级官职的权利是同负担较多的社会义务联系在一起的。头两级公民需置备较昂贵的骑兵装备，在其它公共义务上，如节庆活动和建造军舰等事务上都要承担较多的份额。第三等级的军事义务是担任军队主力重装步兵，同样要自备武器与粮草。第四等级只担任轻装步兵和水手。4.设立新的政府机关400人议事会和新的司法机关民众法庭。400人议事会负责为公民大会准备议案，前3个等级的公民具有当选议事会成员的资格，民众法庭则对所有公民开放，成为国家最重要的司法机关。此外，为了解决人多地少、就业不足的问题，梭伦打破社会流行的轻视手工业、商业的思想，提倡公民的后代学习手工技艺，鼓励外邦工商业者移居雅典，确立财产自由转让的原则。改革采取与斯巴达截然不同的措施，鼓励工商业的发展，为雅典的经济繁荣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可以说没有梭伦改革，就不会有雅典的民主政治，不会有雅典经济和思想文化的繁荣。

　　雅典民主改革的深化希波战争第一阶段结束后，出现许多摆脱了本国的贵族统治的城邦，建立起民主政府，如影响较大的底比斯、阿尔哥斯、叙拉古等邦。希腊民主政治因此进入了繁荣时期。在众多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中，最为典型、留给后人材料最多、在世界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雅典。公元前487年，雅典对选举法进行改革，预选执政官的方法由投票改为抽签，当选执政官的资格下移到第二等级公民。公元前461年，平民领袖厄菲阿尔特的民主改革法案获公民大会通过，剥夺了贵族会议的参政职能，只给这个曾经权倾雅典的机构保留了个别司法权力。至此，雅典三个民主机构，即公民大会、500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完全摆脱了贵族会议和执政官会议的制约，独立负起管理国家的责任。公元前457年，在平民政治家伯利克里倡导下，执政官当选资格进一步下移到第三等级公民。公元前443年，伯利克里成为首席将军，并连选连任此职多年。在他的领导下，民主制更加完善。虽然当选高级公职的财产资格限制未正式废除，但实际已失去意义。历史上把雅典的这一时期称作“伯利克里时代”。在雅典民主机构中，凌驾一切的是公民大会。它具有立法、行政、司法多重职能，每年召开40次，大会由500人议事会主席团主持。议事会依部落分为10个主席团，通常每个主席团一年主持4次公民大会，主持的次序是由抽签决定的，而且4次公民大会的议程和基本议题是固定的。如第一次大会的头项议程一定是对现任公职人员的工作进行民意调查，就其去留问题实行表决。这意味着雅典公职人员在其一年任期内要经受10次任职审查，在每个主席团任期内均有可能被解职。公民大会在太阳升起后举行。年满20岁的守法公民均可参加。遇到难以决定的议题时要进行大会辩论，凡没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与会者都可上台发言。主席团根据辩论的情况最终把议案交大会表决。500人议事会是大会的常设机构，除为大会准备议案外，10个主席团还轮流值班，处理日常重大事务。主席团还抽签选出一名主席，任职一天，负责召集会议和保管国玺及国库、档案库的钥匙，实际是这个民主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民众法庭是第三个重要民主机构，成员由30岁以上的公民通过抽签选举产生，负责审理绝大部分刑事和所有民事案件。为了避免以权谋私，10个民众法庭分别由抽签决定，判决则由每庭的500名审判员通过秘密投票产生，这就从制度上保证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即便再有权势的人物也无法干预法庭的审判。例如，在伯里克里担任首席将军的时代，他的好友菲迪亚斯曾受到民众法庭的审讯。伯利克里出庭为朋友作证，甚至在申诉时声泪俱下，但法庭仍判菲迪亚斯有罪。雅典还有多达数百人的各级具体主管部门，每个单位由10人组成，通常自10部落抽签产生，如司库官、公卖官、城市监督、市场监督、港口监督等。其中10将军会议是最重要的机构，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这个机构不仅具有军事职能，而且还有行政职能。执政官则失去了过去的权威，变成只是参与民众法庭审理活动和组织各种宗教、节庆、比赛活动的官员。雅典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对奴隶和外邦人统治的基础之上的。奴隶总人数至少在7—9万之间，即和公民及其家属总数几近相等，还有无数从外邦来的自由人包括商人、雇工等等，城邦工商业者的成分是多样的。以史料最充分的雅典为例，大多数从业者是没有公民权的异邦移民，希腊语称“迈提克”（metics）。从身分上讲，迈提克并不是指在非母国暂时居住和经商的人，而是指在雅典或雅典国的另一城市派里厄斯居住了较长时间的外国人，特别是指业已定居下来的外邦移民。比如雅典最大的手工作坊主就是迈提克，那些原始金融业者都是迈提克，专业商人也多是迈提克。他们在雅典的社会地位较低。具有迈提克身分的人必须得到雅典政府批准，在有关名册上登记，负有特殊的义务，如交纳人头税、经商税、服兵役。富裕的迈提克还需像公民富人一样交纳特殊财产税——社会捐献，用于建造军舰，举办节庆活动等。迈提克的权益只受到政府的有限保护。比如公民杀害迈提克，仅被判为非有意杀人，量刑以非有意杀人罪为准。相反，如果迈提克违反雅典法律，则会被卖为奴隶，财产充公。此外，迈提克必须在雅典有一名公民保人，为其处理可能发生的法律纠纷。对雅典国家有重大贡献的迈提克，经公民大会讨论通过，可以授予公民权。古典时代的外邦移民在雅典的人数并不清楚，但公元前4世纪末有一个数字是1万人。推测在古典时代的城邦繁荣阶段可能要比这个数字大。

　　 不管怎么说，雅典的工商业非常发达，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是分不开的雅典位于中希腊的阿提卡半岛，境内的山岭将半岛分割成3个相邻的小平原，阿提卡平原居其中，适于农业发展。半岛西岸有适于航海业的良港派里厄斯、法利尔等。山区虽然瘠薄多石，但盛产优质陶土，还蕴藏着为希腊建筑艺术所需的大理石和银矿，这有利于雅典人在农业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和商业。与它相比，古希腊最大的城邦斯巴达所处的拉哥尼亚地区三面环山，一面邻水，中间是小平原，欧洛达河自北向南流经其间，斯巴达人的5个部落便座落在河谷的中部地段，没有条件发展工商业，通过战争掠夺来的奴隶几乎都从事农业。所以它们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雅典成为了希腊工商业最发达、最富有的城邦而斯巴达成为了希腊最大、军事力量最强、工商业最不发达的城邦，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击败雅典而成为希腊霸主，同时也是衰落的开始，平等者公社的解体：一向守贫的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后获得前所未有的荣誉、金钱和权力。斯巴达统帅来山德曾一次从小亚运回2000塔兰特巨款。当雅典投降后他凯旋回国时，又带回整车的黄金。他本人和他的许多将领都发了横财，从穷汉变为富翁。由于财富和经济先进国家的文化象洪流一样涌入这个国家，来库古改革创立的公民平等原则和艰苦奋斗的传统被迅速冲垮：人们疯狂地追逐钱财，积蓄家产。一些强者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更加富足，一些弱者越发贫困。不同的财产伴生不同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产生不同的集团，平等者不再平等，公平的原则被抛弃，斯巴达开始了无可挽回的衰落过程。公元前4世初，原属国有的公民份地可正式转让，公开承认土地私有化。斯巴达的富人越发肆无忌惮地并吞小农的土地，短短时间，斯巴达公民人数就减少到1900人左右，而到公元前4世纪下半叶，公民则仅剩下1000人。没有了公民就没有了军队，斯巴达成为了无足轻重的国家。

　　 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元气大损，公民人数由战前的4万减至约2万。经过一段休养生息，雅典的政治、经济有所恢复，民主制进一步发展，公民大会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加强，主持公民大会的权力和主持500人议事会的权力分离。大会执行主席由非值班的9个主席团各出一人组成，不再由值班主席团主席担任。这就进一步削弱了地方主义对大会决议的影响。公民大会的讲台不再由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所主导，一批出自各种家庭的政治家、演说家脱颖而出，这是民主生活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新人，是民主制度的热情讴歌者。公民参加公共活动得到的津贴项目增多，金额越来越大，不仅出席公民大会享受津贴福利（起初1奥波尔，逐渐增至1德拉克马），而且观看戏剧也发放津贴。这些福利虽然鼓励了贫苦公民参政的积极性，但也同在公民兵中引入津贴一样，使过去自觉的奉献变为有偿的服务，自觉的义务变为有偿的交换。公民热衷于个人创收，宁愿雇外邦人当兵打仗，而不愿自己服兵役义务。公民兵在对外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弱，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日益淡薄。后来罗马共和制度的衰落并演化成为帝制也是这个原因。

　　 接下来马其顿用武力结束了希腊的城邦时代，进入了君主专制时代。公元前338年夏，马其顿军与以雅典、底比斯军为首的反马其顿联军决战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联军惨败。战后，希腊各邦被迫承认马其顿的霸主地位，科林斯大会满足了希腊大奴隶主的要求，确立了马其顿的统治秩序。各邦禁止互相攻伐，各邦被内部禁止重分土地，没收富人财产，取消债务，不准为政治目的解放奴隶。马其顿军于会后驻希腊各战略要地，以保持自己的统治。再后来，罗马人击败马其顿统治希腊，希腊进入罗马时代。

　　 罗马的共和制的确立与雅典惊人的一致，原始公社末期对土地的争夺，广大平民对氏族贵族的门阀特权强烈不满。他们要求形成中的罗马国家机构不再是以氏族门第，而是以财产多寡来确定它管辖下居民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一点，罗马的氏族制度显然是无能为力的。塞尔维乌斯改革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

　　 塞尔维乌斯改革的主要内容有：第一，按财产多少划分居民等级。规定罗马居民，不论贵族和平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五个等级。第一级，拥有相当10万阿司或更多的财产，出重装步兵80个百人队（森都里亚），另外出18个骑兵队（称骑士）；第二级，拥有7.5万至10万阿司财产，出次重装步兵22个百人队；第三级，拥有5万至7.5万阿司财产，出次重装步兵20个百人队；第四级，拥有2.5万至5万阿司财产出轻装步兵22个百人队；此外，无产者（proletarii）不入级，出1个轻装步兵百人队。共计193个百人队。第二，按百人队设立森都里亚大会（百人队大会）。凡是服兵役的都可参加。这个以财产原则建立的新机构，取代了以氏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库里亚大会。库里亚大会的一些重要职权：如宣布战争，选举官吏，重大案件的审判等都转归了森都里亚大会。从此，库里亚大会逐渐地丧失其政治上的重要性。在森都里亚会议进行表决时，每个百人队只有一票，所以第一级的富有者还可操纵绝对多数（98票），后来经过平民的斗争，平民可以就任执政官后，其他的高级官职也先后向平民敞开。公元前356年，平民获得了担任独裁官的权利，公元前351年和公元前337年，平民又分别取得了担任监察官和大法官的权利。另外，管理罗马市政的营造官和管理财务的财政官也都有平民任职。公民大会上通过的平民决议，不必经过元老院的批准即对全体公民具有法律效力。

　　 罗马不断的对外扩张使罗马逐渐富裕，例如，在第二次布匿战争后获得了1万塔连特。公元前189年，西庇阿率军出征，仅马格尼西亚一役，就为罗马人掳掠了1230根象牙，金花环234只，白银13.7万罗磅，希腊银币22.4万枚以及大量金银器皿。公元前168年，罗马将领鲍鲁斯通过三天皮德纳之战，为罗马获得了250车掠夺物和300只金制杯。这些发了大财的罗马贵族和骑士，肆无忌惮地侵占从战争中掠夺来的公有土地，兼并同胞公民的份地。阿庇安说：“因为富有者占领部份未分配的土地，时间过久之后，他们的胆子大了，相信他们的土地永远也不会被剥夺了。他们并吞邻近的土地和他们贫穷邻居的份地，一部份是在被说服之下购买的，一部份是以暴力霸占的……。”普鲁塔克还谈到，家长若参军不在家，那么他的土地就更容易被抢占。对于已经兼并和掠夺来的土地，罗马的富人们一般都采用奴隶耕作、生产。这样，奴隶制庄园便迅速地在罗马发展起来。

　　 由殖民地来的便宜粮食和奴隶制庄园的规模效应，加上服兵役，公民的小农经济逐渐破产。据记载，到共和末年，麋集在罗马城内的流浪人群，约有32万人，约占当时公民人数的三分之一，靠政府救济生活。罗马保民官试图重新分配土地但遭到暗杀。于是军队受到了影响，没有人愿意当兵，士兵们纪律松弛，士气涣散。针对这种情况，执政官马略进行了改革，以募兵制代替征兵制，发放军饷报酬，武器装备由国家发放。这样就有了一支职业军队，其参战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谋求生路和发财致富。他们一味追求有利可图的出征机会，追随那些保证给自己带来财富和土地的统帅，而军事统帅也就很容易以慷慨来收买自己的队伍，使之成为实现个人目的的工具。此后，军事统帅拥有了自己的军队，军事叛乱很快出现，苏拉于元前89年由于政治冲突而率领军队攻击罗马，并被宣布为无限独裁官。他死后，掌握军权的恺撒和庞陪开始了争夺，公元前49年1月1日，元老院作出决议，恺撒在高卢总督任满后（公元前49年3月1日），必须解散军队，如果拒绝，他将被宣布为祖国之敌。但是，恺撒悍然带着的十三个军团进攻罗马，并打败庞陪，成为独裁官。随后恺撒因为改革触犯罗马贵族利益被刺杀，他的养子屋大维进军罗马杀死大批贵族和政敌，并击败竞争对手安东尼，彻底废除了共和制。

　　 帝制下的罗马成为了军事化的独裁制度，它改善了军人的待遇，将公民权授予了被征服的罗马化民族，意大利变得无足轻重。来自罗马以外行省的人通过政变和内战成为了皇帝，罗马城里的流浪者在皇帝的保护下过着寄生生活。皇帝还不断通过增加节日来讨好人民，以至于公元1世纪时每年有66天，到公元2世纪时，竟达到123天，比全年时间的三分之一还要多，节日和纪念日里，还要举行盛大的游艺活动。奢侈之风盛行的结果，使作为中小生产者的罗马自由平民也不事生产，靠国家和社会施舍度日。公元1世纪起，罗马停止了大规模扩张，导致奴隶价格上涨，奴隶主庄园衰竭，农业的减产使工商业凋零，罗马就此衰落。

　　 我们看到了这一时期希腊罗马不同的社会哲学，不管是斯巴达还是雅典、罗马，不管是民主共和制度还是原始共产主义，都有它发生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对于平民来说，当时的社会哲学如果能使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他们就支持。反之，则会出现不满。斯巴达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艰苦奋斗精神在财富的冲击下荡然无存，雅典民众为了利益与贵族的斗争，但到了后期却不愿意当兵。罗马贫民加入军队为统帅的个人利益服务，罗马皇帝可以用节日和施舍讨好民众。这些只说明了一点，平民是很现实的，他们的哲学就是过上好日子，不管以什么方式。今天依然如此，每个人都知道股票有涨有跌，但是当股票上涨的时候，大家都去跟风，这个时候每个人都知道有风险，但是看到利益却很少有人果断撤出，而股票下跌时都在骂娘。这个就是平民，大家不要骂我，偶也是平民。下一篇去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