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应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2013年第一季度金融数据。3月末,广义货币余额103.61万亿元,同比增长15.7%;人民币贷款增加2.76万亿元,同比增加2949亿元。从这组数据中,我们能解读出以下几个重要信息:

  首先,基础货币的投放正在不断增加,不能否认很大一部分来自这几个月外汇占款明显增加所导致的结果。以往,中国人民银行都会采取非常积极的对冲政策加以缓解,但是,一季度这组数据告诉我们,中国人民银行的不完全冲销行为,事实上释放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中国人民银行正在容忍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

  其次,由于房地产调控政策的深入,影子银行监管力度加大等原因,再加上基础货币增加的推力,向银行体系内回流的资金增加十分明显,这大大增强了银行放贷的能力。于是,新一轮地方投资的资金需求和银行为摆脱利差缩小的压力而产生的内在逐利性的放贷冲动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今天2.76万亿元的新增贷款规模。

  第三,数据同方向的变动,很有可能增强市场对未来通胀上升的预期,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是抗衡通胀的投机性资金会不断增加,哪怕今天暂时因投资机会不多而回流的资金在增加,一旦将来金融市场高收益投资机会出现,脱媒现象就会非常严重。这也造成中国人民银行无法收紧银根以满足银行体系对流动性的需求。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实体经济不断出现的“钱荒”现象,倒逼中国人民银行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由此造成的虚拟经济不断增加的“资金沉淀”问题,就像一颗随时会爆发的定时炸弹,破坏人民银行未来宏观调控的能力。

  事实上,中国人民银行并不缺乏宏观调控的能力,而今天最缺乏的是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今后各级政府部门应该深入了解货币的经济规律,积极配合中国人民银行来履行严格的“独立性义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盘活资金的使用效率,大大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避免过度投资或投资不足给中国经济造成损害。

  中国的问题性质和美国不一样,尽管我们今天都处在经济发展的低谷阶段,但美国的主要矛盾不在于经济基本面的结构性问题上,而在于国际金融危机破坏了经济运行所需要的正常价格规律上,美国的技术创新、金融财富创造的能力仍然大部分完好无损,只要资产价格修复,美国仍然会变得很强大。所以,美国采取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为了修复被破坏的价格体系。我们的问题是发展阶段和增长方式所共同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不可能用单纯的货币增发方式加以解决。退一万步说,即使美国货币政策也不能解决其所面临的高失业的问题,但由此造成的副作用要比我们小很多。因为我们不是国际货币,无法提升我们对外的国际竞争力,反而造成国内通胀现象更为严重。

  中国经济未来要创造一条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之道,就必须强化我国金融体系资源配置的能力,有效地将过度集中在房地产市场的资金引导到具有稳定收益增长的实体经济部门中,而不是过度依赖基础货币的投放来支撑城镇化的进程。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能量提高和实体经济部门的盈利能力是正向互动的,反过来,如果我们的金融服务能力不到位,城镇化的建设等过度依赖货币政策的支持,那么,我们会发现它不仅不能增强企业的盈利能力,反而因为资源价格上涨、通胀预期强化、资产泡沫严重等“宽货币”的不良后果,使得企业在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收益不断恶化,“钱荒”和“钱流”并存的问题也更加无法得到有效解决。

  但是,笔者认为“宽财政”的做法如果方式对头,比“宽货币”对经济发展促进的效果要好很多。如果财政支出政策能聚焦在给企业减税和改善民生的公共投资上,而资金的来源来自于政府有效的发挥金融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把虚拟经济集中的“钱多”而造成的泛滥资金引导到实体经济“钱荒”的部门,那么,企业成本的下调和消费者休闲支出的增加,就会大大缓解中国经济因外需萎缩而不断下滑的风险。至于暂时造成的政府财政平衡的压力也完全可以站在“跨期平滑”的视角上加以解决,即用明天经济繁荣时的税收增长来弥补今天财政收入减少的问题。不管怎样,千万不能效仿欧美日,用今天宽松的货币政策来解决中国经济今天结构失衡所产生的市场活力不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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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教授 研究领域:比较金融体系,汇率理论,实证金融理论,金融市场的微观结构,开放宏观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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