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坎蒂隆：亚当·斯密之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
在经济思想史上，坎蒂隆是个传奇。作为金融投资者，他曾经一夜暴富，然后在一场无妄之灾中离开人世；作为经济学家，他建立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理论体系，就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研究水平而言，坎蒂隆的思想体系的成熟和完整是一个奇迹。
理查德·坎蒂隆（Richard Cantillon，1680——1734年）出生于爱尔兰贵族家庭，年轻时跟随叔叔在巴黎从事金融业务。1716年到1720年间，约翰·罗主持法国的金融和财政改革，建立发行纸币的罗氏银行并成立密西西比公司。约翰·罗的改革掀起了一场投机狂潮，吹起了巨大的金融泡沫。坎蒂隆组织了一个类似于今天私募基金的金融组织，参与投机交易。坎蒂隆具有高超的操作技巧，利用低吸高抛，短期内赚取了巨大利润。坎蒂隆并不相信约翰·罗的改革能够成功，他知道泡沫终将破灭。于是不断将赚取的利润兑换为黄金汇往阿姆斯特丹。坎蒂隆的操作实际上是对罗氏改革的破坏，于是引起约翰·罗的愤怒，担任财政大臣的他威胁要将坎蒂隆投进巴士底狱。没有等约翰·罗下手，在1720年市场崩溃之前，坎蒂隆离开了法国。而在金融泡沫破灭之后，约翰·罗被免职，也无从对坎蒂隆下手了。约翰·罗的改革失败了，而坎蒂隆利用约翰·罗掀起的金融泡沫却取得了巨大的财富成功。据说，“1715年在巴黎大约二百个银行家里，只有三、四个幸免于克郎贬值。1720年，他们的损失可能非常严重，其中许多钱款落入坎蒂隆的腰包。”（亨利·希格斯：《理查德·坎蒂隆的生平和著作》，载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190）
坎蒂隆再次回到巴黎后，陷入了无休止的诉讼之中。当初他的合伙组织向客户提供贷款购买股票，股票就存放在他手里。在股价大幅上升之后，他将这些股票出售，赚取了巨大利润，再在股价崩溃之前以很低的价格将股票补回。最后，客户持有的股票成为废纸。客户不仅血本无归，还要向他偿还贷款。于是，坎蒂隆受到客户“欺诈”的指控。坎蒂隆天资卓越，思维敏捷而且辩才高明。在所有的诉讼中，他都获得了成功。他保住了自己的财产，也保住了自己的社会地位。不过，他最终还是没能保住他的性命。1734年5月13日夜里，他在伦敦的住所里被杀。因为同时丢失了大量金银器皿，因此很有可能是谋财害命。谋杀者是他曾经雇佣了十一年的厨师，此前一个月被他解雇。谋杀者杀死了坎蒂隆，还放火烧了房子。第二天警察赶来的时候，不幸的遇难者已经面目全非。也有可能是坎蒂隆因为忍受不了无休止的诉讼，制造死亡假象，然后隐匿到某个世外桃源。
作为金融投资者的坎蒂隆对科学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货币及银行制度。在取得财富成功并退出金融交易之后，他花费了大量精力进行理论研究。1729到1732年居住在巴黎期间，在应对诉讼的同时，他完成了《商业性质概论》的写作。
在今天看来，在十八世纪三十年代出现的《商业性质概论》这样一部著作，也是一个奇迹。在他之前及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大多还没有专业分析的习惯或能力。比如，在配第那里，虽然他写了很多经济学著作，但他的研究实际上是为政治服务的，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科学研究；而且，在配第那里，虽然开始应用“政治算术”，但抽象分析依然很贫乏。在洛克关于利息及货币的著作中，虽然有分析的性质，但他关注的只是局部经济问题，他未能建立一个关于一般经济问题的理论体系。在他之后的大卫·休谟那里，虽然关注了众多的经济问题，但休谟的研究还是分散的。在若干基本假设或公理基础上应用抽象演绎构建理论体系，坎蒂隆是经济思想史上的第一人。将李嘉图说成是经济学抽象演绎方法的第一个实践者可能出于对坎蒂隆的忽视。而且，坎蒂隆的著作不论是在方法应用的纯熟方面，还是在理论构建的严谨方面，以及在理论研究的深刻及体系的完整方面，都不输于李嘉图。不仅在方法应用上坎蒂隆体现出他超越时代的天赋，在经济学理论的很多领域，坎蒂隆都体现出卓越的天赋。他的很多思想，或者直接成为后人的理论源泉，或者预示着之后的发展方向；他的某些思想，甚至可以同现代经济学直接衔接起来。
价值理论。坎蒂隆的价值理论受到配第的直接影响。在《商业性质概论》中，坎蒂隆引用过的思想家有配第、洛克和布阿吉尔贝尔，引用最多的配第。在一定意义上，坎蒂隆的价值理论是对配第的继承和发展。在配第那里，虽然有劳动价值论的萌芽，但是他并没有将价值生产与使用价值生产严格区分开来，认为价值是由劳动和土地共同决定的。坎蒂隆也认为商品价值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决定，“我一直用内在价值这个词表示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的数量。”(P51)虽然同样没有能够区分价值生产与使用价值生产，但坎蒂隆的分析还是要比配第清楚明晰得多。“如果一英亩土地出产的羊毛制成了粗毛料服装，另一英亩土地出产的羊毛制成了细毛料服装，后者往往比前者贵九倍，因为虽然两者包含了同样数量和质量的羊毛，但后者要求更多的劳动，更昂贵的做工。土地产品的数量、劳动的数量和质量必将成为价格的组成部分。”（P14）在坎蒂隆的分析中，劳动对商品价值的影响可以明显地分离出来。 “英国钟表所用的优质发条的售价通常使原料对劳动，或者说钢材对发条的比例为一比一百万，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几乎构成了发条的全部价值。”（P14）一件本来没有价值的东西因为劳动而具有了价值，其价值就只能来自劳动。"一壶塞纳河水的价格为零，因为塞纳河水的供应量极大，永远不会枯竭。但在巴黎街头，它要用一个苏才能买到。这一个苏是送水夫劳动的价格或他的劳动的尺度。"（P15）但是，如果将坎蒂隆的分析理解为一种单纯的劳动价值论，也是不合适的。同配第一样，坎蒂隆还是一个二元价值论者。
如果商品价值由土地和劳动共同决定，是否可以将二者进行通约，从而将价值的决定建立在唯一尺度基础上？就构建逻辑严谨的价值理论体系而言，这种努力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问题就是“劳动与土地的平价关系”问题。事实上，之前的配第在《赋税论》中曾经进行过这样的努力。——假如把一头牛放在两英亩荒地上放养，一年内这头牛增加的肉，够一个人食用五十天，即在荒地不借助于人力生产了五十天口粮，这口粮就是这土地生产的价值，也就是这土地一年的地租。假如一个人在同一块土地上劳动一年，生产出六十天口粮。排除土地的贡献，人的劳动生产的是十天的口粮。于是，土地价值是劳动价值的5倍。——可见，在构建土地与劳动的平价关系时，配第试图以劳动代替土地。坎蒂隆对配第的努力似乎并不满意，他说配第的研究充满幻想，远离自然规律。坎蒂隆的所谓“自然规律”似乎是要强调土地的作用。他说：“土地是一切商品的质料，劳动是它的形式。……在土地和劳动之间，似乎能找到某种关系即将劳动换算为土地或者将土地换算为劳动。”（P16）他的换算其实与配第一样，都是以一定口粮或者生活必需品为单位，比较单纯的土地产量与投入了劳动的土地产量的比例关系来完成的。“一个最低级成年奴隶的劳动的价值，至少应等于庄园主用于给他提供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土地数量加上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能够劳动的年龄所需的土地数量的两倍。”（P17）“一个自由劳动者的劳动在价值上也应该等于他维持生活所需的土地产品的两倍。”（P18） "任何东西的内在价值都可以用在它的生产中所使用的土地的数量以及劳动的数量来度量；换言之，它的内在价值可以用产品将被分配给耕种它的人的土地的数量来衡量。"（P21）可见，在构建土地与劳动的比价关系时，坎蒂隆试图以土地代替劳动。配第和坎蒂隆的努力都不成功，他们都没有能够为价值找到真正的一般化的尺度。这个工作事实上最后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在区分了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之后，价值真实来源的问题才得以解决。即使没有成功，配第及坎蒂隆的这种努力仍然值得肯定。发现了问题的存在，并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某种思路，即使不成功对后人也有启示作用。如果考虑到寻找唯一价值尺度问题对于构建逻辑一致的价值理论体系的特别的重要性，坎蒂隆的这一努力更值得肯定。
坎蒂隆区分了内在价值和市场价格。商品的内在价值由劳动和土地决定，其在长期内趋于稳定的均衡水平。商品的市场价格受到供求影响，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坎蒂隆用来解释供求竞争形成价格的例子清晰明了。“据说在青豌豆上市时，许多巴黎旅店的店主都要买进一些。假设第一个店主以六十法郎订购了十夸特青豌豆，而第二个店主以五十法郎，第三个店主以四十法郎，第五个店主以三十法郎也各自订购了十夸特的青豌豆。假设市场上只有二十夸特，蔬菜商贩看到买者这么多便会提高价格，而买主也只好接受卖主规定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出六十法郎的人将首先买到十夸特青豌豆。后来，由于看到不再有人愿意出高于五十法郎的价钱，卖主只好按五十法郎的价钱卖出另外十夸特。出价不超过四十法郎和三十法郎的买主不得不两手空空地走开。……如果市场上有四百夸特而不是四十夸特青豌豆，则不仅店主们能以低得多的价钱买到新豌豆，而且卖主们为了竞相把货物推销给为数不多的买主，也会把新豌豆的价格降低到差不多等于其内在的水平。”（P57）奥地利学派的庞巴维克在《资本实证论》用供求竞争的双向拍卖模型解释价格的形成，其思路与坎蒂隆非常接近。只不过庞巴维克使用的例子不是豌豆而是马，而且庞巴维克应用了“边际”的概念。
货币理论。坎蒂隆的货币理论丰富而深刻，体现出他作为经济学家的真正的洞察力。坎蒂隆的货币理论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洛克的发展。“洛克先生说《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人类的约定使金银具有价值。这是无可怀疑的，因为它并不是绝对必要的。正是这同意约定赋予了并且每天都在赋予花边、亚麻、绸布、铜和其他金属以价值。尽管缺少这类东西之中的任何一种，人类照样可以生存，但绝不能由此而得出结论：金银只有想象的价值。它们具有同生产它们所使用的土地和劳动成比例的价值。像其他商品和未加工的产品一样，只有在支出了大致同所赋予它们的价值相等的生产费用时，黄金和白银才能够被生产出来。”（P54）洛克在《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一文中，一方面从货币金属论的角度，肯定货币具有真实价值；另一方面又认为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是人们通过契约赋予的，是一种想象或者假想的价值。洛克这一观念在随后的时代受到过一些指责和攻击。约翰·罗在其天才而又幼稚的《论货币与贸易》中，就曾经自鸣得意地嘲弄过洛克。其实，货币虽然是从一般商品中分离出来的，但只有它经过“契约”或者“约定”，成为价值的一般代表时，才能充分发挥其作为货币的功能。而货币作为价值一般代表的功能或者价值，并不是货币本身具有的，而是通过人们的想象或者假想或者约定赋予的。不了解货币作为货币的价值来自“契约”或者想象，就不能真正理解货币。坎蒂隆的上述分析说明他理解洛克的思想，也真正理解货币的性质。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也表达了对洛克的认同和支持。现代货币主义的创始人，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在其《货币的危害》中，也阐述了货币的产生于人们观念认同的思想。
坎蒂隆还讨论了流通货币需要量的影响因素的问题。流通中的货币需要量受商品数量、价格水平、货币流通速度及信用交易的影响。货币流通量与商品数量及物价水平成正比，与货币流通速度成反比。坎蒂隆深入分析了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化及其对货币流通的影响，还讨论了由于信用交易及银行券和汇票的使用对货币流通的影响。“借助于估价进行的物物交换不需要很多现金。如果一个酿酒商为一个布商提供其家庭所需要的啤酒，而布商反过来为酿酒商提供他所需要的布料；如果这些商品都以交货时通行的市场价格计价，那么，在这两个交易者之间所唯一需要的现金就是这两笔交易的差额。”(P67)坎蒂隆的这部分分析，实际上构成了后来马克思货币流通量公式的内容。
坎蒂隆货币理论最精华的部分，可能是他对货币传导机制的分析。在他同时代及以往的货币数量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直接导致价格水平的上涨。坎蒂隆不仅看到了货币量变化对价格变化的影响，还看到了货币量变化引致价格变化的过程。他不仅看到了结果，还看到了传导机制。在坎蒂隆的分析中，货币增加不是直接引致价格上升，而是要经过消费的传导。“一国中真实货币的增加将导致消费的相应增加，而后者又将造成价格的上涨。……如果增加的真实货币来自该国的金矿或银矿，这些矿的所有者、投资者、熔炼者和其他所有工人都将根据他们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增加开支。他们将在家里消受比以前更多的肉类、葡萄酒或啤酒，他们将习惯于穿更好的衣服，更精致的亚麻布制品，他们将购买陈设更考究的房屋和其他上等产品。结果，他们将使一些以前无事可做的技工找到工作。……对肉类、葡萄酒、羊毛等等的需求增加了，这将导致上述商品价格的上涨。”（P77）如果流通货币量增加是由贸易顺差引起，则一切参与对外贸易的商人、业主的收入将有所增加，并使为外国人提供商品的工匠和工人得到就业机会，增加他们的收入最终导致消费增加和物价上涨。熊彼特给予坎蒂隆的这一认识以高度评价，认为这是经济分析成功范例。大卫·休谟的《政治论丛》中也分析了货币供给与物价上涨之间的时滞会有经济扩张的作用，但坎蒂隆的优先权更明显一些。
工资理论。在讨论农夫与手工业者的工资差异时，坎蒂隆分析了影响不同行业工资率的因素。“农夫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手工业者的劳动的价值。……那些训练时间最长，最需要创造性和勤勉精神的手艺必然是报酬最高的。……那些伴随着风险和危险的技艺和手艺，如铸工、海员、采银矿工的技艺和手艺，应根据所冒的风险得到报酬；……如果某些职业需要资格和承担责任，如首饰匠、簿记师、出纳员等，劳动的报酬就还要更高一些。”（P10—12）可见，坎蒂隆已经了解到影响行业工资差异的三个因素：从业者的学习和训练费用、承担的责任、所冒的风险。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也讨论了影响行业工资差异的因素，相关章节被认为是整部著作中最引人入胜的部分。在斯密分析的影响行业工资差异的五个因素中，包括了坎蒂隆提到的这三个。斯密另外加上的两个因素，是劳动条件和成功的概率。后一个因素没有从经济学上给予很合理的解释，而对前一个因素的解释则受到了约翰·穆勒的怀疑和批评。斯密说有些职业工作环境恶劣，劳动条件艰苦，作为对劳动的负效用的一种补偿，劳动者能够获得相对较高的工资。约翰·穆勒从劳动市场的角度证明，因为相应职业的劳动者缺乏劳动市场的竞争力，从而缺乏谈判能力，工资总是被雇主刻意压低，因此这些职业的工资恰恰是比较低的。这样来说，斯密关于影响行业工资差异的几个因素中，有价值的分析都是来自坎蒂隆。
企业家理论。最能体现坎蒂隆作为经济学家深刻洞察力的，应该是他的企业家理论。坎蒂隆是第一个推出“企业家”概念的人。他杜撰的entrepreneur一词，有企业家、法人、业主、冒险家的含义。在更重要的意义上，坎蒂隆的企业家有冒险家的性质。坎蒂隆认为，企业家的本质就是冒险，企业家是企业活动或社会经济活动的风险承担者。因为承担风险，企业家收入的特点是具有不确定性。“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除了君主和土地所有者以外，一国的所有居民都是相互依存的；可以把他们划分为两类，即企业家和工资收入者；可以这么说，企业家所拿的是不确定的工资，而所有其他人，当他们有工资时，其工资数额是确定的，虽然他们的职能和社会地位是很不相同的。将军领薪水，侍臣享俸禄，家仆拿工资，这些人都属于上述后一类。所有其他的人，不管是备了资本，还是不备资本，凭自己的贡献赚取收益的，可以认为都是在收入不确定的情况下过日子，都是企业家，哪怕是乞丐和强盗，也是属于这一类企业家。”（转引自[美]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P62 。注：因为商务印书馆版本中所译的不是企业拿而是业主，不适于这里的引用，因此选用另外的出处。）在坎蒂隆的时代，企业形态尚不成熟，企业家作为一个阶层的经济及社会地位也还不明显。坎蒂隆洞察力的卓越就体现在，即使在企业或者企业家的初级阶段，他也能够敏锐地抓住企业家作为冒险者的特质，并将其与其他阶级或者人群区分开来。当他说乞丐或者小偷也是企业家的时候，并不说明他无知，而恰恰说明他视角的独特，洞察力的敏锐。企业家与小偷或者乞丐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在承担风险及收入具有不确定性方面他们是相同的。很多论者说在坎蒂隆的时代企业家还没有正式出现，因此他将企业家和小偷混为一谈甚是荒唐，其实这是完全不理解坎蒂隆思想的深刻。坎蒂隆企业家理论的卓越还体现在，他将企业家的职能理解为冒险，将企业家的收入理解为具有不确定性，这是一个可以与现代经济学尤其是新制度经济学或者企业经济学直接联系的思想。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家奥利弗·哈特的不完全合同理论，企业是合同的载体，而合同由于信息的不完备总是不完全的。合同的不完全就意味着，有些权力可以通过合同界定，成为控制权，而有些权力无法通过合同界定，成为剩余控制权。相应地，一般要素提供者的收入是合同规定的，是确定的；而所有者因为承担了风险或者不确定性，其收入无法通过合同界定，因此具有剩余的性质。当然，坎蒂隆所说的企业家与哈特的剩余索取者身份不一样，不过，因为承担风险而获得不确定的收入，这种分析是完全一致的。因为坎蒂隆的理论创新能力，我相信他就是一个经济学家中的企业家。
人口理论。说起人口理论，总让人想起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核心，说的是人口增长要受到生活资料增长的制约。至于他的两个级数，其实只是唬人的噱头。坎蒂隆当然也明白人口规模受到生活资料供应的限制，他说：“如果所有土地都用于为人提供简单的食物，那么，人类的数目就将以某种方式增加到土地所能供养的那个限度。”（P33）他的这一说法有些危言耸听，不过却比马尔萨斯的两个级数更加生动也更加具有警醒的作用。——“如果人类拥有无限的生活资料，他们就会像仓廪里的老鼠那样迅速地繁殖起来。”（P40）就人口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而言，坎蒂隆要比马尔萨斯深刻得多。坎蒂隆认为，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不仅仅取决于生活资料供应能力，还受到社会习俗及生活方式的影响。他说，中国人对生活要求比较简单，容易接受低下的生活水平，而且有着多子多福的宗教观念，因此人口规模很大。而在欧洲，因为实施长子继承制，形成独身的社会风尚，这是人口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坎蒂隆进一步指出，经济增长也是影响人口规模的重要因素。随着经济增长，可以为人们提供更更多就业机会及更多的生活资料，人口规模将会有所扩大。就此而论，坎蒂隆对人类社会发展前景不像马尔萨斯那样悲观。马尔萨斯以静态的视角理解问题，只看到人口增长给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而没有看到经济增长对缓解人口增长压力的作用。早于马尔萨斯半个多世纪看到作为人口理论家的马尔萨斯没有看到的那些因素，不能不说坎蒂隆在人口理论方面也是卓越的。
国际贸易理论。如果对外贸易中出口土地产品而进口制造品，则一方面造成饲养本国民众的土地的外流，同时本国的就业机会也被外国夺走。坎蒂隆因此主张出口制造业产品和进口土地产品。他说：“减少一切外国制造品的流入，给国内居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是非常必要的。”（P44）“如果巴黎的淑女们喜欢戴布鲁塞尔花边，如果法国人用香槟酒支付这种花边，那么，如果我的计算正确的话，为了购买一英亩土地亚麻产品，就要支付一万六千英亩葡萄地的产品。……大批原来用于维持法国人生活的土地产品流走了。”（P37）坎蒂隆强烈反对进口奢侈品，不仅因为以上经济原因，还因为奢侈品进口会败坏社会风气，甚至会导致亡国。坎蒂隆关于进出口结构以上主张有一些重商主义的味道，他对奢侈品进口和消费的态度也显得有些保守。不过，他关于国际贸易自动平衡机制的分析却又是反重商主义的。坎蒂隆认为，一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顺差，货币流入，其结果是物价的上涨，国际竞争力的下降，顺差将因此而减少乃至消失；相反，一国的逆差导致货币流出，物价下降，国际竞争提升，逆差将因此而减少乃至出现顺差。因此，长远来看，顺差或者逆差都不会持久，国际贸易总体上将是平衡的。“如果每年持续存在的顺差使一国货币显著增加，它就会使消费增加，并提高一切东西的价格，……那些拥有十分充裕的货币的国家往往习惯于从货币稀缺因而物价低廉的国家买进很多东西，……该国的贸易顺差将会缩小。”（P78-79）“国际贸易平衡机制”或者“硬币流动及汇率自动平衡机制”一直被认为是大卫·休谟对经济学的伟大贡献，这是一个在今天的国际贸易理论中还被应用的理论，从以上分析中我们知道，是坎蒂隆早于休谟阐述了这一理论。坎蒂隆还进一步讨论了一国贸易优势的变化导致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的规律。 "顺差国便开始失掉它在贸易中的一些有利可图的部门；该国的许多工人和工匠看到就业机会减少便离开祖国，到建立了新的制造业的异国去寻找工作。……原来的顺差国将开始丧失外贸顺差，并被迫每年把一部分货币送到国外以偿付进口。"（P86）这个被叫做“经济机会转移规律”的思想，一般认为也是休谟的发现，但他的初次阐述，也是由天才的坎蒂隆作出的。
区位理论。现代经济学中的“区位理论”被认为是德国经学家杜能（1783—1850）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中提出的。杜能认为，考虑到市场距离、产品特点，为了节省运输费用以实现利润最大化，需要根据合理布局农产品生产。以城市及市场为中心布局的产业带，形成向外延展的同心圆圈，被叫做杜能圈。第一圈：蔬菜和鲜奶；第二圈：建材和木柴；第三圈：谷物和饲料；第四圈：黄油和奶酪。坎蒂隆也有着近似的思路。他认为，考虑到运输距离，产品特点及运费，应该对产业进行围绕市场的合理布局。一方面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另一方面也是体现经济平衡的要求。“土地的最佳利用方式就是在毗邻首都的乡村生产那些只有付出大量开支或耗损后才能从边远省份得到的产品。……离首都最近的土地用作为市场提供产品的菜园、牧场扥等。……布匹、亚麻、花边等制造业应尽可能建立在边远省份；而以铁、锡、铜等为原料的工具制造业则应建立在因距离遥远而别无它用的煤矿、森林附近。……这样，边远地区的土地将使其得到较高的地租，各省和首都之间货币流通的不平衡将得到调整。”（P73）不能确定杜能是否受到过坎蒂隆的影响或者启示，毕竟在，在杜能写作他的《孤立国》的时代，坎蒂隆已经被学术界遗忘很久了。不过，在杜能之前将近一百年提出这样具有现代意味的经济思想，坎蒂隆的创新和超越还是让人钦佩。当然，杜能作为一个近代或者现代的思想家还是有比坎蒂隆优越的地方，杜能的《孤立国》对经济学最重要的贡献不是提出了区位理论，而是他在研究产业的区位布局的时候，提出了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利润最大化原则。
重农理论。坎蒂隆被认为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重农学派的创始人魁奈的很多思想都直接受到坎蒂隆的影响。在坎蒂隆的观念中，农业是一国经济的基础，土地耕种是一国所有阶级和居民生存和致富的源泉；土地是一切产品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所有居民和阶级的消费最终都来源于农产品；在一国中，只有土地所有者是独立的，其他阶级必须依靠土地所有者生活和致富。坎蒂隆关于农业重要性的观念显得有些偏狭，与他宏大的视野不相匹配。但也正是这种偏狭，却成为重农学派的法宝。在重农学派的所有理论“创见”中，最重要也是他们所津津乐道的是魁奈的“经济表”。重农学派的宣传家甚至认为魁奈的“经济表”是除了文字和货币之外的人类最重要的发明。在经济分析的历史上，“经济表”确实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可以被看成是投入产出分析的早期模型，是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实现问题研究的重要渊源，甚至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初步尝试。不过，魁奈在农业生产背景进行的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考察，在坎蒂隆那里已经有过初步然而明晰的阐释了。在坎蒂隆的分析中，将整个社会分为租地农场主、城市手工业者和土地所有者三个阶级；全部农产品分为三个部分，其中的1/3以货币形式支付给土地所有者作为地租，剩下的2/3，一半用作补偿资本、支付工人工资，另一半是租地农场主的经营利润；土地所有者将所获得的相当于土地产品价值1/3 的地租与城市手工业者交换工业消费品；租地农场主用利润的1/2即农产品价值1/6与城市手工业者交换，这样，全社会农产品中有一半得以实现；剩下的另一半，一部分由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自己消费，一部分作为种子的补偿。全部农产品得以实现，第二年的再生产可以顺利进行。坎蒂隆的分析简明扼要而思路清晰，所要阐发的观点也得到清晰的说明。魁奈的经济表”深奥、复杂而玄乎，看起来也只是一个唬人的噱头。熊彼特的评价也许也许是公允的。“坎梯隆是把这种循环流转弄得具体而明白的第一个入。他提供给我们一幅经济生活的鸟瞰图。换言之，他才是第一个编出“经济表”的人。”（熊彼特：《经济分析史》，商务印书馆，1996，P334—335)
以上思考只是作者阅读《商业性质概论》所获得的零星而肤浅的认识。坎蒂隆的思想深刻而内容丰富，每一次阅读他的著作都可以期待有新的发现，而且实际的收获往往会超过期待。他思想中那些可以直接衔接到现代经济学的内容总是给人惊喜，使人振奋。
坎蒂隆的命运充满传奇，他的著作的命运也颇多波折。在坎蒂隆生前，他的著作因为出版管制或者其他原因没有能够出版，只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学者朋友间流转。坎蒂隆遇害后，他的著作消失了。二十多年后的1755年，米拉波侯爵得到一个抄本，阅读的结果使他对坎蒂隆思想的丰富和深刻大为震惊。于是他出版了这部著作，还写了一部类似研究心得的著作《农民之友》。因为米拉波的这部著作，魁奈与之结识，奠定了重农学派的组织基础。在坎蒂隆有关农业思想的影响下，魁奈写作发表了一系列经济学论文，奠定了重农学派的理论基础。重农学派作为显学风光了二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期，由于其思想的晦涩和矛盾，逐渐被学术界抛弃。坎蒂隆因为被看成是重农学派的先驱者，也逐步被学术界遗忘。
又过了将近一百年，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1835——1882）重新发现了坎蒂隆的著作。杰文斯写作发表了一篇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热情洋溢地介绍坎蒂隆的思想，讴歌他对经济学发展的贡献。杰文斯认为，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创始人，他的思想受到了重农学派的直接影响，而重农学派的基本思想和观念，直接来自坎蒂隆，因此，坎蒂隆才是现代的经济学的真正开端。还可以补充的一点是，斯密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是大卫·休谟在《政治论丛》中体现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观念，而根据以上分析，可以知道休谟显然受到过坎蒂隆的重要影响，这进一步证明了坎蒂隆在斯密思想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坎蒂隆的研究者亨利·希格斯（1864-1940）说：“坎蒂隆对当代其知识领域里出类拔萃的人产生如此重大的影响，以致堪称亚当·斯密之前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亨利·希格斯：《理查德·坎蒂隆的生平和著作》，载理查德·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P209）当代经济思想史学家门罗说：坎蒂隆是“亚当·斯密之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同上，P211）我想说的是，就对经济思想的发展而言，坎蒂隆的贡献也许并不亚于斯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