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需要怎样的发展模式

迟竹强 原创 | 2013-08-15 05:44 | 收藏 | 投票

  关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主流经济学家都引用西方国家70%-80%以上的城市化率。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的观点更具有代表性。他认为只有城市(镇)化才能救中国,王建算了一笔账:从2003年到2007年,中国大概增加了1亿城市人口,与之相对应,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52万亿元。从实际测算看,每增加一个城市人口,还会引来几十万元潜在消费。按照2007年的城市人口计算,如果城市人口翻一番,中国大陆的消费总额有望翻番,即每年可增加10万亿元以上的消费额。彼时,中国大陆的出口额约为9万亿元人民币。“如果城市人口增加1倍,就是一分钱不出口,内需也能把这一块吃掉。”王建说。
  坚持城镇化观点的主流经济学家常识性错误在于:一是只看到城镇化所带来的消费需求而忽略了城镇化所新增的生产能力,并且提高城镇化水平所新增的生产能力远大于其所带来的消费需求,新增城镇人口坐在家里只消费不生产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办不到。二是没有看到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员。
  经济学是研究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的关系,所以经济问题应该从供给和需求、生产和消费方面分析。工业方面:
  第一、社会发展自从剩余产品出现后,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作为社会的人借助生产工具形成的综合生产和供给能力远大于他自身的综合需求和消费能力,由此形成的社会产能过剩导致经济供需失衡是西方国家历次经济危机的根源。
  第二、工业生产基本上不受季节、气候和天气的限制可24小时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和供给能力可无限扩张,社会生产供给的增长速度会远大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所以不管政府如何人为扩内需总是远远满足不了资本的贪婪和逐利性,大家都见过加班加点的生产,谁见过加班加点的消费?
  第三、政府投资只是在项目建设期间有社会消费需求,但最终结果是直接或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拿修路来说,在施工过程中会对钢铁、水泥、机械设备等行业形成一定的社会需求,但道路畅通后运输能力提高就会间接提高社会生产能力,修路的最终结果和最终目的不会永远停留在在修路的过程中。2009年4万亿投资最终结果是提高了工业的生产能力而不是社会的消费能力,反而加重了经济的供需失衡。
  第四、城市服务业像“毛”一样依附于工业这张“皮”而不能单独存在,只有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才能带动服务业的发展,西方国家先有发达的工业以后才有发达的服务业,而不是相反。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离开工业发展服务业只是一厢情愿的空谈。
  第五、随着科技创新和机械化、自动化程度的提高,机械替代人工是大势所趋,工业生产和服务业所需人员和人工逐步减少。我们常见挖掘机、叉车等的应用就节省了大量人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根本不需要很多人员。
  综上所述,因为没有只消费不生产的城镇化,城镇化虽能带来一定的社会消费需求但同时会形成更强大的生产能力造成更严重的产能过剩,所以中国城镇化的道路应该注重质量而不是简单的人口数量比例。中国经济一方面工业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老板跑路企业倒闭,一方面城市盲目扩张许多耕地被毁,农村人去房空,粮油大量进口,根据海关统计,2012年1-11月份,中国小麦、玉米、大米三大作物的进口数量合计是1077.5万吨,同比增长了294.5%,进口大豆5249万吨,同比增长11.4%,均创历史新高,其中大豆的对外依存度达85%以上,中国由粮食出口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由于化肥、农药和激素的大量使用造成化学污染使土地的肥力下降,食品质量让人堪忧,同时毒奶粉、毒大米、地沟油等人为问题也层出不穷。中国现在最大的内需不是房子、车子而是放心优质的食品,中国人现在需要吃得饱和吃得好。
  中国实体经济供需失衡和产能过剩的现状全社会已经达成共识,24个产业部门里面有21个产业过剩,并有220多种产品世界第一。在不发生世界性战争和全球性自然灾害情况下,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出路在于:一是通过科技创新创造新的需求,这需要时间。二是压缩现有工业过剩的生产能力,使生产和消费达到平衡。由工业向农业、城市向农村转移劳动力,发展有机农业,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在吃得饱的前提下,追求吃的好。因为农业要受季节和气候的限制并且效率和品质难两全,提高品质必定降低效率。
  科技领先和不断的科技创新是西方国家城市化的基础,2008年以来的事实已经证明,靠强征土地、消耗资源、污染环境、缩减社会福利和剥削劳工来发展低水平、低附加值工业的城市化道路走不通。结合我国国情和多丘陵的自然地理环境,中国经济要走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道路。
  一、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工业需要的是大学生,发展两头压缩中间制造业过剩的产能适合我国现阶段的人力资源结构。
  二、精耕细作能提高农田的有效耕种面积和有效产量。大规模机械化作业,丘陵、梯田、地头、地尾、地边等都要弃耕,同时机械化收割收获也有不可避免的浪费,农业机械化只是节省了人工对提高耕种面积和粮食产量没有任何益处,精耕细作符合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和多丘陵的地理自然环境。在这里声明一点,精耕细作并不排斥科技和机械化,不适合机械化作业的田间地头和机械化的不足,人工来补充,不能抛荒弃耕和避免收获的浪费。
  三、种植养殖结合能形成小型的生态循环系统,施用有机肥减少化肥的使用,能增强农作物的抗病性就可减少农药的使用,能生产出高品质的有机农产品。农业为中国人提供绿色有机食品,国民体质的增强就能增加对疾病的抵抗能力,减少对药品的依赖,减少不知名疾病的发生和传播,也会减轻了医保体系的压力,种植养殖结合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生态社会效益。另外,化学肥料对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已经到了极限,而且化肥对农作物提供的营养并不全面。中国所有耕地的营养成分中普遍是氮磷钾过剩,有机质不足,同样的田间管理施用有机肥和少量化肥的农作物比单纯大量施用化肥的农作物抗病性强、产量高和质量好,在北方苹果和葡萄的对比试验中效果很明显,不用仪器凭感官就可判断出来。
  四、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道路,食品安全、每年春运、留守儿童、社会治安和社会就业等问题可迎刃而解。同时,广阔分散的农村比人口集中的城市更有益于社会稳定,20年前的政治风波广大农村是相对稳定的。
  五、只有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小而精高品质的特点才能与美国机械化超级农场式的农业进行差异化竞争,否则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落后。政策适合,农业、农民、农村不但不是国家的负担,还是中国经济下一步发展的引擎,人均耕地面积还不如中国的荷兰设施农业以及法国的葡萄酒和香水傲视全球,对我们就是很好的启示!
  六、世界工厂是中国再给世界打工,也是西方国家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和奴役,消耗资源、污染环境、附加值低的加工制造业处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下游,并时常遭到国外的双反调查,打工经济没有任何话语权只能任人宰割。科技创新能创造新的需求,引领世界的发展。中国崛起要靠科技创新和高效高附加值的工业,打工经济和荒废农业的低水平城镇化没有出路。
  配合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科技创新、高效高附加值工业的发展道路必须进行相应的土地政策调整和基层政府机构改革。
  一、土地政策调整要抑制大规模的土地兼并和停止城市扩张征地,放弃中国低水平的城镇化道路。精英的城市,大众的乡村,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任何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借鉴中国古代的以工代赈改革现行的低保制度,采取相应政策,使城市中失业人员和有劳动能力的低保人员向农业转移,使没有能力消费有机农产品的市民向农业转移来生产有机农产品。同时也不要使返乡的农民工无事可做,坐吃山空。这不单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问题,田园式有机农业中家禽牲畜的散养自然生长、人造有机肥改良农田土壤、农村水利等基础建设都需大量的劳动力,关键在我们要组织和利用好,天生万物,皆有所用,大致广宇,小至微尘,大用小用,贵在其用。
  二、基层稳则国家稳,与精耕细作种植养殖结合的田园式有机农业和政府机构大部门体制改革相配套的基层政府机构改革,我的看法是合并自然村,实行行政大村制,将村正式纳入国家的行政系统。同时取消乡镇一级地方政府,但不裁减一人,其党政人员两人一组轮流休息住村任职,实行8小时工作24小时值班制,以此来加强基层领导。县直接管村,缩短行政环节提高效率,这样避免基层工作人员都挤在党政大院内喝茶、看报勾心斗角,同时也尽可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不需裁员,滥竽充数者会主动请辞。同时,中央、省、市、县各级机构也要抽调人员分批轮流住村任职,同样是两人一组,住村工作一个月,回家休息一个月与亲人团聚,每逢国家的假期,家属孩子也可到村里来与亲人团聚,真正体验农家的苦与乐,城市长大的各级干部不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如此以两年为期分批轮换,谁也不会有怨言。这样既加强了基层领导提高了行政效率,又解决了政府机构改革的人员安置问题。条件时机成熟时再取消地区级政府,最终形成省、县、村三级地方政府机构的格局。广东乌坎事件中副省长带队驻村效果举世公认,这些好的做法应该坚持和推广,防患于未然不要等到局势恶化到不可挽回的地步,中国的人民公仆才亡羊补牢!
  中国教育、医疗等公共事业也可采取教师、医生分批轮流下乡的办法来取消城乡差别。其实在上个世纪90年代前期,在农忙时节党政干部、军人和学生都下乡支农,经过90年代中后期的改革才逐渐消失,加剧了城乡差别,中国农村开始走向衰败。所以只有正确的改革才是中国发展最大的红利,相反错误的改革和决策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灾难,中国人应该反思为什么从时间上来说不到30年的计划经济改革改了30多年,却问题堆积如山?
  面对世界复杂的经济形势,需要领导人转变经济发展方向的魄力,民众信心来自领导人的魄力! 危机关头更需要的是领导人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决断,不要把时机都浪费在会议和研究中!困难时期更要体现社会公平,只有在公平的社会环境下,上下才能同心同德共度时艰,举国之力十年时间而某某功屡禁不绝,我看不少人是被不公的社会现实推向对立面,不平则鸣而已!只要公平,社会自然稳定,全能神之类邪教也不会产生和发展,更不需要巨大的花费来强力维稳,没有公平不会有正确的决策,没有公平改革也没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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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籍:烟台招远,80后,中国智库发起人,人大财经论坛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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