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零零星星的收藏品中有一类东西值得我玩味和思考，这种藏品叫——地契。
地契是买卖土地时双方签订的契约。地契分为白契和红契。买卖双方未经官府验证而订立的契据叫做草契或白契。立契后，经官府验证并纳税，由官府为其办理过户过税，钤盖县州府衙的官方大印，便成了官契，或者也叫做红契。我收藏的地契从清康熙年间至民国，最迟到一九五三年便戛然而止。从此以后，地契作为一种契约阶段性的消失了。
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表明，土地一直是私有制形式存在的，土地私有制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并无半点冲突。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就是五千年的农耕文明，中国人对土地的感情和对土地的深爱，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公元前665年，最终成为一代霸主的晋文公重耳受到迫害四处逃亡，曾向一个农夫乞食，农夫并没有给重耳提供任何食物，而是抓起一把黄土递给了重耳，重耳忍着饥饿却心存感激，认为这是上天的赐予，黄土意味着他将拥有大片的土地。1938年，年轻的诗人艾青面对祖国被日寇的铁骑蹂躏，写了《我爱这土地》的不朽诗作：为什么我的眼睛常含着泪，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
新中国的建立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阶级这个庞大的群体。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创新正是基于农民拥有巨大的革命力量，这种力量最初的动能无疑与李自成提出的均田免粮没有本质的差别。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党就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在东北、华北等老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使一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华东、中南、西南、西北等新解放区实行土改，使全国三亿多农民获得了土地，实现了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在广大农村就形成了以各家各户、个体经营为主的小农经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然而源自大革命时期“耕者有其田”庄严承诺，仅仅让土地私有存在了四五年，有些地区由于土改进展缓慢，农民拿到土地权证后便匆匆忙忙的在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还没有明白过来，又失去了土地。
一份1953年颁发的陕西省宝鸡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表明，第一区西堡乡第三村居民付某，依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护农民已得土地所有权”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有证”之规定，确定本户全家所有土地共计：可耕地九亩，非耕地三分，房产四间，地基五分均作为本户全家私有产业，有耕种、居住、典当、转让、赠与、出租等完全自由，任何人不得侵犯。权证上有时任县长祝寿山、副县长王子清及宝鸡县人民政府朱印。
这样的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证书，在党的政策带来的政治运动面前最终成为一张废纸，大部分被糊墙或者付之一炬，而绝少遗留下来，即使流入收藏品市场也不过价值百元而已。社会主义改造使土地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集体所有，农民依旧是土地的主人，只是主人仅仅拥有在土地上劳作的权利。人民公社经过二十多年建设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迈进的伟大实践，使新中国的农民饱尝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艰辛，最终在1978年土崩瓦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农村改革的基调，在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即土地再次向农民的最初需求靠拢，生产力迅速得到解放，粮食问题初步得到解决。但是这样的结果，却给政府带来一个三十多年无法回避的问题，在任何一个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地位的国家都不存在的——三农问题。
农村经济改革后的最初阶段，大部分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随着市场经济日趋成熟，原有的二元社会、经济模式严重的制约了农村的经济发展，农民受教育、就医、养老等社会权益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农民作为一种职业，依靠农业生产面临着严重的生存挑战。党的后续政策应运而生，税费改革，工业反哺农业，粮食补贴，保护价收购，但是三农问题依然没有从根子上得到解决。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三十年来，党的三十多个一号文件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改良措施，而不是触及农民利益的改革，这个能触动的亿万农民深层次利益的改革无疑就是土地制度改革。
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是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在经济体制改革中，通过对国有企业的改制，一夜之间便实现了私有化；通过股份制改造，街头巷尾卖冰棒的老太太也可以持有央企的股份，民营企业在华尔街上市的路子也是完全顺畅的。私有（民营）经济与集体经济、国有经济已形成“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格局，私有化在二三产业领域完全没有政策和法律的障碍。
但是，对于农民来说，却不敢对自己祖祖辈辈耕种的土地产生哪怕一丝一毫的归属感。农民可以拥有现代化的农机具，可以拥有任何通过流通环节而来的生产工具以及生产资料，并且使其私有化，但是土地，这种最核心的生产资料却是公有的，这样的生产关系必然成为一对矛盾统一体。农民可以在宅基地上盖起小洋楼，但却不知道何时会遇到强拆。
近十年来，由征地、拆迁、宅基地引起的信访事件在越级访和群访中占有较大的比例，而新一轮城镇化的推进必然加剧这一矛盾的形成。试想一下，如果农民失去土地，那么农民将不再是农民，会变成流民。虽说农民可以进城务工，但是农民在城市能享受到市民一样的待遇吗？城市能承受多少这样的失地流民，怎样的体制才能解决如此庞大的流民问题，流民阶层的会否构成巨大的社会问题。
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是以农民付出土地代价为前提，政府决策的每一次积极财政政策和投资拉动内需，都是以剥夺农民土地为根本基础。房地产、高速路、高铁、高新区、城镇化，名目繁多，当这些投资成为JDP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民和农民所依赖的土地问题就被完全忽视了。对于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农民只能作壁上观，因为他们得到的远远没有他们付出的多。
假设，我们土地是私有的。那么农民的土地将理所当然的成为农民的财产，那么土地的交易、典当、出租将为农民带来稳定的收益，拆迁会被法律框架下的土地购买替代，无良商人不会在土地问题上囤积居奇，矿产资源不会以国有的名义中饱私囊，城市不会无序的扩大，地方财政不会过分依靠出让土地，投资拉动会让步于改善民生，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不会集聚，经济增长的过热会得到遏制，三农问题完全得到解决，整个社会的浮躁现象会稍有改观，国家和资本权贵的垄断现状将大为改善，城市居民不会为拥有七十年房产而焦虑。
私有制已经无孔不入的当下，土地政策铁板一块，首先保护的是政府的利益，其次是充任了权贵资本的帮凶，为他们的原始积累或者说体制保护下的圈地运动提供了方便。农民，失去土地，就失去了农民这种职业，作为国有企业改制的牺牲品，城镇失业者问题尚未解决，当面临数十倍、成千上万倍失业农民，我们的政府是否有所前瞻。
拥有土地，就拥有家园。为什么国人的眼睛常含着泪，因为他们对外国的土地爱得深沉。大量的外出移民，大量的资本移民，正好说明，我们走市场经济的路子还很漫长，我们根子里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私有财产还没有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当有一天，除过非洲籍，我们国家非法移入移民问题成为社会问题，恰好说明我们国家有完善的政治制度，有公正的法律，有富裕的生活，有优美的生活环境。
我手中的这些地契，无可辩驳的表明，它的法律约束力不会因为政权更替而失效。民国政府，核查土地时，会为前朝的地契加上契尾，进一步确权；新中国也曾经短暂的认可民国政府的契约而颁发所有权证。我在大量收藏地契的同时，感觉不是收藏的快乐，感受的是地契失去合同价值的悲凉，如果地契上的土地还存在于业主手中，我毋宁一份地契都没有。
拥有土地，在历史的长河中，一直是国人的梦想，土地梦的实现必将中国人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