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旧4万亿的投资拉动对比（8月18日）
关键词：新4万亿 投资拉动 治理污染
2013年8月1日，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会议确定重点要加强市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加强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及再生利用设施建设，加强地铁、轻轨等大容量公共交通系统建设等。
不久前，据环保部等透露，我国将投资1.7万亿元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将投入2万亿元进行水污染治理。再加上此次公布的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舆论纷纷议论“新4万亿”已经悄然来临。
民众本能地想起2008年底，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投入的4万亿，并将这两次进行对比。虽然依然有人吹毛求疵地认为，这不过是在出口与消费拉动内需先后不见起色之后，领导集体无奈地臣服于唯GDP论者的脚下，换汤不换药地饮鸩止渴，继续通过投资方式来维持GDP迅猛成长，以维持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心。
但在贾春宝看来，2013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与五年前相比还是有很大的不同。至少投资领域较为不同，而且其投资背景，以及投资参与主体亦大相径庭。
2008年的“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主要投资于铁路、基础设施，环保虽然亦在其内，但其规模仅为2100亿；而当下已经悄然来临的“新4万亿”投资计划，则首次将环保列为中央投资计划的核心所在，其投资规模将高达1.7万亿元，而且与“旧4万亿”过于侧重于城际交通相比，“新4万亿”则将包括地铁、轻轨在内的城市交通作为重点。
2008年的4万亿，更多的是试图在低迷的国际经济中，树立一面旗帜，用市场与资本换取外交与国家形象上的收益，盛宴过后所留下的，不管是一片狼藉还是一地鸡毛，都是需要留下来的继任者去收拾的，因此“新4万亿”是要能够做到增长与民生兼顾，更多的是为当初的疯狂决策买单。
2008年的4万亿的重点是建设，虽然多少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所带来的负面效果也很明显，建设之中带来毁灭性的资源污染，由于官僚所形成的利益集团，以及对外资谄媚所形成的利益外流，过剩的流动性以及汹涌进来的合法与非法热钱，推升的房价以及CPI，都使得民众更多的是怨言。
如果说2008年的4万亿投资拉动，更多的是应对全球金融风暴所带来的恐慌，用中国人自己的钱，通过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给陷入极度恐慌之中的国际社会以信心，并使得我们的生存环境迅速恶化，甚至满目疮痍的话，那么2013年的4万亿新政，则更多的是在收拾烂摊子，为跑得太快的中国经济擦屁股。
不可否认，“新4万亿”带有一定的“稳增长”意图，但主要是为了做到增长与民生兼顾。针对大气与水污染的治理，就是值得称道的明智之举。
2013年的4万亿，更加注重的是软实力的积累，而不是硬性的物质资源与建筑材料的供应，从满目疮痍之中恢复相对整洁的环境，而不是加大土地审批力度，让“大生产”的风气吹得更猛烈一些。2013年的4万亿是收拾残局，是在给前边的擦屁股，在收拾一地狼藉。
2008年的“旧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是为了避免我国经济遭受过大的外部冲击，以达到“保增长”之目的；而当下之所以启动“新4万亿”投资计划，则是因为我国历年堆砌的经济扭曲内因，所导致的近来宏观经济的持续下行，需要相对保持一定投资规模进行一定程度的“托底”。
令人关注的是，地方政府“稳投资”计划的资金从何而来？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当前面临三难：一是受经济减速与房地产调控深化的影响，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收入大幅削减，财政收入矛盾更趋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一些财政困难的县，出现了收“过头税”的苗头。
二是目前地方政府备受债务问题困扰。由审计署发布的数据可以大致估算，截至2012年年末，中国存量地方债约在12万亿元的水平，一些地方平台本身已负担过重；再加上监管层严控金融机构以非正规的方式向平台输血，地方政府“稳投资”的意愿虽宏大，但恐怕会成为空头支票。
三是中央政府的动向。在以往，地方上的一些大项目，往往会借由中央政府的审批，从金融机构套取资金。但自新一届中央政府强调简政放权，将审批权下放后，中央政府不再为地方项目提供隐性担保，资金的筹措将更成问题。
政府的财政收上去就需要花出去，众望所归的是，用于治理水污染与大气污染，还我们一个相对洁净的生活环境，总比大兴土木强得多吧。相信“新4万亿”投资参与主体也将更为多样性。这4万亿所起到的杠杆效应，会吸引更多的外资与民间资本来参与中国的水和大气的环境治理中。
那么钱从哪儿来呢？“旧4万亿”投资刺激是以行政主导型为主，实施主体绝大部分为央企和地方国企，且融资渠道以指令性（或变相）银行信贷为主。而“新4万亿”投资计划则明确“凡社会能办好的尽可能交给社会力量承担”，这说明“新4万亿”投资计划具有明显的市场化特征。
以北京市发改委日前发布的《引进社会资本推动市政基础设施领域建设试点项目实施方案》为例，方案提出北京市市政基础设施全部向社会资本“开放”，且3380亿元的总投资中，拟引进社会资本1300亿元（占比近40%）。如果以此类推，则此番已然来临的“新4万亿”投资计划，将会引进社会资本高达1.6万亿元左右。
虽然2013年以来中国政府高层已多次重申不会推出任何全国性的刺激措施来避免经济大幅放缓，但不排斥中央提供“非官方经济刺激”来帮助重点城市提振经济增长的可能性。
当前，中国政府面临的艰巨挑战是要把经济放慢，而且放慢的同时又不出问题，并能够推动结构性改革。无论选择什么时机推进改革，改革总是有成本的，但改革与错失改革的时机相比，拖延改革的成本最大。
有消息称，上周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署协议，将向后者提供2500亿元信贷，这相当于上海去年GDP的12.5%。上海经济的持续增长，对于中央政府确保全年7.5%的GDP增长目标而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一家国有银行与上海这样的城市签订如此巨额的贷款协议，被认为是罕见的。
事实上，除了中国农业银行与上海市政府签订合作协议，国家开发银行最近也是动作频频，在短短十几天时间里，就与多个省政府密集签订合作备忘录。
据说，目前已批准建轨道交通的城市有36个，到2020年，我国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近6000公里，在轨道交通方面的投资将达4万亿元。
江苏、安徽、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多个省市下发文件，或进行部署，或召开相关会议，要求各地继续加快“十二五”规划中明确的铁路、公路、机场建设，做好与国家相关部门的衔接，并做好城市基础设施、棚户区改造等项目储备，以便促进投资的快速增长。
面对新的投资规划，我们总是有一系列基本的问题，比如钱来自何处？投资给谁？真的能到位吗？究竟会取得什么样的效果？
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当我们面对民间产业生存举步维艰，地方政府负债严重的局面，只有两个选择，或者是从中央财政与银行增发更多的流动性中来，或者是吸引外资，并把更大的市场与更为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出让更大的市场份额。
地方政府普遍债务负担很重，土地财政又难以为继，这显然是中央与地方政府新的一轮博弈。现在整体而言是中央政府有钱，地方政府负债；国企央企有钱，民营机构艰难，真正在每个年底突击花钱的都是国企央企，以及公务员阶层，而民营机构则终日惶惶于应收账款以及所欠债务之间的关系如何协调的问题。
不管是从发行国债的角度，还是从发行货币的角度，以及在税收积累的角度，中央政府都拥有充足的资金储备，所欠缺的也仅仅是政策的方向性指引。在这样的时候，如果中央政府再吝啬投入力度，那么只会让外资创造更加繁荣的市场空间，并逐步面临国际资本尾大不掉的局面。
2013版的4万亿，颇有些政策上的改弦更张之意，虽然都意识到GDP不能轻易掉下来，否则也不会继续投入大力度去投资，从投资之中要效益，以资金换取发展，虽然有饮鸩止渴之嫌，但毕竟比坚定地执行错误路线要好。
其实中央与地方之间不是纯粹的博弈关系，当地方政府确实缺钱的时候，中央政府不妨“慷慨大方”一些，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的时候，能多一些远见与协作，少一些计较与算计。比如温州这样的，可以放开对房地产方面的限购政策，拉动新一轮房价的上涨，并从土地款与税收之中自己想办法。
我们现在的领导人比前几任都要清醒一些，至少他们更懂得尊重草根中的精英言论中的含金量。至少知道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道理，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以及断章取义的文字狱，会让官民矛盾更加难以调和的这种逻辑关系。
至少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开始更多地关注民众的生活质量，在杀伐一些贪官之后，能把重点放在百姓生存空间的改善上，对来自民间草根的言论约束的尺度在放宽，至少因言获罪的几率在降低。
至少我们的最高领导层知道，在利益导向与感情上的内外有别，在关系上也有亲疏厚薄，一味的讨好国际势力，并不能让自己的政权得到稳固。而民族内部所产生的力量，足以帮助他们应对来自外界的很多压力。
我们终于将改革之剑放在了银行的头上，这些靠吃皇粮、享受政策并巴结国企央企就可以活得很好的金融机构，也是要正视来自市场的竞争的，也是要顾虑到股民与小微客户的感受与意见的。
当竞争到了银行层面，存贷款利率的束缚放开之后，银行之间的竞争将会越来越激烈，从政策性支撑变成更加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银行经营不善就有可能会破产倒闭，在那样的时候，从银行危机所引发的焦虑，将会从储户、股民、监管机构等蔓延开来。
或许我们会看到小银行的私有化，或许我们会看到某些银行门口出现挤兑现象，但那更多的是相对比较遥远的景象，但假如我们的银行机构能居安思危，多做一些避免厄运降临在自己头上的努力，则或许中国会距离市场经济国家更近一些。
贾春宝
2013年8月18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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