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的冲击与伤害(9月25日)

贾春宝 原创 | 2013-09-25 08:19 | 收藏 | 投票

中国从来都没有经济学家获得过国际级别的大奖,甚至基本没有基于中国本土,立足于中国传统的经济学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遗憾。

贾春宝个人认为,中国没有诞生伟大的经济学家固然是一种遗憾,但学贯古今的经济学家的出现,以及他们把基于对经济学的理解进行传播,尽管那是中国进行开放所避免不了的,也是中国成为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所不可缺少的,但从客观效果看,那恰恰是对中国传统具有重大的冲击与危害的。

一、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之差异:

中国式的教育更多的是正统教育,稍微离经叛道就有可能遭遇个人被诛杀,家族被灭门。所以站队与政治立场是最为基本的自我保护之道,这一点跟宗教教会统治下的欧洲没什么区别。毕竟在数百年前,当犹太人开始用放贷赚钱的时候,也要面临道德的谴责与惩罚的。但中国传统经济模式与西方市场经济模式之间存在重大差异。

是内敛型的生存还是外向型的发展,这是中国与西方的核心差异。

在市场经济主义者看来,在经济学之中,能形成价格机制的东西才是市场,虽然“市”的意思是交换;“场”的意思是场所与场合,但市场未必是有形的交换场所。那些诸如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外汇交易所、产权交易所之类的无形交换场所,也是市场。

核心要素是:在西方的概念之中,市场的买卖双方通常都彼此不认识。所以,其中更大可能会有欺诈。正因为意识到这一点可能性的存在,所以才会将诚信商品化,并使得诸如保险、期货之类的虚拟市场才会拥有更好的土壤。陌生人之间从事贸易所必须的契约精神,反而成为欧洲市场经济进行财富积累的基石。

中国人对市场的理解与欧洲人截然相反。在中国传统的市场观念之中,生意是在熟人之间,做生意是需要以做人为基础的,生意基本都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基于信任才会有的,一旦出现欺诈或不诚信的情况出现,那么生意做不成,就连自己的生存都被封杀了,还要连累自己的家人。乡里乡亲的人之间才会形成童叟无欺的机制。

中国传统经济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在满足自己的基础上,把自己用不了的东西拿出去换回金钱与生存所必须的其他东西,虽然也会拿到集市中去出卖,但生意基本都是在熟人之间做的,所以在经商的时候“童叟无欺”是最基本的。

在中国古代的商人是排在最末等的,所谓“士农工商”,虽然在西汉以及之前,曾经有过相应的地位,但至少在科举制度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唐朝,商人的孩子参加考试,连马都没有资格骑,而只能骑驴。

中国人讲“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在民间亦有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说法,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荣辱往往会成为整个家族的标签,所以假如在经商过程中,掺杂了欺诈的成分,丧失了基本的诚信,不仅自己的生意根基荡然无存,自己的生命也会有抹不去的污点,这个污点也会让整个家族蒙羞。

内心向善的本能以及外来的压力,使得在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商人深切地感受到,假如缺乏诚信的支撑,就很难再立足。

甚至中国的商人胸中也有道义,比如从司马迁的《货殖列传》,到中国传统的徽商、晋商、浙商等著名的商帮,都有铁肩担道义的侠义之士,在野则赈济灾民,在朝则主动劳军。在中国遭遇列强侵略的时候,总是会有商人自发地做一些义举。

西方(特别是欧洲)生意更多的是基于城市,而在陌生人之间做的,所谓家族荣辱也大体是贵族阶层的事情,平民家庭并没有那么强烈的荣辱观念,商人也没有那么沉重的精神负担与外在压力。

在西方商人看来,所谓诚信并不是关乎生死的问题,而更多的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成本因素之一,而这个因素完全可以通过契约精神以及保险等金融手段来解决。

在西方,诚信更多的是标榜在外的,是具有传播价值的,是让自己的生意锦上添花的,是一种可以花钱购买的荣誉;但在中国,诚信却是存乎于内心,是自己个人以及家族荣辱的基石,是一旦失去就无法复得的,所以会倍加珍惜。

基于亚当斯密的自立的本能需求所产生的,推动人类时候发展的那只“看不见的手”所形成的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所构成的城市文明往往是匿名的关系。当原本把诚信当作生意与做人的基石的中国人发现,原来在陌生人之间做生意不需要遵循诚信法则,原本纯粹的中国式的道德观念也就崩塌了。

中国传统的经济模式本身是自给自足的经济,而不是依靠侵略和扩张的手段来实现经济增长,不像欧洲那些国家一样,靠贸易与金融奠定自身生存的基础,用船坚炮利等武力手段,以及宗教式的价值传播,从市场经济角度与思想意识形态方面让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沦落成为殖民地。

二、西方市场经济模式对中国的冲击是导致中国落后的核心原因。

即使在马可波罗之后的500年之内停滞发展,中国依然在1840年为全世界总产值的1/3,并在1890年迅速下滑至全世界的1/100,这其中有很多因素造成的。包括西方从技术革命到金融创新,从自由贸易到战争殖民的循环,侵略所造成的财务掠夺,民众精神萎靡等等。

即使在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经济数据上表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却也同时不能忽视环境污染、良知泯灭、政治腐败与权力寻租、传统沦丧之类的弊端。当民众为此成就而弹冠相庆的时候,理性的人却看到很多悲凉。

中国经济的传统模式,是基于农业之上的,由于农业而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那些人口构成了强大的军事实力,聊以自保。在欧洲就没那么简单,欧洲那些国家,因应地理、气候、民族特色等因素,而有不同的生存与发展模式。

重农主义在18世纪流行于法国,他们认为只有农业才创造价值。重商主义流行于英国,认为贸易才会让物资的价值最大化,重金主义依托于意大利,在不同货币之间的自由兑换,以及高利贷所带来的资本的力量,通过推动贸易而让制造业获得加速度,而终极是作用于科技的伟大创新的。

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贸易运输,都是需要建立在更为广阔的市场范围之上的,当市场细分之后,所有人都希望增加自己的贸易顺差,所以就会产生冲突,当基本的贸易规则无法解决那些冲突的时候,就必然要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当资本的力量在科技、农业及制造、贸易与金融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就对国家的强盛奠定了基础。

重商主义对中国而言是对传统的背叛,因为市场经济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到穷兵黩武的帝国主义阶段,再到血腥的金融资本主义阶段,我们越来越深切理解甚至在内心认同各个阶段的资本主义所发动的殖民主义战争、军事侵略以及金融资本对市场与核心资源的掠夺,并有些真心感谢当初欧洲列强对我们的侵略了。

对西方经济学的认同恰恰把我们的这种价值观摔得粉碎,让我们对祖先的态度发生迷茫,也会导致我们在随后的发展中做出错误决策。我们甚至认为那些侵略者是对本国子民负责任的态度,在某些方面恰恰是对落后的社会制度的打击,因为落后所以才会挨打,资源掠夺与战争赔款更多的是在支付学费。

英国人从中国得到丝绸与瓷器之类的手工艺品以及茶叶等必需品,从澳大利亚得到畜牧业的支撑,从南非得到黄金之类的矿产资源,从印度、斯里兰卡等国家得到香料。

英国在扩张自己所能控制的版图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以移民与拓荒者的形象出现,在别人没有意识到自己吃亏的时候尚且遵循贸易原则,但当对方意识到自己吃亏,甚至尊严受到危害并进而掀起反殖民主义运动之后,基本就是会爆发战争,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武力之后就是胜利者从失败者那里变本加厉地索取战争赔款。

中国从1840年到1890年的50年间,GDP总量从占全世界的30%多锐减到不足1%,这种基于战争游戏规则的掠夺是无法被忽视的因素。

政治经济学体系是建立在人基于生存本能之上的社会分工,并在原始积累的基础之上,从温饱到奢华以及浮躁之贪欲的不断满足的基础之上的。

工具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不仅给人类社会的劳动更加高效,而且成为恃强凌弱所依托的辅助力量。这个从大英帝国时代的船坚炮利到当今美国军工所支撑的太空精准打击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无非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强盗逻辑。

在经济学理论的支撑下,正因为市场分工需要更广阔的市场之间进行自由贸易,那些市场往往不仅是跨地区,而且是跨国家、甚至是跨越大洲的,所以才会有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的渠道逻辑——强大者也有压力,要想避免挨打,只有让自己强大起来,你强大之后就可以去欺凌与侵略比你更弱小的经济体了。

三、对西方经济学的研究与传播成为让我们的历史观发生逆转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的历史,至少在某个阶段是与外界息息相关的,比如戚继光抗倭、三元里与冯婉珍抗英,义和团抗击八国联军的入侵,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中越战争与中印战争等等。无数先烈在抵抗侵略的战争中抛头颅洒热血为国捐躯,成为民族英雄与值得后人缅怀的精神财富。

从民族情感角度,我们无法原谅西方列强在中国近代史上所犯下的罪恶,铁蹄与强盗仅仅是外在表现,在背后起决定性作用的是那些君主与战争决策人。

但当我们从学习中知道,西方的君主与国王也是需要有相应的职责的,因为他们得到了子民所奉献的税收,就需要承担相应的职责。为了子民利益最大化,那也是国家与政府应尽的职责。

亚当斯密探讨了君主或国王的收入(财政)分配问题。作为国王与君主,以及作为他们的权利执行代理人的政府都有天职,所谓天职包含至少三个方面的义务(保护独立国家即“国防”;保护公民个人即“司法”;建立并维持公共设施即“民生”)。

从职责的角度看,强化军备为自己的市场开疆拓土,责无旁贷,只有做到才是正常的。假如享受财政收益却做不到保家卫国,并为自己的子民谋取福祉,便是从君主到政府的失职。

我们的屈辱恰恰是那些欧洲帝国君主与国王的荣耀,是他们无奈地把自己的职责用战争的武力发挥到极致的功勋。而那些侵略者,也成为本国家的忠烈之士,而有权利得到后人的敬仰,正是从这种角度的转化过程中,我们迷失了。

保持垄断地位,是需要为自身的市场打造更为安全的成长环境,不会由于自由竞争而让自己产生焦虑,并放弃自己的成长道路。

亚当斯密的理论,也是从分工开始的,分工可以做到熟能生巧,而且会避免转换工作所形成的“浪费”,促进某些技术的发明与改进,这是细分市场与蓝海战略的基础。市场经济是主张自由贸易的,是基于趋利避害的本能而产生的。

由于分工,我们节约了时间,可以更专心地去处理自己“专业领域”之内的事情。只有分工才能协作,才具有专注的精神,分工意味着承担份内的责任。

分工使得我们在想要使用铅笔的时候,不需要去种树、砍树、运输木料、并把木料裁开;不需要寻找铁矿、炼铁、制造电锯;不需要挖煤发电,不需要去生产橡胶,然后用铜片绑在里边有石墨的小木棍上面,不需要监督铅笔制造的过程,不需要去运输,而只要跑到离家最近的商店花钱买来使用就可以了。

在君主与国王的利益这个部分,亚当斯密说,君主与国王(当然更包括作为他们职责的代理人的政府)主要是靠税收来维持生存并获取利益的。由于从民众的角度,从自由市场的角度,收税是对私有权利的侵犯。亚当斯密对于收税也提出了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在已经过去的200多年之内,一直作为政府税收的最高法则。

亚当斯密关于课税四原则说,课税要平等(就是说要“一碗水端平”),要确实(即让纳税人有权利预先知道该在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标准纳税),要便利,要节省(即有效率——纳税人有权知道那些钱的去向,进行监督并提出质疑),国民所付出的等于国家所收到的。

假如税吏可以任意收取税费,不仅会造成贪污腐败,权力寻租,而且会直接影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危害甚大;那些不能公开的税务标准与税收去向,即使漏洞百出都不去填补并完善,会对公权力的合法性与正当性造成负面影响,并给政府形象带来致命危害。

市场经济告诉我们,要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就需要用扩张的眼光去看待市场,因为只有市场扩张,才能支撑自己进行从技术到设备的提升,如果从比较优势以及互补性经济角度,刚好为殖民主义的入侵与市场掠夺提供了充足的理由。

那么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当我们的优质产品被廉价地得到,对方是否会对我们心存感激呢?亚当斯密告诉我们,肯定不会!因为在他看来,不管是面包师还是酿酒师、你没有必要太过于感激他,他们是出于自立的打算,他们也是为了生存,所以才会把做好的东西给你。

在生意场上,原本就是你情我愿的关系,用任何手段,只要是最终双方各取所需,不管承受了什么样的屈辱,都是双赢的。

贸易保护是一个国家与政府必然要承担的责任,就如贵族在面对入侵的时候,就是要把自己武装起来,保卫自己的家园,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两件事,无非是祭祀与戍边,祭祀是为了更好地祭奠祖先,戍边是为了自己的子民保护自己的利益。

市场经济为贸易提供了存在的依据,奖励出口同时抑制进口,从而追求贸易顺差;都想多出口少进口,又该怎么办!

当自己的需求无法从内部得到满足的时候,就需要对外寻求帮助,从政治手段、战争手段以及经济手段,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也是人的本能,从扩张海外贸易角度看,我们无形之中从市场经济角度,给英法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殖民者提供了最为充足的理由,分工受到市场的约束。

反思:生存与荣辱,我们将如何选择?

如何正确认知从大唐时期开始,在长安与洛阳城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到明代对东南沿海进行骚扰掠夺的倭寇,以及中晚期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装侵略,这种历史观,会让我们对那些侵略者的祖先与我们自己的先人之间,在战争与抵抗之间孰是孰非,才是市场经济对中国传统最大的冲击与伤害。

站在现在的角度,如果说开放与市场经济是难以避免的趋势,那么我们就需要从西方人那里吸取市场经济的精髓、契约精神与职业道德。作为受到传统影响很深,而且会一直坚定地将中国传统保持下去的中国人,确实需要深切反思:

到底是继续对我们的祖先应对侵略与掠夺的时候那种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带有敬仰,还是认为列强不过是用比较过激的方式,善意地“叫醒”我们,成为我们发展的启蒙者而对他们感恩戴德?

是对别人的思想精神、学术经典与普世的价值观振臂欢呼,融入他们的世界,还是保留自身的尊严,让我们在尊重自己的祖先的基础上,以自己的坚韧而得到别人与后世子孙的敬仰?

贾春宝

2013925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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