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广信破产案

潘彬峰 原创 | 2014-10-10 12:05 | 收藏 | 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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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重温1998年的广信破产事件,具有特殊意义。

从地方政府与企业的沉重负债,到影子银行放大债务杠杆;从遍布各地的地下金融市场,到说不清道不明的坏帐,连同继欧债危机之后汹汹而来的新兴市场债务危机,都令市场弥漫着紧张情绪,资产负债表崩溃的阴云笼罩在企业与投资者的头顶。1998年广东政府对金融危机的处理方式,仍然适用于今天。

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来袭,中国为全局、为整体信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坚挺,与此同时开始了一波金融整顿反腐潮,和大批中小金融机构的倒闭潮。标志性事件就是广信破产案,标志性人物是王歧山。

1998年初,王岐山临危受命担任广东省常务副省长。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广东面临非银行金融机构1000亿元人民币支付硬缺口的严峻挑战。王歧山拿出“广信”破产与粤海重组方案,重组、关闭843家农金会、150家城信社、28家信托公司、48家证券营业部,涉及2000多个营业网点和200多万自然人的地方中小金融机构

广信是当时仅次于中信的中国第二大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广信破产案是1949年以后中国金融史上的第一宗非银行金融机构破产案例,也是迄今为止中国最大的破产案。2003年2月28日,历经四年,广东省高院院长吕伯涛宣布,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破产案终结破产程序,广信及其三个全资子公司:广东国际租赁公司、广信企业发展公司、广东国投深圳公司的破产清偿率分别为12.52%、28%、11.5%、19.48%。清偿率低于欧债危机时的希腊银行债权人。

广信之所以必须破产,是因为公司混乱严重资不抵债,无法应付国际债主们在金融危机时的不停逼债。同时,支付危机在广东各地蔓延,各省数百家信托投资公司如一团乱麻,无能力也无意愿进行清偿。

1980年成立的广信进行了大量的金融与实体运作,失去管控的巨额投资风险之高令人难以想像,内部管理之混乱令人瞠目。1998年10月6日央行决定将其关闭时,公司高层管理者不知道公司究竟有多少资产、多少企业、多少人员、多少银行账户。王歧山1999年接受《财经》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开始时想保到期债务支付,但发现帐外有帐,情况之恶劣远超想像,只能申请破产。到1998年10月,央行初步查明,广国投的资产总额为214.71亿元,负债361.65亿元,资产负债率168.23%,资不抵债146.9亿元。

中国大型金融机构破产与国际接轨、走上法治轨道、政府不为隐性政府背书买单、建立国家主权信用、地方政府信用和企业信用,实行“谁的孩子谁抱走”,债务倒逼之下不得不建立基本的信用体制。王歧山接受采访时坦承,境外投资者与广东省都付出了代价,一些外资银行和机构给中国窗口公司贷款,却没有按国际惯例行事,把风险都抵押在地方政府和部门违规甚至是违法开具的担保、承诺和“安慰函”上,进而将上述各种承诺混淆于主权信用,以为一会由中国政府保本付息。通过广信,境外投资机构得到了教训,而广东“既损失了钱,又在一定程度上损失了信用”。

为了保证以专业精神执行破产、不受债权人诟病、建立典型案例,广东省政府雇佣全球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毕马威进行财务清算,以清算组顾问的名义扮演清盘官的角色,境内外律师事务所密切合作。这是中国金融危机案例中以程序正确、信息公开著称的案例,虽然境外债权人的权益受损,但包括《华尔街日报》在内的媒体对中国政府建立信用的努力给予了赞赏。

维持社会稳定是必要的,央行大量注水。涉及到3万自然人7.8亿元储蓄由中国银行紧急购买,广信旗下9家证券银行部由广发证券托管。据时任广东省长卢瑞华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回忆:从1999年12月到2000年1月,广东省向中央借款350亿,两个月内全部投入。同时,中央银行向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增拨70亿元再贷款额度,专项用于解决人民银行自办地方金融机构的遗留问题。用这笔资金,到2000年10月,不到一年时间内,广东省政府对147家城信社1063个分支机构,16家国投及14家办事处,国投下属48家证券营业部,以及843家农金会实施停业整顿。广东的危机处理方式被推广到全国。幸运的是,中国挺过东南亚经济危机,广东成为外向型经济龙头地区。从2000年至2001年,广东税收增加了700亿,提前6年还上借款。

剑桥大学发展学会主席王小强和中信泰富政治及经济研究部的Peter Nola,在2008年广信事件十周年之际,写了一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广东化解金融危机十年回首》,指出快刀斩乱麻式的处理,未必能够成为信用土壤。在广信与粤海案中,对腐败分子进行了大规模清洗。

现在的中国金融市场与1998年时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主要银行均已上市成为公众公司,政府手握3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官方与民间拥有5000吨左右的黄金。风险在于:资金回流到欧美市场,影子银行摇摇欲坠,依靠房地产、矿山等作为抵押的融资风险巨大,虽然不会像1998年那样发生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但局部崩塌可以预料。

危急关头,处理的方式是一致的。

金融领域的反腐败势不可挡,谁家的孩子谁抱起。最终政府不会为民间金融市场的受损者买单,企业、信托等公司承担各自的责任。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后,高风险的中小金融机构的存款不再“保险”。不同的是,已经上市的、具有全局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将以资产管理公司的方式,由政府隐性托盘。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Nicholas Borst认为,中国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已经偏离传统的坏账管理业务模式,演变成推动监管套利的大型影子银行机构。信达最近成功地完成了国际IPO,并凑集了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信达的招股书明确显示,其已经快速地从传统的不良资产管理公司转型成紧急资金的提供者。虽然缺乏类似的信息,但其它三家不良资产管理公司很可能沿着类似的路线发展。

信达上市,以及其他不良资产管理公司野心勃勃的计划,说明大型金融机构受到支撑。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房地产与股权资产,说明融资抵押物受到强力支撑。

此次金融改革,度过局部风险、重建金融信用的办法,将让高收益投机者付出沉重代价,境内外投资者在重组中财富缩水。建立金融信用的过程,是财富重新洗牌的过程,这一过程将从包括P2P在内的高利贷市场点燃,而后蔓延到农信社等中小金融机构。

政府如果能够保持融资抵押物的稳定,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保证大型金融机构的健康,对于这轮洗牌过程将乐观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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