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全球金融稳定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政策制定者们正面临新的全球失衡状况：所承担的经济风险不足以促进增长，但金融市场风险承担过度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威胁金融稳定（10月9日 凤凰财经）。
最引起笔者关注的是，《报告》分析称，银行高管薪酬水平有时并不符合他们承担的风险。与较长期工作绩效挂钩的薪酬比重越高，带来的风险可能越低。这对于目前中国央企特别是中央金融企业主要负责人薪酬改革具有一定启发。
包括中国央企和中央直管金融企业在内的大公司、大企业高管们的薪酬问题长期以来是个世界性难题，而且这个难题在美国发达国家表现的也异常突出。其中一个共性问题就是，大企业的离谱高薪与其承担的风险、责任、贡献不对称、不成比例。笔者在此以世界经济头号强国的美国为例，较为详细地作以介绍，给中国国企高管薪酬改革以启迪。
在大多数情况下，管理层和股东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较高的利润对双方都有利。但是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一个重要的潜在冲突却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即所谓的高管薪酬问题。高层经理人员可能会自定高薪金、高股票期权、高管理费用、高奖金、免费公寓、昂贵的艺术品和高额退休金，而这些费用最终都将作为股东的开支。没人要求经理按最低工资获得报酬，只是近年美国公司的支付实在是太过头了。一些业绩不好的公司（乃至于像世通和安然这些后来宣布了破产的公司）的高管的工资加奖金竟然可达1亿美元甚至更多。
美国大公司高官们的平均薪酬与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历史上一直在40倍左右，而近几年却上升到1000多倍。高管薪酬的快速上升，是美国收入不平等上升的原因之一。高管薪酬上升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讨论，为什么与其他国家的类似企业的经理相比，美国公司经理领取的报酬经常是其他国家的10倍或20倍？
就美国高管薪酬急剧攀升的问题，若干研究成果给出了以下几种意见。赞同者认为美国的经理在资本有效运作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这也许是高估了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在竞争市场上所能起到的作用。赞同者还指出，美国高管薪酬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股票期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工具。因为它通过股票价格变动将薪酬和该公司的经营业绩联系起来。
批评者则指出：美国高管薪酬急剧上升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公司的所有权和控制权二者的分离。这种弊端体现为所谓的委托-代理问题,即代理人（管理者）的激励并不完全同委托人（所有者）的利益相一致。更甚者，经理们还经常向股东们隐瞒激励程序，以至于股东们永远不能真正拥有决定管理层薪酬的投票权。此外，股票期权还有可能激励管理层扭曲财务账目制造虚假利润。
高管薪酬快速上升的趋势已经给公共政策带来了重要的问题。有何手段能够确保高管薪酬的有效性？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赞同政府设定收入标准，认为累进税制是处理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大部分人还认为：更完全的信息，以及赋予公司所有人更多的权力，也可以消除大部分超额薪酬。
对中国的启发是，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中央金融企业等大企业虽然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但是内部人控制现象异常严重，特别是在薪酬管理上基本由管理层等内部控制人说了算。这一点与美国大公司、大企业的情况基本雷同。对于中国央企高管薪酬改革应该限薪和实行累进所得税同步进行。一方面从中国国情出发，一定要根据全社会平均年收入水平、企业内部职工收入状况以及同职级人员收入情况，对央企高管人员薪酬有一个封顶的最高限制；另一方面实行个人所得税累进制，收入超过100万元的实行超额超高所得税率。
同时，进一步协调央企包括国有金融企业高管薪酬与风险的一致性，延期支付部分薪酬以及建立薪酬追回机制。央企包括银行等国有金融企业董事会应独立于管理层，并设立风险委员会，监管机构应确保董事会有效监督国企的风险承担。另外应考虑银行董事会中不应只包括股东，还应包括债务持有者。最后，透明度是问责制和有效市场约束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