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腐败是市场腐败之源

叶檀 原创 | 2014-10-22 14:07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国当前处于实体经济转型期,各类破产、并购案例层出不穷。曾经与一个长期在政法领域的朋友探讨,告知了一连串案件,司法部门是如何通过低价、定向拍卖自肥的,以极低的价格获得房产、汽车等资产。不由倒抽一口凉气,这样的市场必定是权贵盛行、毫无底线、交易成本高上天的市场,司法腐败是一切腐败之基。

 

并不奇怪,探讨吴英案件时,人们关注的重点是资产拍卖程序是否公正,法律是否替各方伸张了正义。商铺等拍卖价格引发争议时,人们关注背后的购买者到底是谁,实质含义是,吴英案件是否有司法腐败,谁是司法腐败的黑手。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正在召开,根据9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的消息,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会期是1020日至23日,根据729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十八届四中全会的主题将聚焦“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改革实践已经打开闸门,新成立的中央深改组,已经召开的五次会议,两次会议都审议通过了司法改革的相关文件。其中,在中央深改组第三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和《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

 

今年615日,中央司改办负责人首次对外发布,新一轮的司法改革将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省市先行试点,司法改革有4项内容: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通过财务、人事独立保障司法独立,改革重点是破除司法地方化,司法行政化,让司法机构不再成为官员意志的传声筒。周永康案件已经显示司法行政化、司法权贵化的极大破坏力。

 

上海模式改革已有所见效,严控法官人数,设立检察官助理与法官助理职位,法官自然衰减,再从法官助理中选拔,保障司法人员的专业素质,避免司法人员成为读报喝茶的行政闲散人员,使法官、检察官毫无职业尊严。司法独立是这座曾现法官集体嫖娼丑闻的城市洗刷耻辱的惟一办法。

 

上海推行主审法官责任制,在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依法对案件审理全程、全权负责;在合议庭审理案件中,主审法官承担除应当由合议庭其他成员共同担责部分之外的所有责任。法官责任与权利明确。

 

改革中最困难的问题是官本位,排斥专业法官,成为既得利益的代表。《经济观察报》采访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校长、法学院原院长林维先生,表示“法院院长、庭长甚至一些非审判岗位的中层干部,占据了大多数法官员额,结果把一些长期在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挤掉了——这些年轻法官原来是法官,现在可能就只能做法官助理了。那些资历不是特别老、行政职务不是特别高但审判业务能力强的法官积极性可能会受挫”。大学里官员当教授,司法界官员当法官,官本位必须改革,或者当领导,或者当法官,而不能两者通吃。

 

司法独立、司法公正是中国市场经济继续发展的根基,从交易成本到利益分配,中国市场经济每个环节都打上了权贵经济的烙印,在悬崖边上徘徊。

 

经济改革的阻力之一是极端贫富差距,导致低收入人士成为改革的反对派。郎顾之争已经十年,这场没有赢家的市场理论战争,反映的是改革中途遇阻的惨淡,此后市场化改革受到重重阻碍,难以推进。权贵市场,国企低效,法治溃败等现象愈演愈烈,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绕开的陷阱。

 

许多人都在问同一个问题,中国是否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改革一旦挫败,可能比中等收入陷阱更可怕,因为中国庞大的农民群体,以房地产为主要投资标的的城镇中产收入群体,将很快重返贫困,中国将陷入农业社会低效循环。阿根廷等国家在某些方面与中国比较相似,比如高收入阶层财富转移回欧洲故乡,社会动荡不安无法摆脱斗争轮回等,但只是部分相似,阿根廷、巴西等国家与自然的和谐度,比中国要高得多,人均占有的资源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

 

法治不彰在经济上的主要表现是制度性风险上升:经济效率大幅下降,审批成本大幅上升,资源集中在审批者手中,“跑部钱进”成为经济领域的常态。为了规避财产、环境风险,高收入阶层掀起移民狂潮,目前已蔓延到中产收入阶层群体中,中国成为财富创造地,与财富流失地。制度经济学理论对此有明确的阐释,人口与财富转移数据,是对社会与市场前景有没有信心的最好标志,喊一万句空洞的口号,都没有看这个指标的变化来得有用。

 

此前国务院推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经初见成效,中国年轻人创业成风,这是值得称道的政策举措,但仍然无法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基本界限。

 

没有法治的市场不可能有真正的金融,政府信用到处伸手,低效的国企上市圈钱,补贴成为政府信用背书,市场根本不可能准确地进行风险定价。

 

由于市场被不公平的法治左右,资本市场风险上升。根据中金公司的报告,目前 股市场所隐含的股权风险溢价高达12%,远远高于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所对应的市场。

 

中国公司经营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导致风险溢价高企的主要原因——行业游戏规则可以通过游说加以改动,上市公司可以群体性地通过大规模补贴避免退市风险;某些公司在财务诚信、环保等方面饱受投资者质疑,却在市场屹立不倒;一些上市公司高管因政治原因失联,显示这些企业在政界涉足极深,丧失了市场化企业的独立品格,所有这些因素随时都可以成为引爆的定时炸弹。

 

一家企业有问题,也许是企业主本身品德或者能力缺陷导致,如果市场风险溢价上升成为整体现象,必然是经济周期下行导致公司赢利全面下降,或者是制度层面出了大问题。经济周期下行可以靠货币注水、政府采购等措施缓解,制度风险则会让公司曝露于可怕的辐射中,由于路径依赖使制度进入恶性循环。

 

解决制度性风险,只能靠制度变革。对企业而言,最可怕的是游戏规则追随长官意志朝令夕改,企业因此无法形成明确的预期,经营成本居高不下。

 

法律底线失守,市场劣币驱逐良币,稍有底线者被驱逐出竞技场,场上剩下出老千的无底线玩家。换个角度也可以说,留在场上的都是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区别只是分得多少而已。公民素质是劣胜优汰,官员的白手套商人坐拥资源,而遵守法律、遵守游戏规则的人被戏弄,在拆迁等领域中因遵守规则而受损。只要拳头硬、嗓门响、脸皮厚,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法律不公正,社会丧失最后的防护堤。

 

中国企业家并非天生的贿赂专家,中国官员也非天生的受贿专员,而是制度创造了行贿受贿的最佳土壤,一方有权创设与收取“高租金”,另一方没有独立司法保护,不得不缴纳高租金,最后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心甘情愿成为不独立司法的帮凶。

 

如果企业家不必依靠政府审批就能获得正常经营收益,“惟利是图”的企业主绝对不会行贿;当司法独立严格执法游戏规则被多数人遵守,大多数人行贿受贿都会被抓,行贿受贿的成本远高于收益,行贿者也就知难而退。

 

司法独立是最重要的改革,司法腐败是最可怕的腐败。原因只有一条,司法是保护公民、保护合法经营、保护合法收入的底线,司法腐败将导致所有的游戏底线失守。

 

在中国此前的改革过程中,最大的问题不是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市场化,而是以权贵的方式推进市场化,导致市场成为权贵的替罪羊,被千夫所指。新加坡是法律相对独立的国家,因此市场化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依靠利益而非法律捆绑在一起的团体,终将因利益纠纷而散,依靠公平的法律组成的社会构架,才能持久坚韧。司法独立,法治市场,才能消除恐慌,建立现代社会。

 

个人简介
财经评论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从历史上的政治与经济转到当下,是希望看得更透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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