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伯南克给我们的遗产

韩和元 原创 | 2014-02-25 16:06 | 收藏 | 投票

 

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伯南克给我们的遗产

于全球经济而言,新的一轮全球性经济危机正在逐步的形成,而目前正处于一个加速度时期,我认为这个危机最有可能于2016年或稍晚一些时候爆发。而这个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它将是伯南克给我们的最大遗产。也就是说,下一轮的经济危机的策源地仍是美国,也只可能是美国。

对于我的那个预判,当然有人或许有些不以为然了,说“欧美经济现在不都正趋于一个向好的态势吗?”是的,这点毋庸置疑。我们知道,在欧美国家,股市就是经济的晴雨表,欧美国家的经济的好与坏,基本上可以在其股市里得到充分的反映。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为直观的了解,我们来看一个图:


 

这是10年来美国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的走势图。自2009年初见底后,一直都处于一个上升的通道中。在去年,道指涨幅为27%。同时,纳斯达克指数的涨幅更是高达34%;在去年一年里,美国股市更是创了50次的新高。而在日本,其日经指数涨幅更是高达57%;在欧洲,表现稍微不如人意些,但欧洲指数的涨幅也达到了17%。不仅股市,近两年发达国家的房地产价格也在迅速上涨,在美国,2013年的房价也上涨了13%,有300多个城市的房价已经超过了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实体经济方面看起来也不坏,我们知道美国是一个服务业第三产业占主导的国家,其非制造业在经济中的比重高达75%以上,因此相关企业的就业趋势、新增订单及价格的变化,对于观测美国经济整体变化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美国的非制造业是怎么一种情况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个图:


 

从这个图片来看,整个趋势是向上的。当然与资本市场比较而言,就要弱的多了。从这也可见,美国的资本市场并没有获得实体经济太多支持。

那么,在这样一个大好形势下,我们为什么会得出这样一个悲观的预测呢?在《老子》第五十八章里有这样一段非常出名的话,说什么呢?说“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他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就是福与祸是相互依存,互相转化的,坏事有时候可能会引出好的结果,同样,好的形势也可能引出坏的结果。

就当前欧美经济问题而言,如果让米塞斯和弗里德曼这两位经济学大师来做一个判断,我想他们得出的结论肯定是“一定”而不是“可能”。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前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是走在一条因循守旧的老路上的,怎样的一条老路呢?那就是源于传统的流动性驱动型复苏,而不是缘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简单的说,就是靠印刷钞票,放货币之水而产生的复苏和繁荣。

问题也就在这里,这种复苏、这种繁荣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米塞斯早在1920年代就指出过“信用扩张确实能导致一时的繁荣,但这种繁荣迟早会归于破灭,导致新一轮的萧条。”而弗里德曼也于1990年代指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只是到了后期,刺激的负面效应才显露出来,表现就是价格上涨了,就是说通货膨胀来了。

一旦通货膨胀来了,货币当局肯定要采取措施啊,不采取措施不行啊,正如凯恩斯说的“通货膨胀就是一种疾病,并且是一种有时甚至可以致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命的疾病,如不及时制止,它会很轻松的摧毁一个社会。”弗里德曼就认为,1948年的通胀加速了国民党统治的彻底崩溃。也正是因此,为了防止通胀的失控,政府一定会采取措施。而一旦采取措施,那么这种复苏、这种繁荣也就结束了,接下来就是全面的经济危机。怎么理解呢?通俗的说,就像一个病人,你没有从根子上给他治病,而只是一直在给他打强心针,而一旦你将这针个他停了,他会有什么反应?

关于这一点,于2001-08年这一个经济周期,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当互联网泡沫破灭,格林斯潘立即意识到美国的总需求正在迅速下降,基于对经济全面衰退的担忧,作为回应,从2001年9月起,美联储连续11次降息,创下了1981年以来“最为猛烈的降息轮回”。直到2003年6月,联邦基准利率降低到韩战以后50年来的最低点,多少呢?1%。并且将这个点位一直维持了近一年的时间,直至2004年6月再次升息。


 

这种人为压低利率的政策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正如2006年我在《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一文里所指出的:美联储人为的在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他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由此当然能够形成一时间的繁荣,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不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就是失业就是经济的全面危机。当时我就说,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那轮的繁荣买单,这点是不幸而被言中了啊。

到格林斯潘任满,伯南克上台时,我认为伯南克应该抛弃格林斯潘路线,当时我就说如果还只是延续原来的老办法,那么,所能够带来的必然结果是,将问题往后拖延了而已。就相当于借新债还旧债,这种解决之道的危害就在于滚雪球效应。也正因此,我认为美国应该做的是将问题留在当时解决而不是以后。认为当时的美国乃至全球经济的安危,均系于伯南克一身,认为他需要做的是彻底切断与“格林斯潘”路线的任何联系。

不幸的很,伯南克非但没有与“格林斯潘”路线予以切割。从事后来看,他的手段与格林斯潘路线相比,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先是跟格林斯潘一样,采取降息,后来这一常规武器用完,他就跟日本人一样,动用起了非常规武器量化宽松,也就是QE,就是直接开动印钞机,拿着印出来的钱,去购买政府和企业的不良债券,以这种形式强行增加经济中的货币量,期望以此来遏制经济的衰退。他的所为,将注定跟格林斯潘在2001年所做的那样,就是让过剩的流动性,去孕育另一个泡沫、另一场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的诞生。这就是我得出“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伯南克给我们的遗产”这一预判的原因。这场危机仍将以资产泡沫破灭为特征,并且可预见的是即将到来的下一轮危机,将比2008年那一轮还要剧烈、还要恐怖。因为他们在08危机后就已将财政和货币政策用到了极致。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提出来,那就是如何定义通货膨胀的问题。对于通胀的测定,主流的看法是盯油盐柴米、盯CPI。我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除了消费者价格指数外,事实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形态的通货膨胀,那就是存量通货膨胀,也叫资产价格通货膨胀。这种通货膨胀有个特征,那就是一般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基本稳定,也就是CPI变化不大,只有资产价格也就是股价和房价在迅速的上涨。也正是因此,这种通货膨胀非常隐蔽,1986-1990年的日本、1995-1998年及2001-2004年的美国就是最好的证明。在这三个时段,无论是日本也好还是美国也好,他们的CPI都非常稳定,只有股价和地价在非正常的上涨。由于货币当局主要观察的还是CPI,所以等到他们反应过来时为时晚也,最后就不得不踩急刹车,1990年的日本是这样、1998年的美国是这样,到2004年,美国还是这样。所以,就美国的通货膨胀是否来临,对美联储政策的真正拐点,我盯的不是CPI而是它的股价和楼价。

那么,为什么我盯的只是美国?这就需要从当前的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来予以分析了。试想一下,就是今天的欧盟各国、日本和中国,如果也犯美国式的错误,它能不能造成全球性经济危机那么大的连锁反应?绝对不能!来看一下日本,我们知道,日本自1990年发生金融危机以来,一直折腾了20多年了,就是至今,这种势头也没有改善的迹象。就在这个当年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其经济危机所困的20年时间里,世界经济非但没有受到影响,反倒是创造了两波繁荣。虽然不能说日本之于世界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至少影响有限。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没有掌握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官方储备货币的发行权。美国就不同了,当前世界储备货币的发行权就被它牢牢的控制着,这就为它犯全球性错误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性。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判断“下一轮经济危机的策源地仍是美国,也只可能是美国”的根本原因。

以上就是我的第一个预判,第二个预判是,在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来临之前,新兴市场将面临着一场非常严峻的挑战。跟第一个预判一样,其实也是基于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而展开的。

美联储政策转向可能会诱发新兴市场金融危机

当前整个世界的贸易格局大致是,以中东国家、俄罗斯、澳大利亚为代表的资源出口国负责资源的输出,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负责生产,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负责消费。在这样的格局下,整个世界经济要想正常的运转起来,首先得美国人有能力消费,因为只有美国人有能力消费,新兴市场才可能获得新订单,才能形成资源需求,进而拉动资源国家的经济增长。

但随着2007年美国房地产泡沫的破灭、金融危机的爆发,一切都戛然而止。财富随着泡沫破灭而蒸发,但债务却真实的留了下来。关于这个我们来举个例子,2007年你买了一套价值100万的房子,其中你自己首付20万,其余80万是你跟银行贷的款。但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你那房子的价格从买入时的100万下跌到了50万,也就是说你的财富平白无故的蒸发掉了50万。虽然你的财富蒸发掉了,但你欠银行的债务及产生的利息却是真实的,你的资产负债表也就这样恶化了。这样一来美国人就没有了可支配的钱了,世界经济这台机器自然也就运转不起来了,全球经济危机就此爆发。这种情况显然是各方所不愿意看到的,美国政府正是利用了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中的这一缺陷,而主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以此来刺激美国经济的增长。事实上新兴市场本身也没有改变这套游戏规则的动力,早于2008-09年,对于美国政府的印刷钞票的举动,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是持默认乃至支持态度的。因为新兴市场也想藉此来推动其经济的增长,当初新兴市场之所以会一再加大固定资产投资,其目的就是旨在于争取时间来换取空间,就是等欧美经济的全面复苏,然后好再将经济增长的重点,从固定资产投资转到出口。

但问题在于这些原本应该在美国本土“流动”的钱,却通过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一属性,而跑到了世界各地特别是新兴市场,进而造成各地资产价格的膨胀。如果想避免经济危机,那么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美国继续维持QE政策,甚至推出规模更大的刺激计划,靠这种加速度的通货膨胀,持续地扩大信用来提供资本,增加投资才行。但这个办法在理论上可行,在现实世界却是行不通的。原因很简单,QE入市,就注定有天它会退市。随着美国经济逐步向好,资产价格开始出现通货膨胀的趋势,那么美国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考虑,为防止其通货膨胀失控,就一定会采取措施。一旦美国退出QE,甚至步入加息周期,那么那些“多出”的美元就会回流美国。因为资金链的断裂,新兴市场资产泡沫会为之破裂,接下来银行业将首当其冲,如果准备不足,就会发生新兴市场金融危机。因此,QE何时退市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此外,QE退出时的节奏也很重要,如果美联储退出的节奏很平缓,那么,对新兴市场的冲击要相对小的多;如果美联储采取的是急刹车,那么,其对新兴市场的冲击要会非常之大。而这一切又将视乎于美国的股市和楼市的表现。

对于QE的动向而引发的新兴市场的危机,有人将其归责为美国,甚至认为这是美国的阴谋,我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美国为了恢复其经济的增长的确搞了量化宽松,但问题在于搞量化宽松的不仅仅只有美国,还有日本。为什么大搞量化宽松的日本没有给世界经济造成大波动呢?所以问题不在于美国搞不过量化宽松,而在于美元是世界上的国际储备货币,正是这一点,为它影响全球经济提供了制度上的可能。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美元具有国际储备货币的性质,而就要求美国只考虑其他国家,而不顾及自身的国家利益,而一味的做活雷锋了。这肯定是不现实的,政客想答应,其选民也不是答应啊。这是其一。

其二,在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下,美元的泛滥固然是造成世界性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但各国经济波动的波幅却是所在国政策所能够控制的。这点我们可以从1986年广场协议后的日本、德国经济的表现看得出端倪。“广场协议”中明确规定,不仅是日元,德国马克也应大幅升值,事实也是如此。我们回顾一下历史,看看《广场协议》前后日元和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变化:

资料显示,日元兑美元到1987 年底时已接近升值 100%,但是并非仅有日元升值,德国马克也升值了,且比日本还升值的更多,达到101.27%。到1988年,德国马克的升值率相比较于日元升值幅度有所收窄,但与广场协议制定时的1985年相比,其升值幅度仍然达到70.5%,与此对应的是:日元86.1%。

马克、日元兑美元走势图(1985.01.31-1991.10.31)


 

资料来源:国泰君安策略部

由此可见,美元的贬值并不只针对日元,还有联邦德国。更要紧的是,其贬值幅度也非常相近。因为大幅升值的除了日元,还有德国马克。为何德国在之后的20年,不仅没有出现像日本那样长期的经济倒退,反倒于2008年来的欧债危机中,成为欧元乃至欧盟的拯救者?原因在于两个迥异的应对政策我,为应对德国马克升值,联邦德国采取的策略是从紧的货币政策,而日本则采取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正是这一政策,诱发了1986年以后的大泡沫。

从这点来看,阴谋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同样,一味地将责任推诿给美国也是站不住脚的,更重要的是,这也无助于解决问题。对于当前的世界经济而言,要想克服这种因国际贸易和货币体系一再诱发危机的问题,关键在于必须得重塑国际货币体系,而其关键又在于必须得打破美元在国际储备货币上的垄断地位,降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

 

相关链接:

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

www.chinavalue.net/Finance/Article/2006-10-1/4487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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