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农轻商”说起

张海勤 原创 | 2014-03-10 11:46 | 收藏 | 投票

  
  

  【资治通鉴】汉十二年{癸酉,前168年}

  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蓄积多而备先具也。……”

  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崐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

  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帝从之,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释义】汉文帝时期,晁错上书文帝,以史为鉴,阐述“农与商”之间的关系和客观情况。晁错以农业与国法相连,鼓励从事农业生产为目的,把违反国法、晋升、国家稳定发展等紧密相联,稳定了政局,发展了农业,解决了人们的吃饭问题,同时也发展了军事。

  背景:当时,商业急速兴起,国民都有经商的冲动,就像有了淘宝一样,人人都是网商。汉时商品并不是真正的过剩,而是商业的萌芽让一些人利用掌握的土地、权力肆无忌惮的去敛财,当时也没有市场规则。造成了农业的荒废及国库的虚弱。晁错看到这个危及国家根本的形势,巧妙的把农业与国法、官职等结合起来,调动了重农的积极性。

  晁错给文帝的理由不难理解,国库充裕能够做大事,国家稳定、政权稳固等。对于百姓来说,晁错的政策是现实的:有粮就等于是有钱、有官、有地、免罪等。也就是说,有了粮,不仅有了吃的,而且可以说是“万能”的。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中国梦。

  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激活了农民的积极性,改变了国家贫穷落后、国库空虚,商业过度不切实际的局面。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深化改革。

  【正文】古代“重农轻商”说明什么?

  在人们还吃不饱肚子、甚至是生命随时受到饥饿威胁的时代里,商品还没有剩余,或者只是在局部有“人为”的、所谓的“剩余”,就像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一样,并不是全社会生产真正过剩的情况下,过度重视商业的发展,势必“人为”造成更多的人因为饥饿而死或不健康。圣明的君主为了国家,必定固农强本。除了客观所需之外,重视农业也是政权稳固的需要。晁错的建议中,包含了以“权力、免罪、职务”等的交换,换取国库充盈的做法。既可以使得以农为本得以持续,也可以使得皇家更加富足,皇权更加稳固、更大自主权。

  生产力还不发达,人民需要在农业这个根本性的社会实践中去发展生产力,以解决人们生存问题;同时,封建皇帝制度下的社会关系,也是皇帝权力能够得以持续为宗旨,人们的生死掌握在皇帝手里或大臣手里,这时候,生产关系需要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换言之,在封建统治里,政治体制下的大多数人都应该是去解决温饱问题而生存。农业,既可以解决温饱问题,又可以限制人的社会活动空间,也就是有褒有贬。以这样一种社会环境,维护着封建统治政权的延续。

  从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其主要的功能就是“解放”了生产力。在国家稳定了的局面里,解决国人的贫穷问题就成了首要政治任务,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实施。原来过度统一的全民公有制,严重的限制了人的积极性,而“单干”则完全释放了人的积极性,并且轻松的解决了温饱问题。所以说,30年前的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解放”了人们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局限性。对照文帝时期,晁错的政策是发展农业,抑制商业是为了解决人们的吃饭问题和国库充盈问题。改革开放则是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发展了商业,并且走向了世界,成就了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从温政府开始,连续十多年人们关注的一号文件都是“涉农”的,使得国人对农业的发展呼声很高,而且还伴随着“18亿亩红线”、“现代农业”、城镇化、农业合作社等等新概念。大有以改革开放形成的工业优势去嫁接、带动农业发展之势。尤其是经济危机之后,国际市场似乎被中国商业冲击的遍体鳞伤,对中国廉价产品爱恨交错。中国转而成为了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国人遂把注意力转移到国内,而农业这一庞大市场似乎还在昏昏沉沉之中。“有了钱”的中国商人们大多把目光投向了农业。如:联想。

  最近“重农轻商”的提法又多了起来,其实骨子里这一“提法”从来没有被否定过,只是重视程度的不同而已。时下对“重农轻商”的提法,显然不能等同于汉朝的情况;也不需要像汉朝那样去“换取”农业的发展。现在的情况是,工业有了初步的门类齐全的体系,需要的是“改变”之前30年一味的发展“商业”、沿海城市的做法。总之,就是发展失去了“轻重缓急”、“主次颠倒、不分”。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生产力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包括管理、营销、工业水平等;生产关系,由于发展的先后逻辑设计,严重的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的社会地位的基石。包括:留守儿童、教育、农田荒芜、不重视农业的生产力、生产工具的提高发展等。

  新一届政府提出的“深化改革”其本质就是“改革”而不是之前的“解放”。要改革什么呢?就是优化结构,改革那些“一根筋”,也就是粗放状态下造成的社会不公平、发展不平衡等生产关系问题,从而提高生产力水平、提高生产效率。(这里的生产力是以综合概念)。所谓的“深水区”,主要还是“深浅不同”而已,并不是有多深?有多浅的问题,是相对的。实际情况是,国际国内环境自身的变化,例如,美国制造的金融危机,和中国自身巨大的发展速度对整个内外环境的改变,迫使中国改革深化必须重新审视调整。

  回溯到“重农轻商”,深化改革中的农业是什么地位呢?中国是农业大国,也是农民最多的、占大多数的国家,这也就是国内市场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发展起来的国内工业,要想在国内、全球最大的市场有所斩获,把中国农村市场盘活是必须课。只有把中国巨大的农村市场激活,服务于广大农村市场,未来才有更多的潜力。在这个现实情况下,重视商业不等于轻视农业,只有发挥改革开放前三十多年的商业既成优势,引导商业盘活农业,大力发展农业才能“深化改革”。这是对内而已,这是对现代农业的政策。

  对外,自贸区是把利剑。中国设立自贸区,是深化改革的“改革开放”,也就是前后两个“改革开放时期”的“解放”与“改革”的问题。这次深化改革的本质都体现在自贸区的设置政策里面。这个自贸区的设置本质上就是“进一步释放改革动力”,体现为“自由”贸易区。其实“自由”两个字也是多余的,从管理学的角度,不提“自由”反而更自由、更有利于所谓的“深化改革”。自贸区的设立本质上就是在某个地理区域里,让人们在改革开放的“解放”的基础上,更加自由的去闯。

  不同的社会现实,有不同的政策基础。“重农轻商”这个思想没有走出中国人的思想,说明其“痛”,也说明其“重”。从目前来看,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对外首先是要强,然后才能够固农强本。没有良好的国际环境和竞争能力,闭门锁国的发展农业,不仅缺乏动力,也缺乏市场。一方面把经济建设为中心转移到农业经济为中心的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另一方面利用自贸区的自由商业流通来参与全球化的商业贸易,两条腿走路,既占有中国内庞大的、最大的全球市场,又不失在国际上参与商业竞争的能力。这才是现代“重农轻商”的合理解释:以富农为固国之本;以从商为强国之矛。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概念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两个先导词:解放和发展。如果说前30年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则是体现了“解放”;那么现在正在进行的“深化改革”的改革开放,就是“发展”,也可以理解成“改革”。“重农轻商”也是邓小平对继承人的“遗言”中涉及到的,也是改革开放的第二步战略的重点内容之一。邓小平说,单干是临时的,将来还是要靠集体去经营农业才能提高效率,成就现代农业。也可以理解成,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必须为实现农业的现代化留有思考的余地和有实现现代农业的策略。

  

  

  2014-03-10 于广州PH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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