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洁敏与宋林是怎样诞生的？

　　蒋洁敏、宋林，一个个央企大佬下台。随着媒体报道的深入，暴露可怕的真相，这些国企掌舵者成为幕后利益输送的最大推手，数目之巨大令人瞠目。

　　

　　地下财富去向何处，露出冰山一角。

　　

　　宋林案例非常典型，据《新京报》报道，2010年2月9日，华润集团的子公司华润电力，携旗下山西华润联盛能源投资有限公司和金业集团签订《企业重组合作主协议》，约定华润联盛、中信信托、金业集团以49%、31%、20%的比例出资，成立太原华润煤业有限公司，并以太原华润为重组平台，收购原金业集团的资产包。金业集团资产包权益整体作价约103亿元。在华润电力介入收购前不到3个月，前买主同煤集团与金业集团达成的这部分资产股价约为52亿元，华润收购价高出51亿元。

　　

　　收购的效果如下，有媒体走访山西省古交市发现，华润电力收购的金业集团资产大多处于“撂荒”状态，有的煤矿竟然沦为放羊场；焦化厂也一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而现在，煤炭行业景气度整体下行，华润所购买的资产包恐怕只值 103亿的零头。

　　

　　《21世纪经济报道》披露了其他的华润收购案例，2009年6月，华润电力与山西联盛能源集团共同出资组建华润联盛，注册资本38亿元，华润电力持股66%，联盛持股34%。华润联盛成立后，于6至10月收购山西吕梁之兴县、中阳、临县、石楼、交口等地38座煤矿，协议收购价78.85亿元，按照山西省资源整合政策形成12对主体矿井。华润内部审计发现，华润联盛7对矿井采矿权评估值为41.02亿元，高估8.28亿元，虚高20.19%。通过收购的办法，60亿资金被安全洗出，收购成为大额利益输送捷径。

　　

　　从中石油、华润、三峡集团等曝光的案例，利益输送贯穿所有领域，但大宗多以资源收购、工程外包、工程采购等方式进行。资源收购，不显山不露水，找家马甲公司做个虚假评估，少则几亿多则数百亿的资金滚滚而来。谁又能忘记著名的鲁能收购案例呢？700多亿的鲁能集团被37亿收购，买家至今藏身幕后。

　　

　　上述案例是对大型国企的沉重打击，这些被视为中国经济长城的企业，已经被蛀得千疮百孔，依靠这样的企业振兴中国经济，前景非常黯淡。

　　

　　从理论上说，央企产权属于全体国民，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行产权所有人之责。讽刺的是，有主的产权正在经历典型的公地悲剧，没无主产权更甚。没有人真正拥有这些产权，也没有普通国民能染指这些产权，或者能对这些产权的处置说三道四，而公司的内控机制形同虚设。

　　

　　以往是通过税收与国企红利上缴，体现产权与分配权的公众性。2007年10月开始，烟草企业及国资委监管的155家中央企业将陆续向财政部上缴总额约17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红利，长达十余年的央企不向政府分红的历史宣告结束。从2007年到2011年，共上缴3171.2亿元，所得到的红利不及上万亿利润的零头。从2011年起，央企被分为四档实施征收，上缴比例较2007年提高了5个百分点，从2014年起，中央企业国有资本收益收取比例将在现有基础上再提高5个百分点。

　　

　　可笑的是，央企常能获得巨额补贴，从2011年至2013年，中石油连续3年成为A股“补贴王”，分别获得补贴67.34亿元、94.06亿元、103.47亿元。这些资金到底补贴给了谁？说不定沉淀到了加州某幢豪宅。

　　

　　在看蒋洁敏、宋林等案例的时候，有个关键问题是，利益输送背后真正的获利者是谁，央企到底是谁的钱袋子？毫无疑问，贪婪的权贵之手伸进央企，成为央企产权的真正拥有者，可以随时提现。

　　

　　真是讽刺，原本设立央企的目的，一是普惠国民大众，二是制止权贵之手的利益侵蚀。现在两条都做得七零八落，有时效果刚好相反，由于大量资源集中于央企，而权力又没有得到有效制约，失去约束的权贵们刚好把社会财富连锅整个端走。宋林等人做的，只是报效权力主子而已。所谓的股权多元化，上市，董事会内控机制，形同虚设。

　　

　　要防止病情加重的救急办法，如目前所行。一是增加上缴红利，体现普惠特质。二是设立中国版的廉政公署。

　　

　　中纪委反腐力度极大，从2012年12月6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案件查处”栏目通报首条案例至2014年4月11日，一共492天，共有285名领导干部在此期间被通报涉嫌违法违纪行为，平均每周4名。同时，国资委已经传出消息，鉴于央企腐败案呈上升趋势，将开展向央企派驻纪检机构的试点。此外，央企纪委书记从5月1日起将不再分管其他业务，转而专职“反腐”。也正是在宋林落马的同一天，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工作动员部署会召开，中纪委副书记张军重申了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的部分内容，“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纪委向同级党委负责，也向上级纪委负责，双重领导体制开始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的重要内容。

　　

　　治本之术依然是法治，建立长期的法律制度依靠才是治本之策。中国是否能够从权力膜拜转向制度崇拜，从人治转向治制，是包括央企在内的企业能否转向现代企业的关键。

　　

　　不能忽略的是，在上述央企利益输送案例中，少不了民企的配合，少不了民间大资金与权力的勾兑，如果不能实现法治，不仅国企，连民企也将彻底蜕变为权贵勾连企业，心甘情愿堕落为权力的马夹袋企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