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附加值和产业升级

郑永年 原创 | 2014-06-24 14:47 | 收藏 | 投票 编辑推荐

在产业领域,人们有产业升级一说,其实在全球化的今天,城市也有升级的问题。我们上面提到的城市的国际认同实际上已经涉及这个问题。下面我们也会涉及城市的产业升级问题,这里先谈一下城市本身的升级问题。

 

城市升级的核心问题是增加城市附加值。中国在讲产业升级问题,但城市升级问题也同样重要。这两个方面的升级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觉得,中国的产业升级和城市升级要结合起来,这样才会有效。亚洲很多城市现在都在这样做,通过产业升级促成城市升级,通过城市升级来吸引更高的产业。在这方面,新加坡做得尤为显著,成就也巨大。以往,新加坡总是强调产业升级,但现在则强调城市的整体升级。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品牌来打造是新加坡的核心发展战略。韩国的城市升级这些年基本上也是朝这个方面发展的。

 

中国的城市有很多,但附加值并不很高。如果在欧洲生活和旅游,人们就不难发现欧洲城市的附加值远比中国城市高。欧洲一些很不起眼的城市,城市规模和人口规模都很小,但附加值很高。也就是说,城市居民每人每年所产生或者所拥有的价值远较中国城市多。一个城市的附加值来自何处?我们这里要强调的是城市的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秩序和无序等应当如何统一起来。

 

这些方面应当是有机统一的,或者说传统性和现代性、地方性和国际性、秩序和无序等应当是整合为一体的。为什么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不但不能增加附加值反而会导致附加值减低?如果这些方面能够实现有机统一,那么附加值就会增加;反之,附加值就会流失。

 

在产业领域,升级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同一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还是继续生产鞋帽,只不过是鞋帽的附加值在增加。另一种是不同产品的升值,今天生产鞋帽,明天转而生产电子产品,从而提高附加值。但很显然,城市的升级必须是前一种,即“同一产品的升值”。我们不能拆掉一个旧城市来重建一个全新的城市。城市的一砖一瓦都承载着一代又一代人的记忆。城市文明不仅仅是物理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而且更是文化意义上的城市建筑物。在欧洲,城市建筑越古老,其价值就越高,越是受到保护。很难想象一个没有古老建筑的欧洲城市。欧洲很多城市创意十足,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学家、人文学者和科学家等顶尖人才,但这并不妨碍它们对传统的钟爱和保护。所有欧洲的巨人都是站在它们传统文化上的巨人。没有欧洲传统文化,就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欧洲巨人。欧洲政府、各种社会组织和个人每年都在花费大量的人、财、物来保护历史,不管是有形的建筑还是无形的文化,从经济学意义上说,他们是在保护城市的附加值。他们的行为具有非常高的经济理性。

 

相比之下,往往是政府和官僚主导下的中国的城市化经常出现两个大问题。第一,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现代化。在这方面,他们往往对城市进行“破旧立新”式的改造和重建。很多城市,尽管古老,但已经看不到城市的年龄。尽管很现代,甚至是后现代,但完全看不到中国的特色。从上到下,官员们往往以现代化为荣。现代化导致了中国城市的趋同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数千年历史的文明,但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城市已经看不到文明的特征了。有人说,中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文明。城市如果失去了其历史文化,那么也就失去了其文明性。第二,也有很多官员把城市化或者城市升级理解成为西方化。因此,在中国传统消失的同时,西方特色则越来越明显了。实际上,中国的很多城市现在已经成为西方各种后现代主义文化的实验场所。各种后现代主义的新型建筑物不是不可以,但没有和中国的传统融合和统一起来。

 

还必须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秩序和无序的统一问题。这个问题对中国来说尤其重要。在发达国家,城市的产生往往是自下而上,因此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城市的秩序也是如此。但在中国,传统上,城市往往是政治和军事重心。建国之后,城市往往是自上而下建设而成,城市秩序也是自上而下所施加的。秩序自上而下,没有高度自治,社会参与程度低,这些经常导致城市缺少生命力和创造力,造成“有城无市”的局面。我们下面还会讨论到,要升级,城市必须成为市民的城市,而非官僚的城市。中国城市现在的很多制度例如“城管”和“协警”等都是城市官僚化的象征。例如,为了所谓的“市容”,很多城市把小商小贩驱逐出城市。如果我们看看世界上所有的大城市,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就很难理解这些大城市是如何运作的了。小商小贩在一定程度上会破坏城市当局所认知的秩序,但其本身的“无序”性质本来就是城市秩序的一部分,是“市”的主体。当然,“市”本身需要一个秩序,但这个秩序并不是城市行政当局自上而下施加的,而应当是一个自发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主体应当是城市社会的各种组织。城市当局不仅要为城市居民提供软件方面的法律和法制的保障,也要为他们提供硬件方面的城市空间的保障。

 

这些方面的不统一、不协调都在大大损害中国城市的附加值问题。附加值里面很大的一块就是人们对一个城市的主观认同。品牌A比品牌B更值钱,不仅仅是因为A的质量高于B,而且更是因为在人们的主观思想中对A的认同度要比B高。这实际上就是前面所说的城市认同问题。一些官员自以为造出了一个很现代化的城市,但问题很显然,如果人们对城市没有认同感,那么就是没有附加值。

 

城市升级就是要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在中国的制造业领域,人们已经意识到通过简单的规模扩张的模式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现在提倡产业升级,就是要追求附加值高的产品。同样,对中国的大多数城市来说,包括北京、上海和广州,应当追求的不是继续简单的扩张,而是城市的升级,也就是追求城市的附加值。如果一味追求城市的简单扩大,那么城市发展不仅很难持续下去,到了一个阶段,就会走向衰落。

 

城市化和城市升级涉及全球范围内的城市链条问题。我们前面讨论到城市在全球化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城市引领一个国家的全球化,或者说,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几个国际化的城市,这个国家很难说是全球化的一部分。全球化对各个国家是个挑战,对主要城市也是挑战。全球化本身已经成为一个系统。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进入这个系统,那么就永远发展不了。所有发达国家都是全球化水平很高的国家,就是说这些国家都处于全球化链条上。显然,那些没有进入这个系统的国家或者说封闭的国家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并不是一旦进入这个系统,就可以有进步了。有很多国家进入了全球化进程,但没有能力应付全球化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因此仍然处于落后状态。对这些国家来说,全球化不但未能给他们带来财富,反而他们本身的财富被全球化所带走。

 

城市也一样。一个城市如果不能进入全球化链条,就很难得到发展。而那些处于全球化链条上关键位置的城市的发展尤其迅速。前面已经强调过,现在世界上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关键就是要争取占据一个关键的位置。一旦占据到这个关键位置,那么就会在全球性人、财、物的流动网络中占据优势。因此,城市升级意味着,一要进入全球范围内的城市链条,二要在这个链条上往上爬。

 

这里有必要提到我们所处的这个互联网和数码时代。城市要通过互联网和数码来进入城市链条,形成全球性的商业网络。这里也顺便提到语言问题。中国城市要国际化,语言也要国际化。现在世界上主要城市为了和中国来往,都开始提供中文信息,尤其在网络上,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利用网络来了解一个地方。一个城市如果能够成为像新加坡那样的多语言城市,在国际化方面就会有长足的进步。在建立城市品牌,“销售”城市方面,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已经讨论了城市认同问题、附加值问题和全球化链条问题,这些问题归根到底是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西方尤其是欧洲提出得比较早。因为工业革命发生在那里,到现代,很多经济体已经进入到后工业社会。城市也从工业化城市转型成为后工业化城市。中国改革开放后,强调得最多的是城市的发展,而非可持续发展。后发展也有其优势,因为可以从先发展者那里学到很多经验教训。

 

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城市的产业升级问题。无论是以人为本还是国际化,产业升级极为关键。以人为本就是要为城市居民提供各方面的公共服务。城市和农村的最大区别在于城市可以提供公共服务,而农村则很难提供同样水平的服务,甚至不存在任何公共服务。无论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城市的重要任务是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因为它是可持续的公共服务提供的前提。

 

产业需要城市,城市需要产业。国内很多官员对产业升级往往有不科学的看法。他们往往把产业升级解读成为“今天生产服装,明天生产电器”。对他们来说,关闭服装工厂,把之转型成为电器工厂,就是产业升级了。这只对了一半。或者说,这只是产业升级的其中一种。产业升级也可以指的是同一产业链条上的升级,就是同一产业链条中往高端爬。也就是产品的附加值问题。实际上,像中国这样的大陆性经济体,不可以轻言放弃任何产业。我们在欧洲可以观察到,很多城市因为产业的升级,很多产业已经转移出去。一些城市甚至已经没有了制造业。因为有福利制度,那里的人民仍然有体面的生活。但是,因为没有了工作,民风变坏。文明的进步和工业化和城市化紧密相关,没有了工业化,文明的进步就会成为问题。反之,那些善于往产业链高端爬的城市,在实现产业升级的同时也实现了城市升级。欧洲不仅自己是消费社会,而且全世界都消费欧洲的品牌。很显然,欧洲的品牌例如鞋帽服装都是同一产业链升级的结果。

 

无疑,城市经济发展的核心是产业升级问题。很长时间以来,中国城市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的是简单的产业扩张。但这条路现在已经走到了顶点。从国际经验来看,产业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再到知识密集型然后到服务密集型是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必由之路。到现在为止,发达城市的经济和产业升级已经走过了这些阶段。当然,中国的城市不能简单重复这个路径,但这个过程的确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向。需要再次强调的是,这个路径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产业领域。

 

(本文节选自郑永年《关键时刻:中国改革何处去》2014年6月,东方出版社出版)

 

个人简介
浙江人,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季刊主编,1997年到2006年担任过香港《信报》的专栏作家,2004年开始在新加坡《联合早报》撰写专栏。1985年和1988,分别从北京大学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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