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客的工价
“舌尖上的中国”（Ⅱ）有这样一个场景：
麦客就工钱与地主讨价还价。地主出100，麦客要200。“人家用机器收割，哗啦哗啦的，又快又干净，一亩才100，你凭啥要200？”“机器收割当然快了。油门一踩，也不费劲，哗啦啦就过去。我们割麦子，可是要一镰刀一镰刀地割，多辛苦。一亩200没多要。”
这是一个关于价值决定的讨论。
经济思想史上，价值问题的讨论源于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讨论“交换公平”问题时，亚里士多德提出“同一性”原则——交换的持续要求参与交换的商品之间具有内在的“同一”，即价值相等。至于什么使价值相等，或者“同一”的内在要求是什么，亚里士多德的解释并不明确。在同一段文字中，他把“同一”的基础理解为需求或者效用，又解释为成本或者劳动。亚里士多德的暧昧不明，成为后来价值理论中效用价值论和劳动价值论冲突的来源。
亚里士多德在十三世纪之后的中世纪取得了比他在世时更大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推动者是圣·托马斯·阿奎那。阿奎那被叫做中世纪的神学泰斗，基督教世界的亚里士多德。阿奎那的经院哲学，就是用亚里士多德注解圣经。关于价值的决定，阿奎那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晦涩和繁琐，既承认价值决定于劳动和成本，也相信价值来源于需求或效用，还认同价值受制于供给和需求。阿奎那的老师阿尔伯特·马格努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要明确得多——商品价值决定于劳动成本。一个行业如果是自然和合理的，是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其劳动成本就需要得到补偿。交换如果不能使劳动成本完全补偿，一个行业的存在将不可能。马格努斯对亚里士多德的解读，其实是在阐释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传统赋予劳动崇高的价值，劳动是使人成为上帝合格子民的条件之一。
古典经济学时代的那些经济学家，大多是劳动价值论的支持者，洛克、斯密、李嘉图等等。在洛克和斯密的思想观念中，有着清晰的基督教或者新教色彩。对劳动者的同情，为劳动者的利益辩护，可能是他们思想的一个重要面向，也是他们主张劳动价值论的原因之一。洛克和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还不够明确和“科学”，这是相关理论发展尚不够发展的表现之一。在斯密那里，劳动价值论的晦涩不明体现在耗费劳动决定价值，购买劳动决定价值及生产费用构成价值的多重认识冲突之中。李嘉图因为明确而坚定的劳动价值论而被马克思称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尚未将决定价值的劳动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层次上做出区分，但他关于耗费劳动决定价值的思想是明确而坚定的。劳动价值论成为十九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主流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背景。一方面，劳资矛盾的尖锐化需要分配理论的发展，而价值理论是分配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劳动及劳动分工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到了约翰·穆勒的时代，他以为价值问题已经解决了，关于价值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了。可价值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现实问题。在小穆勒写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中的若干应用》的时代，欧洲国家劳资矛盾不断尖锐，工人运动风起云涌、工人阶级需要政治斗争的理论工具，需要自己的政治经济学。适应这一时代需要而发展起来的，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用剩余价值理论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进行辩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实质及其发展进行了无情的揭露。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石就是劳动价值论。因为有劳动和劳动力的区分，有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分析，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成为科学和彻底的劳动价值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对斯密和李嘉图尤其是李嘉图的继承和发展，当然也是对马格努斯和阿奎那的继承和发展。作为劳动价值论的继承和发展者，马克思既是古典经济学家，又是经院哲学家。
中世纪并不是劳动价值论的铁板一块。十三、十四和十五世纪的神学家奥利维、布里丹、尼德尔等人在讨论价值决定问题时，发现了需求、效用或者稀缺性的作用，理解了欲望及欲望强度变化与价值或者价格的关系。从需求或者效用的角度理解价值决定在历史上也具有连续的特点，如同从劳动或者成本的角度理解价值决定一样。古典经济学时代的萨伊，对效用价值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萨伊贡献的重要性，来自其清晰的阐述，来自他对经院学派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在萨伊看来，创造物质的能力不属于人类，人类所能做的只是创造效用。效用是主体对客体有用性的评价，它决定商品的价值。在古典经济学时代，萨伊不是效用价值论唯一的阐释者，但他却是效用价值论最清晰和最有影响的阐释者。萨伊在思想史上的卓越贡献之一，就是他的效用价值论预示着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兴起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从而预示着现代经济学的价格理论。
与宗教背景有关，斯密得出水最有用但没有市场价值而钻石很值钱却没有用的认识。这一“悖论”之所以成为悖论，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它是由著名的斯密提出来的。在斯密将这个问题作为问题提出来之前，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所以现代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会说，斯密这样随便一讲，浪费了人类两千来年的思考。这个问题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之后的边际革命中得到了解决。价值或者价格只是主体对客体满足主体欲望的有用性的评价。这种评价取决于客体的效用。供给的丰裕或者稀缺程度会影响人对物的主观评价。随着供给的增加，人们将物用于并非急需的领域，边际效用递减，价值随之降低。这就是边际效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中世纪以来价值理论发展的产物，边际分析方法是十九世纪以来经济学研究中数学应用发展的自然结果。
尽管并非某些经济学家为了对抗劳动价值论而别有用心地发明创造了边际效用价值论，但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发展客观上起到了对抗劳动价值论的作用。价值理论的意义，不在于价值理论本身，而在于它对分配理论的奠基作用。十九世纪阶级矛盾的深化，收入分配问题的凸显，也彰显着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的冲突。在马歇尔之前，关于价值决定的劳动价值论和效用价值论，针锋相对，互不妥协。
马歇尔相信“自然界不能飞跃”，相信各种经济理论之间不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冲突。关于价值究竟由供给或成本决定还是由需求或者效用决定，马歇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用剪刀裁纸时，是上刃起作用还是下刃起作用？当然既不是上刃也不是下刃，而是双刃。供求共同决定价值其实早就是常识。理论上陷入各执一端的长期争论，很大程度上是利益蒙蔽人们双眼的结果。人们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并将其视为科学，而最终解决问题的，还是最初的简单常识。马歇尔之后，再讨论价值是由劳动决定还是由效用决定，在理论上已经没有意义了。
麦客和地主还在讨价还价中。麦客是劳动价值论者，地主是效用价值论者。最后决定的工价，既不是100，也不是200，而是介于其间的某个数据。不是作为劳动价值论者的麦客说了算，也不是作为效用价值论者的地主说了算，而是市场或者供求说了算。
我们这个时代还是马歇尔的时代。
PS：本文刊载于《社会学家茶座》2014年第3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