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维迎评述胡温的十年说起 。
不久前,大陆学者张维迎曾这样评论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
张教授这段话重复了熊彼特1942年对资本主义的论断。他的原话是:“资本主义将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因为成功造成一种不利的社会与政治气候,造成一种几乎普遍地仇恨它自己的社会秩序的气氛。”
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或译为熊彼德,1883年2月8日-1950年1月8日)是一位有深远影响的政治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The creative destruction of capitalism)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资本主义概念。
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恶名而磨灭了熊彼特的分析努力。在前苏联如日中天时,他首先指出苏维埃仍然是一个资本主义帝国。只不过因为缺失民主政治而恶性“景气循环”(Business cycle)。
当景气循环到谷底的同时,也是某些企业家不得不考虑退出市场或是另一些企业家必须要“创新”以求生存的时候。只要将多余的竞争者筛除或是有一些成功的“创新”产生,便会使景气提升、生产效率提高。
但是,当某一产业又重新是有利可图的时候,它又会吸引新的竞争者投入,然后又是一次利润递减的过程,回到之前的状态……所以说每一次的萧条都包括著一次技术革新的可能,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陈述为:技术革新的结果便是可预期的下一次萧条。
在熊彼得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因此是同源的。
但熊彼得并不认为资本主义的优越性便是由于其自己产生的动力将而不停地推动自身发展,他相信资本主义经济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于其自身的规模。
他提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预言。
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对立的是,要用民主政治作为社会主义的补允。绝不是阶级斗争作为过渡。
熊彼特认为前苏联没有民主内容,所以,只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机器罢了。
1990年前苏联解体,是“被它的经济成功而不是被它的经济失败杀死。”苏联是在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时解体的。与胡温十年的经济规模同样庞大。
张维迎惊讶地是,“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是最好的十年;从社会和谐的角度是最坏的十年;从体制改革的角度,是失去的十年。”
如何评价胡温十年?
左中右都不懂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的解释。都陷在马克思的阶级论中。他们把中共固定在一个宗教信仰上,忘了他是一个政府。
政府与经济没有关系,只与政治有关系。
所以,只能从政治学评价胡温十年。
张维迎的“体制”角度,不是政治学角度,是伦理学角度。
政治与伦理不能混淆。正如老子讲的“天道与人道相反”,不能混为一谈一样。
我从西方理论、中国理论和世界历史三个方面评价胡温十年。
西方理论认为,胡温政府用货币杠杆避免了亚洲风暴的摧毁,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是集权的成功战例。若胡温处于中央常委弱势一方,可能中国会重蹈戈尔巴乔夫危机。
老子曰: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胡温用4万亿人民币拖动内需,是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2002年,江朱把政府交给胡温时,高储蓄外汇己有2万亿美元,世界工厂成型,约有1亿农民和4500万华侨脱离农业进城做工。
这就是中国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制产生的经济规模。改变它,就会让农业释放出来的农民工失业。胡温拖内需是与党产利益冲突的。
党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所以,即得利益集团议论纷纷,引发了薄熙来、周永康事变。习近平是为胡温政治收尾。今年十月重新天道出击。
美国1930也发生过同样的政治斗争。罗斯福连任四届的集权政治斗争,才使美国的金融危机纾困,走上一个镀金时代。
1990年,阿根廷总统梅内姆修宪集权十年,稳定裴隆党内斗争,直到2000年裴隆党四分五裂解体,才陷入金融危机之中。
纵观世界金融史,民主政治的附产品就是金融危机。
张维迎的“体制”改革,是贫富差距的道德追求。他把自然权利抽象化了,用伦理方法述事,把中国体制改革引向歧途。
真相是,胡温十年用集中权力办成了拖动内需大事,让2.5亿农民进了城,避免了金融危机。
这项体改还不及时?可能后无来者了。
至于张先生的自由民主人权,可能不到1%的人关心。
中国的左中右关心此此事,但是,他们不代表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