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首相安倍晋三9月29日在施政演说中十分罕见地表示要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为了建立稳定友好的关系，希望尽快实现首脑会谈，通过对话发展战略互惠关系 。”在中日关系乌云密布的阶段，安倍的表态，能否改善中日关系，并使中日关系拂去乌云现出晴天？有待进一步观察。
9月22日起，日中经济协会代表团对中国展开为期6天的访问，200多人的规模被认定为日中经济协会“史上最大规模访华团”。日媒解读，日本经济界“超级访华团”将为改善日中关系、尤其是两国首脑会晤探路。
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由日本经济界高层组成，日本丰田汽车名誉会长张富士夫、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榊原定征等皆在其列。日中经济协会自1975年以来几乎每年都要派遣访华团，这次是第40次，参加者仅企业界就有150人左右，是历年最多。日中经济协会访华团有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先例，在中日首脑会谈迟迟未能实现的情况下，访华团希望能与中国高层会谈，为改善两国关系铺路。
国务院副总理汪洋9月24日在北京接见了来访的代表团成员，汪洋主动提到希望尽早重开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日方认为这是中日关系趋向好转的一个象征性时刻。但对日方在会谈中提出的希望尽早实现两国首脑会谈，汪洋并未给出明确答复。代表团原本希望习近平接见，这个要求也没有实现，这是日本访华团连续5年未能见到中国最高领导人。
针对安倍急于实现中日首脑峰会的表态，中方实际上已多次表明态度，中日关系困难局面是由于日方在历史和钓鱼岛等问题上一再采取挑衅行动造成的。日本要做的是采取真正措施，以诚实态度正视和反省侵略历史，停止一切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行为，以实际行动纠正错误，改弦更张，为改善中日关系作出努力，消除影响中日双边关系的政治障碍。
7月1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也曾明确表示，“当下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非诚勿扰。日方如不端正态度，不采取实际行动，中日关系的改善就无从谈起”。
中日长期冷战敌视并不利于中日两国的经济发展，也不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应负主要责任，但促使两国关系一步一步恶化的原因相当复杂。这些原因包括历史造成的“世仇”，还有借外交事件转移国内矛盾，在国际层面上两国经济与国力的竞争以及民间借此发泄心中长期积累的不满等等。
日本在二战后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看来，虽然是“一衣带水”，但远远称不上“友好邻邦”。尽管亲身经历日本侵华战争的人越来越少，但在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中，日本是与中国有世仇的国家。有“世仇”的国家如果发生有关国家尊严、领土权利、经济利益方面的争执，当然不会像在两个友好国家之间那样容易解决，尤其是国内出现政治或经济方面的危机，这种外交争执就非常容易被用来转移各种矛盾。
在2012年初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发起购买钓鱼岛募捐活动时，尚未摆脱持续数十年不景气的日本经济因为国际金融危机雪上加霜，持续出现负增长，“人口老化、出口消失、公共债务扩大”等因素，使日本重新陷入技术性衰退。政治上，日本首相易人的速度也如同“走马灯”似的频繁转换，党派之间和一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无休无止，安倍晋三在这样的背景下于2012年再度回任自民党总裁，之后在同年的选举中以高票赢得日本首相一职。
以鹰派著称的安倍晋三想要长期保住首相的位置，必须从经济持续低迷的现实中，找出一个可以让公众看到希望的亮点，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展开竞争，这或许是安倍认为赢得民心最有效的杀手锏。
中国领导层十年换届也在当年展开，因为薄熙来事件的偶然曝光让高层的权力斗争公开化，社会不公贫富悬殊导致各地群体性抗议事件此起彼伏，惊人的贪腐加深了民众对权贵利益集团的仇恨。时任领导人对国内政局到了几乎手足无措的地步，即便维稳经费大过国防开支，仍然不能解决国内棘手的社会矛盾和政治分歧。
石原慎太郎挑衅式的购买钓鱼岛之举，正好为手足无措的官方解围，中国民间社会对日本隐隐约约的隔代仇恨，变成了又一次被欺负、被强占领土的现实考验。中日关系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僵局并不奇怪，钓鱼岛纷争，导致两国民意汹涌抗议不断，令双方的政治家都变得越来越焦躁。舆论主导下的强大民意迫使政治家相互硬碰，生怕留下软弱的口舌。
中日关系能否回暖，两国高层乃至民间能否重建信任，从而缓解一系列重大危机，打破目前的外交僵局，取决于两国政治家的智慧和魄力，也取决于两国官方和民间的共同努力。实际上，中日邦交正常化4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中日友好绝对有利于人民交往有利于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当年日本不少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想方设法排除右翼势力干扰，冒着极大危险发展中日关系，至今翻起这段历史，仍感人至深。
当年日本不少政治家和民间人士，想方设法排除右翼势力干扰，冒着极大危险发展中日关系，至今翻起这段历史，仍感人至深。回顾中日两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交往史，不难发现一个定式：每当中日官方关系趋冷的时候，中日民间关系就显得相对活跃，从中起到了抑制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的作用。中日两国交往在最近的半个多世纪中，曾经出现过一些波折，今天人们谈得比较多的中日关系“经热政冷”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也曾存在。当时围绕承认中国问题，中日间交锋的焦点就是“政经分离”和“政经不可分”。而中日加强民间交往，抑制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使中日不仅在经济上“热”，而且在为政治上的“冷”解套。
从毛泽东时代起，中国领导人就长期着眼于争取日本支持。中方在不能官方建交时便搞“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终于促成1972年的邦交恢复。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引进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也大多来自日本。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进入了“政冷经热”的阶段，日本各大厂商纷纷把生产基地转向中国，以致其国内有“日本产业空壳化”的声音。2006年中日贸易额突破2000亿美元，超过日美贸易额，中国从此成为日本最大的海外投资国。
周恩来生前多次强调，日本与中国是一衣带水的友好邻邦。邓小平、胡耀邦生前明确提出中日两国要以和为贵。1984年，邓小平说：中日两国要世世代代地友好下去。胡耀邦更加直截了当的指出：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达人大观，放眼长远。
钓鱼岛的领土争议，是历史遗留下来的产物，前人已给后人提供了务实的思路。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时，周恩来即表示了“搁置争议”的意向，周恩来还说，现在台湾倒是有一些人挑动钓鱼岛的问题，我们不要去理它，我们要把它放在一边，我们不谈钓鱼岛的问题。1978年，邓小平明确继承了这一方针，邓小平在日本说，把钓鱼岛问题搁置起来，为的是不让钓鱼岛问题成为妨碍两国之间正常交流的障碍。1982年，邓小平重申把领土争端放在一边，解决的办法是两边各自让一步，不要妨碍我们做其他事情，还有很多其他事情都可以做。
日本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近7000座岛屿，人口接近1.3亿。日本也许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样，在走向老龄化，但日本绝不是一个没有创造力，正在衰竭没落或一无所有的国家。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经历过日本占领新加坡、日本在二战中的毁灭以及它不屈不挠重新取得的辉煌的时期。李光耀认为，不把日本当回事是“愚蠢的”。20世纪80年代，日本作为经济增长引擎引领全世界，但在之后的20年，债台高筑的日本彻底“迷失了”，但日本并没有陷入真正意义上的衰落。
正如牛津大学名誉校长彭定康所言：“自2002年以来，日本的人均收入每年增长0.9％，高于美国和英国；即便在经济衰退最严重的年份，失业率也从未高于5.5％，2012年底的失业率为4.1％；社会凝聚力依然强大；通过巨额海外投资，日本公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面向全球。日本目前仍然以相当大的优势，保持全球第三大经济体的地位，从平均水平讲，日本国民的富裕程度是中国公民的8倍。”
